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乌鸦。

拉美左翼不好混，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好容易选上去了往往不久又会面临国家的右转。这一波拉美的“左转周期”，似乎也不例外。

去年刚刚当选的秘鲁左翼总统卡斯蒂略，最近终于玩崩了。

当地时间12月7日，在秘鲁国会全体会议对总统弹劾案进行辩论和投票几小时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宣布暂时解散国会，并“建立一个特殊紧急政府”。卡斯蒂略号召在最短时间内举行新一届国会选举，并在9个月内制定新宪法。

此外，卡斯蒂略还下令重组整个司法体系，包括更换国家司法委员会和宪法法院的所有成员。

然而，这条解散国会、重新制宪的命令根本无人执行，国会照旧投票通过总统弹劾动议。决议表示，卡斯蒂略“违宪解散国会、篡夺公共权力”，因“永久性道德缺失”被弹劾解职。

当天14时许，卡斯蒂略在同家人乘车离开总统府后于途中被秘鲁司法机关逮捕。

至此，这位秘鲁历史上第一位美洲原住民出身的总统仓皇下台，掌权仅仅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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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蒂略的当选其实都是个小概率事件。

秘鲁曾是印加帝国的核心，占人口2/3多数的是原住民出身的农民，他们普遍居住在首都利马以外，而白人和混血居民则控制着首都。双方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非常撕裂。

秘鲁政治权力向来被利马的白人政治精英瓜分，原住民只是他们政党的点缀而已。而卡斯蒂略这个人，他本来连出来做点缀的资格都欠奉。

卡斯蒂略出身一个没有污水处理系统的原住民农民家庭，父母收入非常微薄，而且卡斯蒂略还有8个兄弟姐妹。卡斯蒂略的故乡距离地区首府有5小时车程，沿途大多是未铺砌的道路，蜿蜒穿过群山，经过青翠的山谷和没有电的土坯房。

“秘鲁政治从不缺乏局外人，但我想不到还有谁离权力比卡斯蒂略还远。”秘鲁政治分析家毛里西奥·萨瓦莱塔说。

卡斯蒂略本人长时间以来也并不太关心政治。从小贫困的经历让他非常要强，他本想做个赚钱的营生，改变家庭困境。不过由于家里拿不出钱供他读书，卡斯蒂略不得不利用中学假期和父亲一起去利马打工赚取学费。

在那几年的打工之旅中，卡斯蒂略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秘鲁的荒诞之处。

卡斯蒂略的老家拥有整个南美最大的金矿，但所有农民依旧生活在贫穷之中；利马繁花锦簇，可这繁华却是由工人的膏血所凝成。

“完成高中学业对我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这要归功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帮助。我继续接受教育，尽我所能谋生。我在咖啡田里工作。我来利马卖报纸。我卖冰淇淋。我在酒店打扫厕所。我看到了农村和城市工人的残酷现实。”卡斯蒂略说。

尽管卡斯蒂略发现了问题，但当时他尚未投身政治，只是不再只把赚钱视作目标。在大学毕业后，卡斯蒂略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

卡斯蒂略真正加入政坛是在2016年，由于不满秘鲁教师主流工会——秘鲁教育工作者单一联盟的妥协路线与官僚主义，卡斯蒂略与其决裂，自己带头成立秘鲁全国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加入了2017年的秘鲁大罢工。

秘鲁教育工作者单一联盟的背后，是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派），卡斯蒂略另起炉灶的打法，让红色祖国相当不满，双方互相指斥对方为“工贼”，论战打得震天响。

通过大罢工和论战，卡斯蒂略为全国所熟知。彼时的秘鲁深陷政治经济危机，这位原住民出身、背景干净的小学教师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就这样，卡斯蒂略崛起为秘鲁的政治明星。

2021年总统大选，右派联盟主推昔日独裁者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被对藤森的恐惧支配的秘鲁左翼破天荒地团结了起来，共同支持声名鹊起的卡斯蒂略。最终，卡斯蒂略以微弱优势击败藤森，入主利马。

然而，卡斯蒂略故事虽然在此刻达到了高潮，但也在此刻同时开始了急速下坠。

支持卡斯蒂略的左翼联盟内部本身矛盾重重，卡斯蒂略自己加入的自由秘鲁党与他本人并不十分合拍，由秘鲁共产党、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派）、秘鲁人道主义党、新秘鲁等左派党组成的“一起为秘鲁”联盟，则对卡斯蒂略疑虑重重。

更要命的是，在秘鲁国会中，这些卡斯蒂略并不牢靠的左翼盟友们只有40个席位，右翼与中右翼的大联盟则有90个席位，占据绝对多数。

而秘鲁宪法给了议会无理由弹劾总统的权力，卡斯蒂略时刻面对着下台的风险。

秘鲁的司法机关也一直由右翼掌握，因为那些能读法学院，当检察官和法官的人，大部分出身精英世家，是来自利马的白人，他们怎么可能听命于一个农村的原住民土包子？

秘鲁的军警势力更是与卡斯蒂略势不两立，尽管卡斯蒂略年轻时曾加入过老家的巡防队，镇压过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但这种经历无法取信与军方。国家的强力机关也在右翼手里。

更不要说秘鲁的矿业、农业、银行、大企业，这些资本经过9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不是控制在外资手里，就是控制在利马的资本家手里，卡斯蒂略的经济权力根本无从施展。

可以说，卡斯蒂略这个总统干得甚是无趣，完全是坐在刀尖上执政。

果然，从卡斯蒂略坐上大位，右翼就动员手中的所有力量，开始打击他。司法机关动员人力调查卡斯蒂略本人及其政府成员；国会则造谣，指责卡斯蒂略政府高官“通共”，狂吹狗哨肆意攻击。

首当其冲的是外交部长埃克托·贝哈尔，由于贝哈尔本人曾与切格瓦拉有过接触，秘鲁国会右翼指责贝哈尔“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贝哈尔被迫辞职。

接下来被打击的是劳工部长伊贝尔·马拉维，右翼称马拉维参与过光辉道路，因此其人是一个“恐怖分子”，藤森庆子更是指控卡斯蒂略“领导着恐怖主义政府”。

境外势力也不甘寂寞。右翼的秘鲁国会主席向西班牙人民党代表提出批准一项声明“秘鲁已被共产主义俘虏，佩德罗·卡斯蒂略是一位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总统”。

2022年2月，藤森庆子则在德国自民党的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协助下，在利马的卡萨安迪纳酒店组织了一次会议，同样是这位国会主席讨论了将卡斯蒂略总统免职的计划。

右翼大喇喇地里通外国，可卡斯蒂略作为总统的正常外交却被国会阻挡。秘鲁法律有一项规定，就是总统出访需要国会议员投票。这本是一个例行公事的投票，却被秘鲁右翼拿出来当做政治武器，如果他不同意右翼的要求，国会竟然不放他出访……

“他们真的很讨厌他，不是吗？因为他来自农村。”住在卡斯蒂略先生家乡的老农艾丽西亚·德尔加多说。

随着俄乌冲突爆发，全球通胀加剧，秘鲁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大商人无视政府的平价政策，囤积居奇，刻意加剧通胀，导致农民受损严重，卡斯蒂略的基本盘发生震荡。

在右翼如此猖獗的攻击下，卡斯蒂略退缩了。他希望通过妥协换取对方对政权的承认与配合，但这种行为毫无用处，反而让左翼联盟更加撕裂。

毕竟，当对方手握一切权力时，你的妥协换不来和解，只会让对方更为猖狂。

卡斯蒂略解雇了贝利多总理和他的内阁，换成了独立人士巴斯克斯，这引起了左翼联盟内部的极大不满。可右翼同样没有支持这一内阁……

卡斯蒂略为了继续向右翼妥协，最后竟然自己退出了自由秘鲁党，导致该党与卡斯蒂略决裂，进一步撕裂了左翼联盟。右翼却没有接受这种妥协，反而继续对卡斯蒂略进行调查，并推进弹劾议程。

最终，在不断妥协却没有换来右翼“怜悯”的背景下，卡斯蒂略宣布解散国会想要破釜沉舟，但是之前已经说了，军队为右翼所掌控，卡斯蒂略最后的强硬行为毫无用处，只能让自己仓皇下台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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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蒂略的结局其实并不是他的个人专利，他失败的原因折射出几十年来拉美左翼的无奈，那就是作为左翼执政者，无论你妥协与否，右翼都不会放过你。

比卡斯蒂略更出名更激进的阿连德，面对的情况其实与卡斯蒂略差不多，他确实没有妥协，但并没有换来更好的结果。

阿连德在1970年当上智利总统，智利的资本家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决不能容许这个不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掌握政权，他们要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阿连德。

1971年9月，阿连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业领袖在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del Mar）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一套共同执行的政权更迭策略。

据智利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萨恩兹说，会议中决定“阿连德的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民间企业的存在无法兼容，要避免被牺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

他们在经济领域怎么对阿连德发动攻击呢？

为了制造经济危机，智利食品业企业家切断了首都圣地亚哥的大部分粮食供应，任由牛奶、肉类、面包在农场的仓库里腐烂发臭，也不卖到圣地亚哥去。

在资本家刻意的封锁下，城市食品价格暴涨，完全抵消了阿连德提升工人工资的正面效果。

按说，圣地亚哥作为智利最大的都市区，应该是食品最大的销售市场，农村生产了食物，卖给城市，这不是最神圣的“市场规律”吗？

而智利从国外进口的生活用品也无法进入首都，因为控制了港口和运输的企业家们宁愿这些货物烂在集装箱里，也不把它们运到圣地亚哥的商店。

这就看出来，什么“市场规律”，对于智利企业家们来说，那就是狗p。为了夺回权力，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市场规律”。

为了让智利的经济崩溃，这些企业家们甚至发动了罢工。

1972年的10月，运输工会发动了长达一个月的大罢工来反对阿连德，富有的医生关闭了自己的诊所，老板们关闭了自己的商店，工人们则走上了街头。

你问我工人们为什么愿意走上街头？老板给钱了啊，参加罢工就给钱，不参加罢工则被炒鱿鱼，你说你去不去？

这些行业的工人站在他们的雇主一边而不是阿连德政府一边，有几个原因。许多人只是决定支持更强大的一方，他们认为在国家的经济危机中能更好地保证他们的个人安全。

对一些工人来说，维持雇主的赞助比寻求国家政府的赞助更靠谱。一些工人因为支持他们的雇主而立即得到了回报；另一些工人则担心他们的雇主会进行报复。

按说罢工这种有外部性、反经济自由的康匪行为，那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最反对的事情啊！对他们来说，罢工不就是造经济自由的反吗？

嘿，人家资产阶级的底线就是这么灵活……

这就让乌鸦想起了即将开播第五季的美剧《使女的故事》，女主琼被威胁，如果她不招供，基列国将折磨她的孩子，她激动地质问约瑟夫主教，基列国不是最在意孩子了吗？

结果约瑟夫主教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且平静地说出：Gilead doesn’t care about children. Gilead cares about power（基列国不在乎孩子，基列国只在乎权力）。

阿连德与卡斯蒂略的失败背后，是拉美社会的权力运行逻辑：相比于资产阶级的事实权力，通过选举赢得的“政权”非常无力。

拉美左翼想要真的控制国家权力，单纯通过选举获胜是绝对行不通的，只有真的在政治、军事、经济核心领域掌控权力，才能让选举的成果落在实处。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就是一个拉美左翼的正面例子。奥尔特加于1979年带领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推翻索摩查独裁政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由于桑解阵在反索摩查时期的重要贡献，以及手中的游击队实力，桑解阵掌控了新政府的权力。

但这项权力其实也相当薄弱且不稳固。尼加拉瓜国内的反对派也武装了起来，在美国的支持下发起战争；大部分银行及工厂被索摩查家族及私人资本家控制，超过一半的农场、企业和工业仍掌握在私人手中；警备部队则与桑解阵恶斗多年，离心离德。

可以说，奥尔特加和桑解阵面对的危局，不在其他拉美左翼之下。

不过，奥尔特加拥有一支装备虽差但比较团结的游击队，且他没有拘泥于代议制政府的“权力”，反而积极向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开拓，最终建立了一个真正稳定的权力架构。

1982年，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奥尔特加与桑解阵果断解散了一切代议制机构，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通过桑解阵的群众组织，包括桑地诺工人联合会、妇女协会、全国农民和牧场主联盟，桑解阵真正掌控了社会领域的话语权，不被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

桑解阵发起扫盲运动将教师派往农村，在六个月内，50 万人接受了初级阅读培训，将全国文盲率从50%以上降至略低于12%。超过十万名名尼加拉瓜人作为扫盲教师参加。

扫盲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培养有文化素养的选民，使他们能够在承诺的选举中做出明智的选择。扫盲运动的成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被授予Nadezhda Krupskaya国际奖。

桑解阵还创建了类似于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的邻里团体，称为桑地诺防御委员会。

职责包括政治教育、组织桑地诺集会、分发口粮、组织邻里/区域清洁和娱乐活动、维持治安以控制抢劫以及逮捕反革命分子。

防御委员会组织了针对反政府游击队的平民防御工作和情报系统网络，以逮捕反对派武装的支持者。

奥尔特加亲自领导组建了一支“人民军队”，代替了过去的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并且广泛清算了国民警卫队的罪行（清算法庭的审理有理有据，大部分被起诉的国民警卫队士兵都被释放，只判了真正有罪的人监禁，连美国都不得不称赞该法庭的公正性）。

在社会各领域广泛夯实权力之后，尼加拉瓜右翼的颠覆行为彻底失败，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全部消失了。

1984年，尼加拉瓜举行大选。国际观察员认为这次选举是该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举行的自由选举。爱尔兰政府代表团的一份报告称：“选举过程完全公正地进行。参加选举的七个政党代表了广泛的政治意识形态。” 纽约人权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将此次选举描述为“自由、公平且竞争激烈”。

反对党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并以严厉的措辞抨击奥尔特加与桑解阵，言论十分自由。大多数外国和独立观察家都指出，这种多元主义驳斥了里根政府与美国媒体的荒谬指责（美国当然说这是“假选举”）。

眼看选举如此公正民主，里根紧急下令，不许中情局资助的尼加拉瓜反对党参加，但是除了一两个小党以外，没人听他的……

由于桑解阵成功的扫盲与政治教育，让选民不再糊里糊涂地被外国媒体和右翼宣传牵着鼻子走，桑解阵获得超过2/3的选票，奥尔特加成功当选总统。

哪怕桑解阵在1990年的大选中下台，因为他们成功掌握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真正权力，随后桑解阵依旧以在野之身掌控实权。奥尔特加不但没有被右翼政府清算，反而在2007年重新当选为总统。

拉美的政治现实告诉我们，右翼势力随着每次颠覆行动不断增长，他们把政治的混乱、猖獗的失业、基本商品的配给和日益增加的生存斗争说成是 “社会主义政治非法性的标志”。

而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能够利用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相比，左翼政党通过代议制获得的 “政治权力” 意义并不大。

所以，不是“议会斗争”不行，但仅仅有“议会斗争”，拉美普遍的“左右横跳”格局肯定无法根治。

参考资料：

《卫报》：秘鲁被罢免总统出庭，面临叛乱和阴谋指控

《纽约时报》：他发誓要改造秘鲁，他正面临第三次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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