日本经济衰退时期，因过劳、裁员、看护父母等因素，超过百万的中年劳动者被迫从职场中消失，蛰居在家，靠父母资助或共享父母的养老金生活。

脱轨的他们，如何在父母离世后找到出路，避免“孤独死”的悲惨结局，正成为日本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文 | 肖思佳

编辑 | 温丽虹

蛰居在家“啃老”30多年后，56岁的牧冈伸一孤零零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密不透风的住宅中，骨瘦嶙峋的伸一倒在屋内，垃圾几乎淹没整个房间。上门整理遗物的弟弟二郎，不得不用脚踢开杂物开道。在铺满地板的垃圾堆里，二郎翻出了不少煎饼包装袋。这意味着，哥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过新鲜食物，一直是靠速食维持生命。

兄弟二人已有5年没见。10几年前，父母相继去世，伸一靠着双亲留下的遗产，和社会工作人员偶尔送来的食物生活。尽管日子艰难，伸一却始终拒绝就医和政府支援。生前最后一次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时，恐惧与外界交流的伸一，仍旧保持着回避的态度：“不要紧，没关系的，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然而10天之后，伸一就因营养失调而饿死在家中。

在遗物中，二郎找到了哥哥生前的工作笔记，里面记载着哥哥年轻时跌出职场，最后成为一名蛰居族的全过程。二郎发现，原来哥哥也曾是一名有为青年。考大学失败后，高中毕业的伸一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图书销售员，他会在笔记本上，认真记载着需要打交道的客户信息，还会用工资带父母去旅行。后来，为了追求稳定的工作，伸一考上公务员从事医疗行业。然而等待他的，却是长时间的加班和无休止的劳累。被工作压垮的伸一，身体和精神双双出现问题，最后遭到解雇。

那段时间，失去健康和工作的伸一，终日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不与家人交流。只有在笔记本里，伸一才会袒露心声，他绝望地写道：“就业、教员、公务员。活着没什么意思。活着一点都不好玩。连健康也没有了，为了工作而工作，脑袋是空的。“

图 | 牧冈伸一在笔记本上写下的心声

伸一的故事并非个例。如今的日本，有着千千万万个像伸一这样孤立生活的“蛰居族”。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在日本，四五十岁年龄段中选择“家里蹲”的人数达103万。在四五十岁这个本该年富力强、充当社会中流砥柱的年龄，他们却因种种因素长期跌出职场，脱离社会，依靠父母的资助或和父母共用他们的养老金生活，成为“消失的劳动者”。

出生于1960年的川本正，和卧病在床的母亲居住在名古屋市南部工业区的一栋破旧长屋内。他年轻时被工作压垮身体，无奈离职后一直单身，和父母生活至今。2014年，父母相继病倒，川本不得不放弃靠帮人搬家赚取的兼职收入，专心在家当起了“全职儿子”。

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一家三口只能靠川本父母的养老金生活。然而，患有心脏病的父亲的突然离世，给了这个家庭更加沉重的打击，原本每月26万日元的养老金，骤降到16万日元。扣除掉房租、水电、护理费等必要支出后，留给川本母子用于生活费的钱仅剩3万日元。生活入不敷出，川本一家不得不在社会帮扶机构的救助下生活。

一个更加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今依靠母亲的养老金度日的川本，一旦母亲去世，生活将会陷于何种境地？

在和川本接触的过程中，帮扶中心的平坂先生对川本的状态感到忧心。根据过往的援助经验，脱离工作的时间越长，受助者就越难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而川本也明显有着回避重新工作的倾向。

即便心里也清楚，依靠父母的养老金生活并非长久之计，但与外界社会长期隔绝的生活，已经剥夺了如川本一般蛰居在家的人的改变现状的动力和能力。和职场长久脱钩后，自己真的还能找到一份既能方便照顾母亲，又能胜任的工作吗？对此，川本感到担忧。

受困于对求职受挫的恐惧，许多蛰居者迟迟无法迈出第一步。一些人甚至会将“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当作自我暗示的托词，告诉自己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能工作。

在日本，经济滑落的30年孕育了一批啃老族。父母依靠孩子，孩子依靠父母的养老金，实现了共同依赖，达成了某种平衡。即便不工作，靠着父母的养老金，一家人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在日本，这也被称为“8050问题”（父母80多岁，孩子50多岁）或“7040问题”（父母70多岁，孩子40多岁）。但正因如此，这一本该暴露在社会中的群体也被掩盖了起来，等到父母去世后，他们的人生往往已难以转圜。

2011年，佐佐木哲夫的父亲去世了。这年，他51岁。此后的时间里，佐佐木只能依靠着父亲留下的300万日元存款，和家旁边一处小小的停车场带来的每月5万日元的收入生活。除此之外，由于长期欠缴养老保险，即使到了领取保险的法定年龄，佐佐木每月也仅能领到5万日元。

为了省吃俭用，佐佐木将每月的花费压缩、控制在3万日元左右。父亲去世后，佐佐木失去了所有经济来源。这名身高1米75的男子，体重不断下降，勉强只有50公斤。一次测体重时，他惊讶得发现自己的体重甚至掉到了40公斤，忍不住惊呼出声，产生“体重秤坏了吗”的怀疑。

出于对存款日益减少的恐惧，佐佐木仍然强迫自己节俭，以最低标准的食物维持生活。为了克制口腹之欲，烹饪食物时的佐佐木拒绝使用任何调味剂，因为“一旦吃的东西美味起来了，对我来说反而更为苦恼——我会想出去吃更好吃的东西。”

在佐佐木心头，对坐吃山空的不安始终挥之不去：“等到父亲留下的遗产花光那一天，我的财路就会彻底断绝。如果真的花完，我恐怕也会被这个社会彻底抛弃吧。”

随着日本社会的各类报道，“消失的劳动者”这一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大约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号称“一亿总中产”的工薪阶层家庭。然而，这些生于中产家庭、在经济快速增长中舒适地度过了童年的一代人，却在后来的成长中，不断面临时代变化的捶打。

出生于1965年的原真由美，曾有过一段充实的工作经历。20多岁时，她凭借海外留学经历，成为一名外资证券公司的派遣员工，时薪2000日元。最多的时候，月收入能达到40万日元。在一张记录青年时光的老照片上，身穿时髦西装的由美，和同事们围坐在一间意大利餐厅的桌旁，举起酒杯，对着镜头留下一个灿烂的笑容。

光鲜亮丽的职场生活，在她45岁时戛然而止。受到美国雷曼事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由美遭到公司裁员，失去了这份维持体面生活的工作。在就业寒潮下，年过40的由美费尽全力，只找到一份月薪14万日元的饭店工作。但因为自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消费市场迟迟没有复苏，饭店的客流量不断下滑，饭店不得不解雇了一批员工，由美再次失业。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许多人走过的真实一生。

以经济泡沫为开端，由美和伸一这代人共同见证并经历了就职冰河期。在1993至2004年间，许多企业开始降本增效，缩减应届毕业生的录用人数。在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许多无法在校招时求得正式工作的毕业生，只能被迫作为非正式员工转入打零工赛道，使得非正式雇佣制迅速普及。这代人也因此被称为“非正式第一代”。

失去饭店的工作后，由美便不断辗转在各种非正式工作间，靠打零工生活维持生计。她当过自动贩卖机的补货员、统计车站内乘客人数的计数员、古书店的仓库理货员等，这些工作的时薪大多在1000日元上下。年过50的由美，仍和五个陌生人合租在一栋房间里，过着拮据的生活。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小衣柜，就足以将她那间不足7平方米的小房间塞满。她用桌上仅有的空间来放置餐盘，独自品尝由便宜蔬菜店采购来的煮菜或意面。

2018年4月，由美的派遣合同到期。即便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她还是不得不离开这个仅工作了6个月的岗位。对频繁更换短期工作的由美来说，这早已是家常便饭。“已经过了50岁，但感觉未来的生活并不会有什么好转，没有像样的技能，也没有什么目标。感觉人生陷入了僵局。”

相比终身雇佣制的正式工作，非正式工作一旦期满，从业者就必须通过跳槽来更换工作。年轻时，这固然是可行之道，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不仅很难再求得一份好工作，同时还要面临薪资待遇的下降。如此一来，等到彻底找不到工作那天，非正式劳动者只能被迫“消失”，成为和社会脱节的“消失的劳动者”。

一旦成为“消失的劳动者”，再重新链接入工作的可能性就变得微乎其微。因为，企业在录用中年人时，通常期望对方能够立刻上手工作，而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培训成本。

可以说，非正式工作从业者，是作为“消失的劳动者”的预备役而存在着的。但置身于穷途末路中的他们，往往还承受着日本主流社会的偏见，被普罗大众认为“从事非正式工作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咎由自取”。在面对社会调查时，许多受访者表达出了这样的哀怨：“即使去面试，也会被无情地问及‘你之前都在做什么’。”“明明没有孩子，却一直从事非正式工作，他们都说是我自己的责任，这让我很难受。”

另一方面，在职场之外，日本老龄人口长寿化所带来的看护问题，也是造成这一群体“踏空”的重要原因。

面对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又不愿意投身养老院的父母，许多人不得不放弃难以兼顾的工作，持续看护父母数十年。但越是投身看护，看护者与社会的联系就越薄弱，甚至因痛苦引发精神疾病，陷入恶性循环。

曾经，20几岁的佐佐木因为父母的要求，辞去了电池制造企业的正式工作，回家继承打理被褥店。不幸的是，佐佐木28岁那年，母亲遭遇车祸去世，3年后，父亲又因脑部病变导致身体失调。弟弟、妹妹相继结婚后，佐佐木不得不担起照顾父亲的重担。

到了他46岁这一年，曾经生意红火的被褥店，受到机械生产的便宜棉被冲击之后，也在时代的变化下失去了最后的生机，关门倒闭了。从此，照顾父亲成了佐佐木生命的主线。

随着父亲的衰老，看护任务变得越来越沉重。每当父亲想要外出时，佐佐木便要从床上抱起父亲，转移到轮椅和车上。长时间的看护，使他落下了腰伤，只要站起或坐下就会剧烈疼痛。晾衣服时，佐佐木常反复搓揉着自己的腰部。除此之外，他还患上了前列腺肥大的慢性病，需要每天服药。

身体上的损伤增加了佐佐木被企业拒之门外的概率，更使他彻底丧失了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自信。“在我与工作之间已经砌筑起了一堵高墙。”长期游荡在就业市场之外，父亲离世后的佐佐木，变得孑然一身，只剩贫穷、孤独和无意义感，不断侵蚀着他的生活。

图 | 因照顾父母蛰居在家的中年人

2018年春天，佐佐木邀请曾上门拜访的NHK节目组工作人员前往公园赏花，瘦弱的他在结伴的人群中，沿着一排樱花树缓慢向前踱步。

“我为什么成了孤家寡人呢？在那边坐着赏花的人们，在社会中都有一席之地吧。而我不管在这儿走多久，终究还是无法融入社会，我甚至觉得自己在社会中根本都不存在，突然觉得自己存不存在其实都无所谓了。”置身热闹的人潮中，佐佐木面对镜头，忍不住对人生发出了诘问，“你们都有能称之为‘人’的部分，而我却没有。”

背对着樱花树，坐在长椅上的佐佐木，默默吃着便利店买来的饭团。赏花的游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强风吹过，花瓣漫天飞舞，遮盖住了这个中年男人落寞的背影。“我几乎从社会消失了”，他说。

“如果生活孤立无援，这些人一定渴望寻求帮助，强烈想要回归社会吧。”许多并不了解“消失的劳动者”群体的人，很容易想当然地这么猜测。

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被剥夺了前进力气，连思考和情感都变得迟钝。他们甚至无法发觉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因而失去向外界求救的动力，外界也无法向其提供帮助。最终，他们只能如牧岗伸一般走向“孤独死”的结局。

生活在伊势市的角谷先生，就是上述人群中的一员。

自从父母分别在2000年与2003年相继去世后，角谷便开启了自暴自弃的生活，饮食混乱，身体逐渐变差。

失去父母、健康和收入，角谷只能打零工维生。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放任自己过着一种流浪汉般的生活，他常去各个垃圾场，捡些生活用品和“看似可以卖出去赚钱”的东西回家。久而久之，角谷的家里被垃圾堆满了。垃圾堆叠成山一样的高度，完全遮挡住了玄关处的拉门。到了晚上，角谷干脆直接睡在垃圾堆的凹陷处。

这种生活完全失去人类秩序的状态，在日本称为“自我虐待”。据东邦大学看护学部的岸惠眉子调查显示，“孤独死”的人中有七成具备“自我虐待”的特点。“自我虐待”者虽然没有寻死的举动，但因为失去生活的希望，已经放弃为自己营造出适合生存的环境，任由自己自生自灭，在无意识中朝着“自杀”的方向迈进。

图 | 被垃圾包围的蛰居者

个人的危机，也是社会的危机。蛰居在家靠“啃老”维生的人们，实则是失去活力的社会的缩影，二者同样急需得到解决。

随着日本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愈加严峻，日本已步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估测，到2050年，日本15至65岁的劳动人口将不足6000万，比巅峰时期减少了2000多万。在这样的背景下，却仍有100多万处于中坚年龄的劳动者，因看护压力或非正式聘用等障碍，被排挤在劳动市场之外。

在NHK节目组的制作人员看来，“消失的劳动者”的存在，本身就对社会提出了质问：日本的目标是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还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把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放在首位呢？

日本家庭社会学专家、房东大学名誉教授宫本美智子也指出：“必须让日本社会认识到，对不能工作的人视而不见、仅凭在大企业工作的人才建设经济大国这一方针路线是错误的。在人口负增长的当下，应该重视每一个个体，以建设所有人都能幸福生活的社会为目标。否则，这个社会终将崩溃。”

如何帮助这些人摆脱岌岌可危的生活状态？日本大阪府丰中市首先做出了响应。

负责提供就业帮扶的生活支援科成员滨濑宏司，曾向NHK节目组的人员展示了自己的工作内容：通过深入与企业交流，收集需要劳动力的工作岗位和内容，再将这些岗位提供给合适的求职者，持续帮助他们达成实际就业，直到其就业情况稳定为止。

在劳动力缺口越发严重的当下，将就业帮扶与政策相结合，一些企业逐渐开始接纳这些“消失的劳动者”。宏司将开拓并收集来的企业信息，按企业概要、具体工作内容、需要的人才分类，整理成表格，这些文件铺满了五张桌子。

一名半年没有工作的女性，被领往心仪的企业进行参观。尝试以现场近距离了解工作内容的方式，来帮助中年无业者们重拾胜任工作的自信，丰中市采取的这一办法发挥了效果。参观企业一小时后，这名女性逐渐从开始的紧张不安，变得放松起来，开始主动向企业方提问。

政府与当地福利机构合作，持续跟踪中年无业者的生活，为他们提供真实、密切的求职帮助，帮助他们重获自信，而不是停留在讲座敷衍了事。如今，这一做法得到了日本各地的借鉴。

曾生活在垃圾屋的角谷，也成了帮扶对象之一。

2017年5月，凌晨两点半，巡逻的警察在街头注意到了因寻找食物而徘徊的角谷。正当警察向他询问之际，角谷突然脸色苍白地倒在地上，陷入昏迷。这成了角谷暴露困境的契机。很快，当地生活支援中心就发动本地居民，对角谷展开了救助。

一开始，无论工作人员如何在门口搭话，角谷始终闭门不出。第二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时，虚弱的角谷才从屋内走出来。那时的他胡子拉碴、全身黢黑，连站立都十分勉强。工作人员决定先帮他吃饭、洗澡，之后，又发动本地居民，集结了20余人，帮角谷收拾了垃圾屋。

帮助被社会隔绝在外的群体时，让他们重新恢复和人的链接，至关重要。相比精力有限的帮扶人员，邻近的居民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帮扶人员的劝说下，原先将角谷看作危险人员，对他避之不及的居民们，开始轮流拜访角谷，或是在路过时主动与他打招呼、聊聊天。慢慢地，角谷从总是低着头，不愿与人对视的状态，逐渐挺直了腰板，开始尝试与人交流了。

曾经封闭、孤立的世界一旦被打破，受困其中的人便有了顺理成章融入世界的出口。2011年11月，感受到周遭善意的角谷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开始寻找工作，重新建立与社会的联结。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角谷最终在患有心脏病的情况下，得到了一份养老机构的看护工作，每周工作三天。

一两个月后，角谷逐渐适应了这份工作，收获了久违的自信。如今，不再需要麻烦他人，角谷也能应付每天的生活。他期望，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能够一直继续工作下去，“只要能够普通地生活到最后就好了。”

*参考书目：《消失的劳动者：放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