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华轩
"幽默"，这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不管是口头用语还是书面文字，都会经常用到"幽默"二字。
"幽默"是个外来词语，由英文humor音译而来的。第一个将英文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是王国维，翻译为"欧穆亚"，此后，"humour"出现多种译法，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最终以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如此说来林语堂算是"幽默"之父了。
其实，"幽默"这个词，在古书上出现过，不过意思与现在不同。"幽默"一词最早出现于屈原《九章·怀沙》中的"煦兮杳杳，孔静幽默"，然而幽默这里的释义是安静，与现在的含义大相径庭。
当年在上海，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提倡幽默文学。他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除了正经话只有笑话，所以，他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
林语堂说："幽默也有雅俗不同，愈幽而愈雅，愈露而愈俗。幽默固不必皆幽隽典雅，然以艺术论，自是幽隽较显露者为佳。"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林语堂的幽默感大概来源于父亲。林父是个牧师，一次下午布道，教堂里的男人困得打瞌睡，女人则在聊天，无人听讲。林父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对聊天的女人们说："诸位姊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更安稳一点儿了。"林牧师幽了一默，女人们都不说话了。
童年时，林语堂和二姐看了林纾翻译的小说，便一起口编长篇小说，讲述一位法国侦探"库尔摩斯"的故事，骗母亲取乐。等母亲发觉孩子们在逗她，才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
到厦门上学后，林语堂则和哥哥一起对母亲恶作剧。一次，他们从厦门回家时，打算由一个人扮成乞丐，到门口向母亲讨水喝，另一个人则从背后扑到她身上，吓她一跳。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既然是假的，你为什么要买？"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然后莞尔一笑，摊主会意了后，也笑了。
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烈拥吻。林语堂见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吻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一次，林语堂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某美国绅士误以为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故问他开什么店。林答："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追问："那么，贵"堂号"做什么买卖？"林幽默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旧社会中国的买卖店铺都有"堂号"，例如："尚德堂""兴隆号"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法西斯的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辜鸿铭论男子多妻，曾以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杯做比。林语堂以《金瓶梅》中潘金莲之语"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不冲撞的吗"加以反驳，可谓旗鼓相当。
林语堂听到有人对中国说三道四，随即发刻薄之言："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以幽默的方式回击了那些藐视中华民族的人们。
1925年年底，李大钊领导的"首都革命"爆发，林语堂和群众一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与警察展开了肉搏战。林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搏斗中，林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林坚决不肯。妻子廖翠凤看见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了，很是心疼，她不许林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又偷偷地带了一袋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言辞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五卅惨案后，林语堂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次女回到家中，居然发现林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奋笔疾书的林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1927年，林语堂被陈友仁所感动，到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但半年后林即离开了武汉。这六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唯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自认为是"吃植物的"，于是决定再不做政治家。他曾言："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在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用那个小瘪三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此人聪明。此人会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补抽水马桶的浮球，甚至还会修理打字机。林很喜欢他，甚至爱屋及乌地将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为他出学费，让他去读英语夜校。幸好，此人不成器，没有去读。后来，林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这个小瘪三与女佣相好后，同睡在林氏夫妇床上，林语堂说服夫人原谅了他们。最后二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依然对二人深信不疑，直到二人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醒悟过来。
又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游玩，本打算第二天回来，但临时改变了行程，当晚就回了上海。到家后，他们发现，厨子和家中的洗衣妇睡在他们床上。林夫人廖翠凤气坏了，执意要赶走二人，林语堂又大发慈悲，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离开了。林语堂还提议，将厨子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顶替了洗衣妇的职务。
林语堂一家常年在国外生活，但他一直教三个女儿学习中文，亲自为她们讲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等。一次，林为女儿们讲授唐诗，讲到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时，他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诗中的故事，哭得涕泗横流，将书都打湿了。和女儿们一起读《红楼梦》，有时他也哭得眼泪汪汪的。
林语堂说："影响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亲；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州西溪的山水。最深的还是西溪的山水。"
在《八十自述》中，林语堂又一次说："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是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
林语堂在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中说："人若在高山里长大，高山会使他的观点改变，融入他的血液之中……"
林语堂出生在大山中的一个小村，5岁之前，他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他常和五个兄弟、两个姐姐到稻田或河岸，去远望日落的奇景，并互相讲神鬼的故事。儿时林语堂常幻想一个人如何才能走出这四面皆山的深谷。林语堂回忆说："童时，我对于荏苒的光阴常起一种流连眷恋的感觉。"
林语堂自陈有恋母情节，儿时他喜欢抚摸母亲的乳房，一直到十岁还和母亲同睡。新婚前夜，他要求和母亲同睡，因为那是他能与母亲同睡的最后一夜。
二姐林美宫聪明美丽，成绩优秀，她很想上大学。但林家的经济能力有限，林父供养儿子们上大学已经很困难，再无力负担女儿的学费。二姐出嫁前一天的早晨，掏出四毛钱给林语堂，说："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第二年林语堂回乡时，二姐已因鼠疫去世，死时怀有八个月的身孕。林语堂总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在替二姐上大学。他说："我青年时代所流的眼泪，多是为二姐而流的。"晚年，他对外孙们谈及二姐，依旧泪下。
在美国居住30年，林语堂不喜欢穿西装，也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说："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公寓式的楼房，游子心与高高在上的住屋一样，老有凌空找不着根的感觉。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下一幢房子。"身居异国的高楼大厦，他却愈来愈思念纯朴幽美的闽南故乡，说："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不忘。"
晚年，林语堂在蒋介石的邀请下定居台湾，他说："我到此处听到乡音，我们像回到漳州老家。"
这就是林语堂的幽默人生，林先生可能也没想到，他翻译的幽默一词，在当今世界华人文化圈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
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德，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等。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林语堂先生的确是民国时期一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