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清川

前媒体人，参与创办多家媒体机构

湖北极目新闻记者李贤诚在贵州毕节织金县做调查新闻，被三名暴徒拦路殴打的事件，到今天有了一个令公众比较满意的结果。

三名暴徒的身份查明，惯于大惊小怪的自媒体打出的标题是“超级反转“，因为三人是镇派出所副所长率领两名辅警亲自动手，这算解释了殴打李贤诚之后，还返回他的车辆，擦掉车上的指纹这么一个专业的行为了。

今天毕节市政府的官方通报，不仅毫不隐晦地披露了三人的身份，公布了对副所长和两名辅警进行行政拘留的处分，免去了副所长的职务，开除了两个辅警，而且同时还免去了“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的职务。

这个官方通报的处理，公开、及时、有力，并且直接把暴徒背后的势力捎带着挖出来处理了。殴打记者的事情就此宣告圆满解决，接下来，记者和媒体也不好再追究什么。按说这应该算是一个结果挺好的案例。

但是，李贤诚要采访的那个新闻，仍然没有下落。要知道，他本来要去调查的，是一个月之前两名教师在检鹅卵石的时候被淹死的事故。现在，既然李贤诚的事情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公众的气儿也顺了一大截，后面这个故事是什么结局呢？

但李贤诚事件，公众最初的焦点都在于，为什么行凶的暴徒如此专业，竟然返回李贤诚的车辆进行了罪证的消除？。

现在我们知道，暴徒的身份是民警，以及相关公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其实，这个线索并不难想象，媒体即便势微，它也算一个正规的力量，哪一个普通民众敢冒如此大不韪，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搭上去？而之前发生过的殴打记者的案例，背后也有当地公权力部门的身影若隐若现。

当然，这个事件还是折射出这些年来，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解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机构媒体逐渐淡出了公共话题领域。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调查这个领域能够系统性、经常性地执行深度报道的媒体，越来越少。

调查报道，曾经是都市报时代至为重要的一种形式，公众对于调查报道的热爱，甚至追捧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明星记者。而当下，在众多的公共事件上，社交媒体上沸反盈天，媒体领域却常常悄然无声。

相应的，在对公共事件的反应上，公众现在也更加适应于从社交媒体中去寻找答案，或者参与讨论，而不再依赖机构媒体所提供的事实。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公共舆论的形成，媒体已经较少扮演重要角色。

人们习惯于等待反转，或者等待官方论调，并且在这个论调上形成舆论的风潮。至于真相究竟是怎样的，似乎不是舆论所关切的重点。在许多时候，人们甚至反感记者所提供的事实，甚或认为是记者所提供的事实，把水“搅浑”了。

民心似水，民动如烟，用来形容舆论的来去也有几分贴切。舆论风潮如烟一般倏忽来去，真相如何的结果却乏人问津。譬如李贤诚事件过去之后，毕节教师的死亡真相，就不再是关注的焦点。

详细考究这件事情的舆论心态，似乎它成为舆论焦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公众对于保护记者这件事情有多么着紧，而是人们对于殴打记者背后的恶势力的痛恨，更能够激发众怒。因此，处理了副所长、副镇长，公众的愤怒情绪得到平复，人们的目光也就自然从事件上转移开来。

耐人寻味的还有一个情况。尽管各个媒体都报道了李贤诚被殴打的事件，极目新闻自己也探望了受害者，向当地反映问题，然而在公开场域里却静默无声--只有一位部门领导发朋友圈表示了谴责。

要知道，一个媒体的调查记者，去克服困难、挖掘真相的时候，是需要心里有底的，明白自己是受到机构的合法支持与保护的。如果被殴打，机构和同业，都会强有力地要求当地的政府或相关部门给与一个交代和说法。曾经调查记者的数量不断增长、实力不断加强的原因也在于这里。机构不能为记者撑腰，记者哪敢豁出身家性命挖掘真相。谁不是娘生爹养的，愿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贡献给没有担当的肩膀呢？

记者去事件的发生地，采访事件的当事人，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公共利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殴打记者与暴力抗拒执法，性质是接近的，因此需要对施暴者进行特殊、更为严厉的处置。

毋庸讳言，媒体与需要监督的权力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因此媒体记者天然比较容易受到公权力的暴力对待。李贤诚事件，并不是孤例。

但我们很少听说过殴打记者被入罪，并且对涉事的公权力部门进行严厉处理的案例。殴打记者与普通的行政过错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别，公众也满足于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如果机构不保护，公权力不重视，公众不在乎，记者也就缺乏那样的心气，献出自己的理想、安危甚至生命，为公众寻找真相。

这就是整个社会要面临的尴尬处境：曾经让人愤怒的事情尘埃落定后，新闻真相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却渐行渐远，烟消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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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