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特围城图1535年6月24日夜，由于叛徒出卖城防图，弗朗茨·冯·瓦尔德克（Franz von Waldeck）主教率军攻入明斯特城。明斯特公社（Kommune von Münster）头号神学家、“国师”伯恩哈德·罗特曼（Bernhard Rothmann）战死，公社最高领导人莱顿的约翰（John von Leiden）战败被俘，随后被处死，城中数百名忠于信仰、至死不渝的明斯特公社成员（多为再洗礼派信徒）遭屠杀。在被围困长达十四个月后，明斯特公社宣告覆亡。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后世评价不一。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以他一贯冷隽的笔调嘲讽再洗礼派教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们相信所有好人都被圣灵指引”。德国著名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国际工运理论家考茨基则感叹明斯特公社“在……青春光芒四射的时刻壮烈牺牲”，言下之意不胜惋惜。相比而言，文学家的笔触显然更为激越。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在小说《苦炼》（L'Oeuvre au noir，1968）中，以整整一个章节描述明斯特叛乱及垮台的全过程，对公社后期的恐怖统治抨击尤为猛烈。此前一年，瑞士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创作名剧《再洗礼派》（Die Wiedertäufer，1967），全方位再现德国历史上这一大规模群体事件，并对以“新耶路撒冷国王”自居的公社领导人莱顿的约翰（原名Jan Bockelson）大加挞伐。

各家立场迥异，众说纷纭，或许唯有返回历史现场，方能了解明斯特围城之前因后果以及明斯特公社垮台之真相。

弗朗茨·冯·瓦尔德克主教明斯特是科隆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ologne）所辖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公国的一座主要城市，名义上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照伏尔泰的说法，这一称谓极不靠谱：它既不神圣，亦非罗马，其疆土仅局限于普鲁士及奥匈一隅，与昔日横跨欧亚的帝国规模相比，更是弗如远甚。最初，就像每个中世纪城镇一样，主导明斯特城事务的议会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即所谓“世袭种族”（Erbmänner）。然而，随着商品生产和贸易的蓬勃发展，手工及金融商贸行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他们先是被接纳进入议会，后来则取彼而代之，成为该市的最高权威——事实上，不仅明斯特如此，整个德国北部也莫不如此。

与意大利、西班牙等强邻相比，德国（尤其是北部）经济严重落后。据十六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编年史》（Chronicles）记载，1531年爆发的大饥荒导致粮食价格飞涨，民怨沸腾。与此同时，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即令人极度恐慌的“英国汗热病”（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此病具有高度传染性，患者常常在数小时内发烧而死——肆虐该地，导致人口锐减。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奉行扩张政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悍然入侵，当局被迫开征战争税，即“土耳其税”（Turkish tax），税率高达百分之十，使得平民百姓生活雪上加霜，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明斯特城中富有的神职人员（世袭贵族）以及行会首领（新贵）手握重权，非常清楚如何“合理”避税——他们目光短浅，一毛不拔，直接导致平民负担日益沉重。在这种情形下，平民百姓不再信奉天主教神职人员关于“教皇至上”以及“赎罪券”的一套理论宣传，相反，他们更乐于倾听宗教改革家伯恩哈德·罗特曼的布道。

受路德宗教改革学说影响，罗特曼抛弃天主教教义，否定天主教会权威，尤其反对天主教的弥撒礼仪和偶像崇拜，在宗教改革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他的改革宣传代表了以手工业者为主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因而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罗特曼的宣传布道不仅通过口头方式进行，他甚至还在自己家中秘密架设小型印刷机（仿佛法国大革命前夕担任美国驻法公使的富兰克林），出版小册子，风靡一时。在他的教诲（以及恐吓）之下，城中富人争先恐后“把他们的财富放在罗特曼的脚下，撕毁并烧掉所有书面的债务证据，免除债务人的一切债务”——其中一位贵妇布兰德斯坦因夫人（Lady Brandstein）被罗特曼转达的“上帝的谕令”所感动，甚至“将债券连同已经支付的利息一起还给她的债务人”。

在包括明斯特在内的德国北部地区（以及邻近的荷兰），与路德派同样具有感召力的是再洗礼派学说。该派反对婴儿受洗，认为此时其心智不足以理解上帝及《圣经》教义，因此坚决主张成人受洗（故名“再洗”，re-baptism或Anabaptism）。该派神学家梅尔希奥·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曾远赴威登堡领受路德大师亲炙，学成归来，在荷兰自创再洗礼派分支“梅尔希奥”派，门徒众多。不久，霍夫曼遭荷兰当局（以“异端”之名）驱逐，于是率领一班弟子来到明斯特，投奔罗特曼。随后，两位有志于改革的神学家联手，在明斯特这片土地上发动了欧洲近现代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公社”（Kommune）运动。

再洗礼信徒信奉千禧年教义，坚信基督再临并将重建人间天堂（earthly paradise），从而彻底消除众生疾苦。鉴于科隆大主教及萨克森选侯（[the Elector of Saxony]，日后二人狼狈为奸，是瓦尔德克主教围城的幕后推手）统治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再洗礼派将普通民众对于当局的憎恨转变成对于基督福音的强烈期盼，因而在选民中具有强大号召力。在市政选举中，主张均贫富、建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成为罗特曼和霍夫曼手中的王牌，其宣传口号往往以“上帝的意志”“基督的教诲”等名义在民众中散播——通过将再洗礼派教义进行神学包装来蛊惑人心，他们最终在1533年选举中大获全胜：罗特曼成为明斯特最高统治者，并在霍夫曼的襄助下，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将瓦尔德克主教驱逐出城（后者不甘失败，亦同步开始对明斯特实施“反包围”）。正如历史学家所言，明斯特的“领袖们通过法律手段达到权力巅峰，威斯特伐利亚的主要城市由此就被踩在新先知的脚下”。

霍夫曼在明斯特大力推行激进路线，引起教会和世俗当局的强烈不满，后者（在荷兰政府敦促下）很快再次以异端罪名将他逮捕收押（囚禁于斯特拉斯堡）。在明斯特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局面下，群龙无首必将断送革命前程。因此，1534年初，荷兰再洗礼派得力干将扬·马泰斯（Jan Mattijs）奉命赶赴明斯特，由此将明斯特宗教改革导入由末日审判和千禧年福音所掀起的宗教狂潮之中——明斯特公社的命运亦由此注定。

马泰斯自称为“圣灵派出的先知，上帝的活使者，上帝地上王国的授权先行者”，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消灭一切敌人——科隆大主教、萨克森选侯，以及其他所有“敌基督者”。他虔信上帝，意志坚定，具有战胜任何对手的智慧和勇气，令明斯特领导人罗特曼心悦诚服，甘心交出其控制权，并将自己降格为马泰斯的副手和军师。马泰斯通过控制罗特曼（及市议会），使自己不仅成为明斯特再洗礼信徒的宗教领袖，而且成为明斯特政府的实际领导人。

考虑到内外交困的复杂斗争形势，马泰斯的政策首先从纯洁队伍和内部“大清洗”开始。2月25日，马泰斯宣布，所有拒绝加入再洗礼派的明斯特居民都将被驱逐出城，以此保证明斯特公社成员的“纯洁性”。他下令加固城墙防御体系，将适龄男性组成民兵，并要求全体居民一同参加防御（马泰斯深谙兵民乃胜利之本），从而使明斯特城变为一座坚固的武装堡垒和军事化兵营。此外，马泰斯向欧洲各地遭遇迫害的再洗礼派信徒发出吁请，要求他们变卖家产，像当年参与十字军东征一样前来保卫“圣城”——后者深受感召，因为在该城他们不但能享受纵情狂欢的性自由，而且能享受令人陶醉的秘教仪式。

为了保障供给，马泰斯决定采取临时政策。他首先宣布，没收所有被驱逐者（教外人士）的一切财物，归所有再洗礼信徒共同所有，并由政府委派的专职人员进行管理。同时，证券、债券、账簿等一切与金钱有关的法律文件被宣布作废，城市的手工（及金融贸易）行会被解散，所有工匠被重新组织起来，重新分配工作，服务于城市的公共福利事业。针对少数成员的异议，马泰斯援引《圣经》中关于财产共有的表述，认为取消商贸活动、消灭商人阶层是公社的“神圣使命”——“我们不允许我们的成员从事贸易或商业活动，因为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行业……他们所赚取的商业利润，使得物品更贵，让穷人成为富人的奴隶”。

根据马泰斯描绘的美好蓝图，在他的掌控之下，明斯特公社“犹如一个巨大的蜂窝，在这个蜂窝里，所有忙碌的蜜蜂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一道工作，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不是为他们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所有人的福祉”。他宣布变革传统的婚姻和家庭模式，建立集体抚养儿童制度，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个人对家庭的感情羁绊——因为对家人的感情极有可能导致公社成员将家人的利益置于公社的利益之上，从而对公社集体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这种取消金钱交易、实行财物共有的社会制度远远超乎它的时代，自然也激起强烈反抗。对此，御用神学家罗特曼挺身而出，对领袖马泰斯的思想学说进行了阐述。他首先痛斥旧制度之弊端——“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在物质需要方面，主教和他的仆人司铎起初都是民众的管家，按每个人的需要分配所有的公共财物。但他们后来开始变得贪婪，把公共财物变成私有财产，供他们自己纵情挥霍”，因此，为根除这一弊端，罗特曼断言，“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钱，无论黄金还是白银，全部交给公社。你不需要任何东西：食物、衣服、住房和院落，所有东西归集体所有。我的全都是你的，你的也全都是我的”。

通过废除货币经济，实行财物共有，马泰斯将整个明斯特城成功改造为一个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化社会组织，藉此他可以统筹调配各种资源，用于购置和制造军需用品，装备明斯特民兵，以此增强反围剿的战斗力量。这一治国理政的方略总体而言并无大碍，但问题是马泰斯本人刚愎自用，又狂妄无知，未能正确认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相反，他过度拘泥于《圣经》的字面解读，相信自己有神灵附体，无坚不摧——城外主教的反动武装人数再多，势力再强，在他眼里亦只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1534年复活节到来之前，马泰斯的个人声望臻于顶峰，同时明斯特公社的宗教狂热氛围也空前高涨。复活节当天是先知末日预言兑现之日，上帝的审判即将到来，众人摩拳擦掌，踊跃报名出城大杀四方。然而马泰斯坚执不允——根据《圣经》经文指示，他仿效《旧约》中的勇士基甸（Gideon），仅率十二门徒贸然杀入敌阵，结果慷慨捐躯。

莱顿的约翰马泰斯死后，其衣钵传人莱顿的约翰荣登大位。此人裁缝学徒出身，但聪颖过人，能言善辩，极富个人魅力。他在英国经商数年，见多识广。加入再洗礼派后，他审时度势，表现得日益激进，很快超越老成保守的前辈，成为该派一名年轻领袖，被追随者尊称为新大卫。相比于师尊马泰斯，他的手段更为刚忍决绝——由此，早于巴黎公社三百余年，他在明斯特开启了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

为扫除一切障碍，保障各项政策顺利实施，莱顿的约翰继位后的第一项举措是下令废除传统的市议会（在马泰斯治下名存实亡），由他指定“十二长老”，共同管理明斯特所有宗教和世俗事务——“十二长老”随即发布一系列法令，具体而微地规定了市民的宗教、道德和社会生活准则，实行更为严格的财物共有制度，并宣布公社从此进入“戒严状态”。

在戒严状态下，莱顿的约翰任命一批“执事”（Deacon）进入每家每户，以书面形式登记每人家中的粮食、蔬菜、家禽以及日用品。“当所有登记工作完成后，户主就不再拥有这些物品的控制权”——一切财富归于公社。在强制征收各家各户余粮后，他下令在城中兴办公共食堂，以体现公有共享的原则。吃饭过程中，他还适当安排一些歌舞节目活跃气氛——他本人极具表演天赋，擅长歌舞，兴致高昂时会亲自下场表演，展示亲民风格。作为回报，他要求众人吃完饭后，必须高唱赞美诗，颂扬上帝、英明领袖及公社的美好生活。

莱顿的约翰精力旺盛，他不仅亲自指挥明斯特的作战训练和军事斗争，而且也时刻关注人民的身心健康和思想状况。围城状态之下，人们因无法四处活动难免意志消沉甚至产生焦虑情绪，为消除这一现象，他想方设法使人们处于忙碌状态——于是，他首先下达指令拆除城中所有天主教堂以及其他古老建筑，随后调集人手开挖堑壕，再用教堂的砖石修筑新的防御工事。约翰深信，如此一来，既能让民众保持备战的工作状态，又能使他们感到身心愉悦。此外，“为了使城里的居民没有时间策划谋反，他不停地下令增加劳动负担；同时，为了不让他们变得太过娇气，他命令只供给他们面包和盐”。

像历史上所有神权共和国首领一样，约翰尤其注重队伍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建设。盗窃、赌博、酗酒等在别处可能只是轻微违法行为，但在明斯特一律判处死罪。宣传再洗礼派正统教义以外的任何思想，都属于异端邪说，罪无可赦。包含上述思想元素的图书著作一律加以取缔：或遭查禁，或被焚毁，于是一段时间后，明斯特城市面流通的书籍唯余“一部《圣经》”。据史书记载，1534年6月，借宿民房的十几名士兵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房东太太，被告发后，军方一开始只做内部处理。约翰闻讯责令其亲信法官海因里希·克雷希廷（Heinrich Krechting）重审，结果犯罪分子半数被处死，其余士兵当众接受责罚。在约翰看来，纪律严明（禁欲）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这也是明斯特公社与驻扎在城外主教的军队区别所在——后者纵容士兵饮酒，军纪涣散，其灭亡一定只在朝夕之间。

在一次出城偷袭（乘对方醉酒）得手后，约翰益发骄横恣肆，自信心和权力欲极度膨胀。他授意亲信，声称已得到上帝“启示”，宣布明斯特更名为新锡安（Sion），而他本人则顺理成章自封为“新锡安国王”。当上“国王”的约翰随即下令，收回之前授予十二长老的权力，任命一个全部由他的亲信随从组成的“朝廷”，并册封先师马泰斯的遗孀为“王后”。由此，以共和国（公社）为旗号的明斯特政权转瞬之间“被转型”为一个混合封建制和主教制的神权王国。

紧接着，“国王”约翰宣布废除一夫一妻制，实行一夫多妻制。他自己仿效《圣经》中的大长老迎娶了包括“王后”在内的十六名妻子（据说他曾在市场狂怒砍下伊丽莎白·万德舍雷尔[Elisabeth Wandscherer]的头颅，因为这名女子竟敢拒绝他的求婚），军师罗特曼娶妻九名，其他领导人一般两三名。与此同时，为保障兵源供应充足和保证必要的劳动生产力，约翰命令所有适婚男女必须结婚生子，一切不以此为目的的性行为视同通奸，将被依法处死。约翰此举在城中遭遇反对，为首的是他的亲密战友、担任明斯特行政长官的克尼佩尔多林（Bernhard Knipperdolling）。此人乃布商出身，心机缜密且性情狡黠，他复制了约翰自我神化的成功之道——某日忽然声称自己得到上帝真传：宣称约翰仅是“肉身之王”，而他本人则是“属灵之王”，由此向约翰的绝对权威发起挑战。

约翰果断出手，迅速铲除克尼佩尔多林及其党派残余势力，重新确立其宗教及政治权威。“国师”罗特曼原本反对多妻制，但此时立刻转变立场，运用其渊博的神学知识为多妻制提供理论依据——“上帝在我们中间恢复了真正的神圣婚配……男人的婚姻自由在于他能够娶多个妻子，《圣经》中的教父们在使徒时代已然这样，上帝并没有禁止多妻制。上帝制订的，而且是上帝的门徒光荣实行过的制度，现在也不能禁止或者称之为耻辱”。尽管如此，约翰这一“逆天”之举在威斯特伐利亚公国乃至神圣罗马帝国全境引发同仇敌忾，明斯特遂遭到西方基督教世界（天主教与新教）的联手镇压。

诚如历史学家克森布罗克（Hermann Von Kerssenbrock）在《明斯特史》（Geschichtsquellen des Bistums Münster，1853）一书中所言，莱顿的约翰凭借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才能，率领明斯特公社击退了强敌的数次进攻，确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对于长达一年多围城所造成的民众食物及生活用品严重短缺的状况，他却视而不见，相反却沉湎于个人纵情享乐，明显背离革命初心——据亲历者描述，破城之前数周，饥饿在明斯特居民中已成常态：“起初，他们食用马匹，随后是猫、狗、鼠乃至青蛙和野草，此时苔藓是他们的面包，盐则是他们的脂肪。最后，他们吞食浸泡过的牛皮皮鞋。老人和儿童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因此，到主教攻城之时，“城中所有能携带武器之人，总数不过两百。其余老弱病残，大多身体浮肿，奄奄一息……”值得一提的是，城破之前公开投敌并为敌方出谋划策的恰好是约翰的得意门生、“使徒”（apostle）约翰·格拉斯（Johann Grass），说明这位军事独裁者最终已沦为孤家寡人。

莱顿的约翰等人被处死后，遗骸挂在明斯特圣兰贝蒂教堂的铁笼中。从霍夫曼到马泰斯再到约翰（被统称为“伪先知”[False Prophets]），他们的宗教改革和政治主张日益激进，迷信暴力和恐怖手段，一步步走上脱离社会现实、违背民众利益的极端道路，最终陷入宗教狂热，从而葬送了个人和集体（甚至国家）的前途命运。

二战爆发之前，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珀西瓦尔·雷克-马勒克泽文（Friedrich Percyval Reck-Malleczewen）在反乌托邦小说《精神错乱的群体事件》（Bockelson: Geschichte eines Massenwahns，1937）中再次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莱顿的约翰此时以纳粹党首希特勒的化身出现在世人面前，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