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千叶市川居住10年，取名为“佐藤贞次”，他的孩子也均以“佐藤”姓之，门牌上也挂着“佐藤”的铭牌，并和四周的邻居相处和睦。7月24日后，他突然从日本警视厅双重监视的眼皮底下消失了，由此闹出了朝野震惊的“市川事件”（因郭住在市川），日本警视厅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他们马上传讯并拘留钱瘦铁等有着重大嫌疑的人士，并迅速通过东京地方检察机关同意，于8月10日正式对钱瘦铁等宣布实行逮捕，进入审理程序。据日本东京法院三审判决书第五条载：“同月23日，由黑田（善次）介绍，往东京世田谷区上北835番地，访问反战左翼作家，卓也江沙，将黑田托中国大使馆馆员吴曼转交登载马诺尔斯基在国际共产党第七次世界大会，讲演之杂志一份，为日本人民战线运动是当前方针，以及其他战术指示的意见书各一份，并给佐野（袈裟美）信一封，内商量如何送日本左翼青年潜赴上海，开展活动，并给佐野准备赴华之旅费200元。”钱瘦铁于7月24日护送郭沫若归国上船的前一天，还在传递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关于日支人民战线的当前方针等情报，并商量送日本左翼青年赴上海及资助佐野袈裟美等事。可见钱瘦铁正紧张而全面地斗争在谍报第一线。因此，日本警视厅把他视作整个“市川事件”中的主犯，重点审判。
郭沫若（左后）郁达夫（前坐）成方吾（右后）在日本
据日本武继平根据新查到的警方史料记载，认为：“迄今为止,笔者不止一次在有关书籍上读到或听人言及‘市川事件’。所谓‘市川事件’,指1937年帮助郭沫若逃出日本的三个人物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的案件。三个人中除了金石篆刻家钱瘦铁以外,另两名都是日本人。一位是家住千叶县市川町的眼科医生藤原丰次郎,另一位是居住在东京小石川区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佐野袈裟美。郭沫若跟前者从1928年开始亲密交往,在自传《跨着东海》中提到他曾‘平静地和藤原谈政治和文学’。过去笔者所见对‘市川事件’的叙述都是说这三位人士由于协助郭沫若出逃被捕。然而,据最近查到的警方史料得知,这批人的被捕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
藤原丰次郎公开职业是眼科医生，他与佐野袈裟美都参与了郭沫若归国行动。钱瘦铁在日支人民战线中的活动，他们是主要的联络员，而且佐野是一位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著有在日本甚有影响的《中国历史教程》，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也是属鹿地亘“抗日反战同盟”的重要成员。殷尘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亦有记载，钱瘦铁在郭沫若归国前数日，带佐野见了郭沫若与金祖同。为此，殷尘在书中写道：“看来，我好像知道佐野是一个同情中国的左倾人物，同时我知道叔厓在此地是有秘密工作的，因为他们谈的很投机。说不定是往来很密切的。”从当时的整个背景来看，钱瘦铁是全面从事抗日谍报工作的，护送郭沫若归国仅是其中一项任务，所以武继平才根据新的警方史料得知：“这批人的被捕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
实际上在整个“市川事件”中被捕的不仅是钱瘦铁、藤原丰次郎（39岁）及佐野袈裟美（52岁），另外还有：陈文澜（41岁，文澜日学院经营者，中国籍）、佐藤正三郎（30岁，贸易者，日籍）（以下均是日籍）、田中中夫（49岁，著述业）、今关寿磨（53岁，著述业）、广田义夫（46岁，学艺社主干）、冈部信次（29岁，著述者）、野见晴夫（27岁，著述者）、小川茂辰（46岁，无业）。从年龄构成来看，以中青年为主，从职业来看，大都是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他们是一些有着相当社会层次与思想认知的日本知识分子。而中国的钱瘦铁当时41岁，金石书画家；金祖同，23岁，甲骨文字学家；王芃生，55岁，日本史专家；许世英，64岁，大使；王道源，41岁，美术家。由此可知，日支人民战线正是由这批有正义感、有社会良知的反法西斯精英组成，他们在日本所组成的隐蔽战线，有力地支援、帮助了中国国内的抗战。
由于钱瘦铁是整个“市川事件”的要犯，因而对其的侦查、审讯、公诉、审判紧锣密鼓地进行。据日本警视厅“日支人民战线”的谍报活动记载：“支那事变后，钱尤其注重收集与事迹有关的情报，通过田中中夫、佐藤袈裟美等人探得我国对支方针、军部动向、动员派遣兵力之情况及其他有关军事机密并密报给大使许世英。”随之列出了具体的11条情报，而且分别以A和B区别了情报来源。
钱叔厓共收集我方11条军事情报，具体如下：
A：1937年7月20日至8月7日从田中中夫处所获以下情报。
1.传闻日本对华进攻大致攻到保定为止。
2.驻扎在广岛、熊本和姬路的各个师团已经接受出师动员。
3.已有二三十架飞机自立川飞往北支。
4.日本有动员结集二百万大军的计划,现已耗资五百万用于购买货运汽车。
5.辎重兵的召集人数颇多。
6.为使将来日苏冲突时有备无患,不将精锐部队派往支那。
7.此次事变（七七事变）跟林内阁（笔者注，林铣十郎内阁【1937.2.2-1937.5.31】）即将倒台时关东军提出的意见书所作的陈述大体相同。
8.传闻已有大批军队派往台湾,真正目的是取道福建从后方对南京进行牵制。
B：1937年7月20日至8月7日从佐藤正三郎处所获以下情报。
1.日军已向北支派兵十万。
2.每日有三十架飞机从日本飞往北支,现总数已达三百架。
3.已有一万辆货运汽车由日本运到北支。
这些情报包括了日本对中国入侵的方针、军事部署、兵员装备调动等，而且相当具体。在接下来8月10日的审问中，钱瘦铁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地谴责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于是，相当流传的版本是《钱瘦铁年谱》中所讲：“在法庭上，当要他下跪时，钱瘦铁断然拒绝并怒斥曰：‘这不仅是侮辱我，而且是侮辱我整个中华民族。’画押时血气方刚的钱瘦铁拎起铜墨匣向法官头上砸去。”然而，据后来揭秘的1939年9月13日日本东京法院对钱瘦铁案三审的判决书最后一项裁定：“六，昭和十二年，12月12日午后九点，在东京本乡区区答警察署特高课密室，以违反经济保护法嫌疑，被警察署高警察部外事科，警部端野义雄审问时，被告以为将其当作中国间谍而处死刑，不如先去杀死警部然后自杀。突然从桌上，夺取烟灰缸之铁盖，对正在录口供的警部之前额数次大力击打，并对后来上前阻止的警署勤务巡查柳泽慎太郎殴打其左前额，日本警署勤务巡查，柳泽慎太郎阻止其对端野警部谋杀未遂，端野前额负伤。被告同时举铁盖猛击其右额部，并朝墙壁猛撞，企图以此自杀。三审维持原判。”
这可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份原始档案，即在8月10日的审问中，钱拒绝下跪是可能的，但并没有“拎起铜墨匣向法官头上砸去”。如有，判决书必然会写出。而且8月10日是初审，有些案情还不清晰，特别是钱瘦铁从田中中夫和佐藤正三郎处所获情报的情况日本警视厅还未查获。而经四个多月后的12月12日再次审问时，这些情况日方已掌握，而且这次审问时有几个相当重要的特点：1.即是在“特高课密室”，也就是说这次审讯是特高科主持的秘密审问，而非法庭审讯。2.原来破获“日支人民战线”谍报组织的是日本警视厅的“外事课”，就是主管取缔在日本外国人犯罪的部门。如郭沫若1928年8月1日遭日本警视厅的拘留，审问的就是外事课长：“我（郭沫若）却先问了那位绅士的身份，旁边的刑士代替他表白：是警视厅的外事课长。”但这次却是特高科，即随着案情的升级，由特高科接管了。由此可以推断，8月20日的初审是由外事科进行的。按日本警视厅的建制，下属有“特高课”“劳动课”“内鲜科”（主管在日朝鲜人）、“邮检课”及“外事课”等五课。特高课是日本最高的法西斯间谍情报机构，其首脑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3.钱瘦铁根据眼前的这种情况，明白他是被作为中国间谍由特高课来秘密审问了，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于是性格刚烈、宁死不屈的钱瘦铁才上演了一幕大闹秘密审讯室，用烟灰缸之铁盖大力打击日特高课审讯人员，并同时用铁盖猛击自己右额，朝墙壁猛撞，想以身殉国的英勇壮举。在与特高课审讯人员搏斗及自戕过程中，钱身负重伤，头上额前鲜血直流，后经同牢的一位通晓医术的朝鲜难友医治，方才转危为安。
在钱瘦铁被判刑期及如何出狱的问题上，以前也都有误传，如郑重在《性格决定命运》中记载：“结果以扰乱治安罪及杀人未遂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由于日本友人的营救，钱瘦铁于1941年6月提前出狱。”
日本东京法院正式对钱瘦铁的第一次庭审是1939年6月20日，判有期徒刑三年，钱不服上诉。1939年9月17日是第二次庭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钱没有再上诉。因此，钱的正式服刑时期是1939年10月10日，是有期徒刑三年而非长期以来一直误传的四年或五年。在钱1937年8月10日被捕至1939年10月10日正式判刑，其关押地点是日本东京市丰岛区巢鸭1-3277东京拘置所内（拘置所即是拘留所），钱1938年11月8日从日本写给其妻张珊信的落款就是这个地址。而从1939年10月正式判刑后，即入监狱。如钱1940年3月9日给其妻信的落款地址：日本东京市中野区新井町三三六。关于钱瘦铁被提前释放的原因，无论是钱本人还是相关传记及记载，都一致认为是日本友人的帮助，如《钱瘦铁年谱》中即载：“6月，由于朋友的营救，钱瘦铁提前出狱。”实际上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1940年2月11日是日本重大的“纪元节”（后改为“建国纪念日”），这一天日本天皇发布“恩赦”令。因而钱瘦铁于1941年5月被提前恩赫释放（而钱的拘押期却要2年2个月，从1937年8月10日至1939年10月10日）。由此也可证实以前相关钱出狱的记载有的说是1942年，显然是不确切的。
钱瘦铁被判刑的罪状主要有两条：即《钱瘦铁年谱》中所载的：“结果以扰乱治安罪及杀人未遂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而他相助郭沫若归国因实际证据不足，并没有定罪。在东京法院的三审判决书中，也仅在第四项提了一下，主要是他在日支人民战线中的谍报活动，传递情报及帮助日本左翼人士赴华参加反战同盟等。为此，该三审判决书在前言中带有主导性地写道：“因而，被当时在中日两国旺盛开展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企图加强其联系，使我国内反法西斯斗争愈加活泼，以达成其所期的目的。”即钱所从事的大目标是反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坦率地说，钱瘦铁在日本所从事的大量的反法西斯谍战工作，其罪名并不轻，东京法院的三审判决书中的“六宗罪”，其中有几项都是致命的。但为何没有枪毙，而仅是判了三年，后又获提前释放。而且在整个关押期间让他独处一室，可以书画篆刻及读书看报，如钱在1938年10月20日狱中致妻书中云：“珊珊贤妻如面：余七月十日转拘于此，此间清静，空气良佳，窗明几净，正好读书修养，身体健康，幸勿悬念。”1939年6月19日致妻书中曰：“珊珊：昨接来信知悉一切，吾居此独处一室颇清洁，庭中雪松五株，杜鹃花数本，有时鸽雀飞集，大有诗意，案有秦汉以前书，商周金石文字之帖，囹圄独居疑是琅环福地，佛说一念为善，火坑中是有青莲，信然。”尽管这里面有安慰妻子的因素，但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恶劣，钱也没有遭受拷打用刑。
据笔者查考，在与钱同时被捕的另外10人，也大都判得不重，有的还被释放了。如日支人民战线的负责人田中中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判2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小川茂辰、中山龟次也以同样罪，判2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佐野袈裟美也以同样罪仅判1年。而藤原丰次郎、佐藤正三郎均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1947年2月钱瘦铁在日本东京
以上悬念，应当讲是涉及到了一位当时在日本警视厅、检察院、法院深有影响的人士，这位人士在郭沫若流亡日本的十年时间中，也给予了必要的保护，从而使郭沫若能基本上比较稳定、安全地从事著述，但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叙述。
钱瘦铁在战后曾去过日本，其身份是联合国占领军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秘书之职。《钱瘦铁年谱》载：“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五十一岁。为了扬眉吐气，以联合国占领军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秘书之职赴日本东京，同时受戴英浪嘱携木刻协会作品二百余件在东京银座三越吴服店举行木刻展览会，并组织中华俱乐部为会长，和青山和夫等组织群众读书会，赞助日本人民战线的活动。”但据日本学者、书法篆刻家崛川英嗣在《窥见日中篆刻交流的一面（六）——钱瘦铁与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后传一）》中载：“但从当时拜托钱瘦铁题斋号以及章印的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近代小说家、唯美派文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随笔《潺潺亭》中可以了解到，实际上钱瘦铁来日本的时间为1946年……此随感写于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即1946年11月。”谷崎润一郎是日本著名作家，曾考入日本帝国大学，后因付不起学费而辍学。汉学造诣深厚，少年时即能写汉诗。代表作有《刺青》《春琴抄》《细雪》等，曾7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以8年时间从事《源氏物语》的今译，曾获日本文化勋章。1918年只身到中国游历。返日后写《上海纪行》《苏州纪行》《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1926年再度访问中国，在上海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钱瘦铁等人结交。谷崎对钱瘦铁的篆刻书法相当推崇，专门通过小学同学土屋计左右（也是钱瘦铁的好友）向钱代请书写“潺潺亭”匾及刻“潺潺亭”印。钱欣然答应，当谷崎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地说：“因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钱在来日本期间可以给我写匾额，所以收到这个消息后让我再次感到惊喜。”谷崎后到东京，于11月2日拜访钱瘦铁时，大家都很激动，从1926年在上海相识到1946年在东京相逢，“时隔二十年，二人再次相逢的感动画面历历在目。”谷崎是一位反法西斯作家，从1934年到1945年间，他为了反战，从未发表任何作品。由于钱瘦铁的篆刻刀没带在身边，因此，钱对谷崎说：“过几天暂且回上海，来年春天二月左右会再次来日，所以到时再将它（印章）带来。”由此可以推断1947年2月是钱瘦铁第二次来日，与其同行的还有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
钱瘦铁战后赴日，依然参加了日支人民战线活动，不过此时已从地下变成了公开，并和日本著名的反战人士青山和夫（即黑田善次）组织民众读书会。同时和香港《华商报》记者丘成共同选出了10种书报杂志供日本进步人士和爱国华侨阅读，从而为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流毒，为战后日本的文化重建作出了贡献。
那么关于钱瘦铁何时停止谍报工作的，应当讲是1946年10月。抗战胜利后，王芃生就开始考虑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改制去留问题，先是想并入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但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太小，容不下大菩萨”为由不同意。其间军统局想兼并国际问题研究所，但王芃生不同意。后来想将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外交部，也没有结果。就在这种奔波中，王芃生于1946年5月17日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946年10月，国际问题研究所全部完成了移交遣散工作。而钱瘦铁于1946年11月赴日，已担任了联合国占领军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秘书之职。1949年初，钱瘦铁辞去了这个文化秘书之职，赴香港举办画展。新中国成立之后，钱谢绝了朋友要其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请求，相约梅汝璈一起返回上海。
作为海派书画名家的钱瘦铁，当年以艺术家的身份参加反法西斯的抗日谍报工作，成为一名隐蔽战线的英勇战士。特别是他成功策划、帮助郭沫若归国，更是震惊日本，为抗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被捕后的宁死不屈，乃至准备以身殉国，更彰显了其高亢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段历史尽管被尘封了80多年，但今天应当对钱瘦铁在抗日谍战中的英雄壮举及杰出成就给予公正、客观的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