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五年，《庆余年第二季》（以下简称《庆余年2》）吊足观众预期，剧集未播便已占据多个话题热搜。但开播之后，前五集却引发观众几乎一致的负面差评，围绕广告太多、刻意搞笑、剧情拖沓等的密集性吐槽，使其能否最终在市场效应与观众口碑上匹配“剧王”的称誉备受人们质疑。从第六集开始，随着剧情的紧凑和情节的推进，口碑逐渐回归，收官之际豆瓣评分从7.0升至7.2，但“爽剧不爽”的争议仍伴随播放全程。实际上，《庆余年第一季》（以下简称《庆余年1》）所带来的过高的爽剧预期，与《庆余年2》的悲剧底色及其“痛感”模式所形成的落差，是该剧口碑跌宕的根本原因。
与《庆余年1》对爽文快感模式的有效复制不同，《庆余年2》本质上是悲凉意味浓郁的正剧
对于网络爽文的剧集改编而言，剧情的改编、人物的增删并非成败的关键，观众最为看重的还是能否对原小说最为核心的爽感模式进行忠实的继承。《雪中悍刀行》的剧改，尽管剧情紧凑、人物逻辑成立，但因为作为武侠快感的视觉效果处理不佳，导致其口碑不佳；《赘婿》试图以男德学院为载体的现代价值观改造原小说的爽感模式来扩展观众，却导致其爽感模式的模糊失焦而无法赢得小说粉的认可。
《庆余年1》在收视与口碑上的双重“剧王”称号，来自剧粉与原著粉的双重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于对网络爽文快感模式的有效复制。
如范闲因熟背《将进酒》等古诗而成为“诗仙”、因熟记《红楼梦》而带着范思辙大赚特赚等，这是由穿越身份所带来的文明降维打击；又如范闲作为叶轻眉的儿子，收获庆帝、陈萍萍、范建、五竹、费介等能人权贵的保护，能够绝处逢生、逢凶化吉，这是网络爽文“金手指”的全力开启；再如滕梓荆事件中对程巨树的复仇，在林婉儿、司理理、海棠朵朵、北齐皇帝战豆豆等女性之间的风流艳遇等，都是男性视角网络爽文的爽感的体现。因为第一季剧情本身相对简单，范闲既处于一种自我身份的“解疑”过程，也处于作为庆帝和陈萍萍安排的“棋子”的走向的过程中，这就使主角视点本身处于一种与穿越后世界的陌生化与解疑化之中，“身份之谜”与“穿越视点”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就使得这些爽感因素可以有效地被结合起来。
相比之下，《庆余年2》本质上并非爽剧，而是一部悲凉意味浓郁的正剧。与第一季范闲试图安于富贵、独善其身，因为滕梓荆被杀而萌发愤慨，从而被一步步推入庆帝、陈萍萍安排的皇子之争的格局中充当“棋子”的成长历程不同，第二季剧集的主题聚焦于范闲内心的真正觉醒，这种觉醒使其不甘于充当“棋子”的命运，而试图改变现实黑暗及其权力格局，追求内心的理想主义的实现。
这种主题上的变奏，使剧情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假死回京都、抱月楼与朝堂反腐、春闱事件还是悬空寺刺杀，范闲无一不因为内心的觉醒所带来的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及其对现实的理想主义追求，与其作为庆帝“棋子”的命运安排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导致其一再被置于情与理、情与法的两难选择性困境之中。比如抱月楼事件中他被迫陷入保护范思辙的困境，春闱事件中他与岳父、宰相林若甫的两难等等。尤其在京都反腐中，他利用刚直不阿的都察院御史赖名成来帮助自己清算二皇子李承泽党羽，却最终导致赖名成被庆帝杖毙暴雨中，而自己还被迫充当监罚人，那种陷入“孤臣”的内心悲凉可谓无以复加。
从“爽感”到“痛感”，是《庆余年2》叙事情感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获得思想深度的关键
可以说，《庆余年2》正是透过封建权力所带来的惨无人道的黑暗与理想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光芒之间不断对比与交替，来建构其“痛感”的叙事情感模式。
一方面，剧集透过一系列细节，比如老金父女的惨死、史家镇全镇人口被人为烧死、悬空寺上被枷锁的劳工、江南“劫船”的灾民、明府替死的族人等，来呈现架空古代社会中普通人的悲惨命运以及官僚财阀因为利益和权斗而草菅人命的残酷与冷漠，更通过邓子越的“虚与委蛇”、鉴查院一处的腐败、春闱士子的不公待遇等，揭示了封建社会制度性腐败所带来的社会黑暗及其对于人性和理想的摧残。
另一方面，剧集透过范闲与老金、范闲与邓子越、范闲与赖名成、范闲与杨万理之间充满张力的对话情境，更透过范闲在沦为“孤臣”后与陈萍萍、生死抉择面前与大宗师叶流云的对话等，彰显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及其为社会拨云见日的理想和勇气。
前者的细节愈具体生动，带给观众的压抑感和荒诞感就愈强烈，后者的理想主义光芒也就愈能够打动人心，引发强烈的价值和情感共振。实际上，第二季收获观众好评的剧集“高光”之处，正是老金走出抱月楼那以明亮基调、虚实结合的情境所带给观众的内心震撼，也正是在范闲不断追问之下邓子越内心打开的戏剧过程。《庆余年2》正是以这种“痛感”，勾连起观众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可见，《庆余年1》的“爽感”来自于人物双重身份所带来的“金手指”效果，满足观众在现实的压抑中对内心浅层欲望的满足，《庆余年2》则有意对这种快感模式进行否定。范闲作为叶轻眉儿子的身份在第二季剧情中更多带来的是障碍，而穿越身份，在第二季被极大地淡化甚至带来的是内心的挫败，比如发行库债过程中的失望。《庆余年2》尽管也以范闲为中心来呈现朝堂多方势力之间的权斗关系，也通过剧情的不断反转化险为夷，但每每事成之际，无论是范若若的婚事安排、赖名成被杖毙惨死，还是林相被迫退隐的命运，无不让这种“爽感”被更加深层的“痛感”所取代。
前期剧情的喜剧效果渲染，具有过渡与对照的创作动机，但失误在脱离剧情与过于刻意
抛开广告这种商业模式与观众体验之间的矛盾、部分角色更换演员所带来的剧外问题不谈，《庆余年2》前期剧情上的争议主要还是其对喜剧元素处理上的不当所造成的。
尽管《庆余年2》整体基调是沉郁、悲凉的，但却是以密集的喜剧性铺陈开篇。从功能性上，这既是起到从第一季庄谐相间向第二季悲正结合的剧集风格转换的过渡作用，也是为烘托第二季人物处境与心境的步步变化而进行的层层情绪铺设。从创作动机上，这种喜剧性铺垫的过渡与对比显然是必要的，而其引发争议的关键在处理上的失当。与第一季通过戏剧情境与观众预期的反差效果、因为主角穿越所带来的文明维度的差异所形成的喜剧效果等内在于剧情本身的喜剧性不同，第二季开篇的喜剧性与剧情缺乏有机关联，比如“霸霸”“五彩斑斓的黑”等等，其喜剧性是脱离于剧情之外强加进来的，更多是一种迎合网民的融梗行为，这种对剧情本身的脱离与刻意造笑使前期剧情变得破碎，有注水的嫌疑，观众并不买账。
但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庆余年2》讲述在一个因为利益和权谋而导致人性丧失的架空古代社会中，坚守“人之为人”的理想主义的故事。在黑暗的现实与理想价值观冲突的剧情语境中，该剧将人物置于情与理、情与法的选择性困境中所构建的“痛感”叙事模式，是从深层次对猫腻原著小说启蒙精神的内在继承。从观众后期反馈来看，这种理想主义情绪的共鸣是奏效的。而这对于仍停留在既有爽感模式的爽文剧改，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当然，如果将《庆余年》全剧视为三幕式结构而言，《庆余年2》的悲剧性处于第二幕的“困顿”期，从第二季最后一集范闲在叶流云的帮助下恢复真气的情境看，《庆余年3》或许将重新回归爽剧。
作者：郑焕钊
文：郑焕钊（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编辑：郭超豪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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