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在英国的牛津妇产医院里，诞下了一个中国女婴。

这孩子生得极不容易：先是超过待产期足足一周，又折腾了母亲一天一夜；在医生不得已注射大量麻醉之后，才被护士用产钳夹出来。

因为在母体中憋得太久，过度缺氧，所以孩子下生时，已是满身青紫，气若游丝。

没办法，医生只能捏红她的脸，用力拍她的身子，这才逼出婴儿落地后的第一声啼哭。

好家伙！那哭声响亮至极，惊得护士当下就给她起了个外号——“高歌小姐”。

这“高歌小姐”，大名叫做钱瑗，是钱钟书与杨绛的独生之女。

杨绛曾说，自己生平唯一的杰作，就是女儿钱瑗。

她在有爱的原生家庭中长大，更加懂得如何反哺于爱，施予他人。

相比旁者追逐的权钱名利，或许于钱瑗而言：爱，才是要斟酌一生的终极课题。

阖家团圆时，爱是感受幸福的底气

卢梭曾说：“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钱瑗便是如此。

有一回，她和父母出去下馆子。可菜上齐了，她却不急着吃，而是盯着邻桌客人看。

杨绛问她：“你这样看人家干嘛？”

钱瑗努了努嘴，低声回答：“你看，那家孩子的父母在吵架。”

她感慨地说：“我一直觉得，父母恩爱的小孩很幸运。因为她见过好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从而知道怎么往正确的方向跑。

所以，我特别感谢爸爸妈妈，您们相亲相爱，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孩子。”

诚然如是。

如果说家庭和睦，是孩子最大的福气；那么幼时的钱瑗，定是福气顶好之人。

刚出生时，有人嫌她不太漂亮，可父亲钱钟书却像捧个宝贝似的，逢人炫耀：“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长大后，钱瑗身体一直虚弱，家中的长辈亲戚，无一不劝告钱杨夫妇：“趁着年轻，再生一个。”

可钱钟书却咬死不依。他恳切地对妻子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会更喜欢那个孩子了，又怎么对得起阿瑗呢？”

他们早就习惯了一屋三人，五味四季：在冬天的巴黎，煮一锅全家最爱的咸肉炖鸡；在夏天的北京，趁彼此午睡，互相偷画鬼脸、胡子……

如此环境下长大的钱瑗，好像小小年纪，就参透了爱的真谛。

她共情能力极强。曾因偶然看了几页《苦儿流浪记》，就心痛得大滴掉泪，直到多年后当了教授，还心心念念书中的“苦儿”。

她常展示出照顾人的天分。在父亲出差离家时，体谅妈妈怕摸猫屎，所以一个人在雪地里，用嫩小的指头，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

最重要的，是她远比旁人更加懂得：若想把握幸福，就必须得主动出击。

1956年，19岁的钱瑗，认识了一个叫王德一的男孩。

他们都是北京师范美工队的成员，毕业后，又同时留校做了老师。

钱瑗一早便发现了这个男孩的不一般：他总被评为“优等生”，颇具才情，也很受学生的喜爱。

就连后来的杨绛都回忆说：“德一和善忠厚，阿瑗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在那个女孩崇尚矜持的年代，钱瑗却在咬定心意之后，大胆向王德一表了白。并最终在相识13年后，组成了自己的小家。

巴克莱曾在《花香满径》中说：“幸福的生活有3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事做，三是能爱人。”

而对钱瑗而言，或许还有第四重：好好感受。

她并没有如千金小姐般大富大贵过，所拥有的，也不过是寻常人家的烟火幸福。

可即便如此，她却始终懂得，为父母情深感恩，为心动之人守候。

或许，相比被动地等待，主动感受爱、捕捉爱，才更能守住稳稳的幸福。

动荡波折时，爱是接纳变故的豪气

钱瑗夫妇婚后的日子，足以用“琴瑟和鸣”来形容。

他们一同伏案备课，闲时探望岳丈岳母，杨绛还曾亲昵地为女婿理发、煮饭。

可惜，好光景总不长久。

文革时期，王德一被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日日都要遭受批斗。

他不堪其辱，最终在宿舍楼打上“自绝于人民”的标语，于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上，自杀身亡。

这段婚姻，历经不过寥寥数年。钱瑗害怕睹物思人，搬出了曾经夫妻同住的教师宿舍，回到父母身边。

她几年都没有再恋爱，而是把满腔热情，都投入给了事业。

她恨不得用几乎无边际的工作，把时间塞满。着力研究一门新兴的英语文体学，编写的教材分获国家、教育部、北师大三个大奖。

有一回，钱瑗深夜加班太晚，第二天起床迟了，匆匆梳洗赶路后，才在教学楼的台阶上发现，自己脚上的皮鞋，竟错穿成了一只黄，一只黑。

朋友见了，劝她“悬崖勒马”，可她却说，自己是“骑在虎背上。”

有句话说得好：“幸福就像一只蝴蝶，你越是追逐它，它越是躲着你。但如果你转移视线，它便会轻轻落在你的肩头。”

空窗数年之后，钱瑗终于遇见了对的“他”。那人名叫杨伟成，是权威的建筑专家，年纪虽然长不了几岁，却已育有18岁的一儿一女。

刚开始的钱瑗，本是不依的。她害怕生活会像从前一样，意外总比明天先来。可就像鲁迅说的——

“前途很远，很暗，但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会有路。”

在杨绛的提点下，钱瑗终于明白：意外来与不来，人都必要好好地活着。为了体验世上一遭，为了爱人，也为了自己。

就这样，37岁无儿无女的钱瑗，成了两个孩子的继母，终于又从孑然一身，扑向了朝夕灯火。

她的继子杨宏建后来回忆说：“钱瑗阿姨，简直随和得不像个后妈。”

“知道自己不擅家务，就总会带些好吃的东西回来。”“不舍得花时间看电视剧，就提前偷看电视报，好和我们说笑取乐。”

明明是后来的“外人”，却成了四口之家的开心果。钱瑗就如一捧烟花，燃到哪里，哪里热闹。

蒋方舟写道：“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

钱瑗并非不恐惧世事无常，只是因着爱的助力，才多了一分热忱与豪气。

当生活的巨石向你砸来，或许唯有如此，方能化世间艰难于无形。

弥留人间时，爱是笑对余生的勇气

工作三十余年，钱瑗就像一台24小时不停歇的发动机，虽然心里还扛得住，身体却早就累了。

59岁时，她的腰疾突然加剧，在同事“押送”之下，才在医院查出，她早已是肺癌晚期，病入膏肓。

家里人瞒着她，医生朋友哄着她，可钱瑗并不傻。

看着自己服用的药物，和大大小小的医疗设备，她就心中清楚，自己怕是熬不过去了。

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任由医生护士怎么摆弄，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问。照常在病床上发文章，写课题，给硕博学生作指导。

有朋友打电话来，劝她好好休息，她却笑言：“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

生病那段时间，父亲钱钟书也因肾病住院。三口之家里，唯一的健康人，竟只剩下86岁高龄的杨绛。

钱瑗不忍心母亲这么大年纪，还要照顾两个重症病人，总不让她前来探望。母女两个，只能每晚以电话书信往来。

在给父母的信中，钱瑗还是一贯地调皮捣蛋，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医生不让我轻举妄动，我就只能文静地移动。”

“最近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哈哈”……

说罢，还要在信纸空白处，画个嬉笑的丑脸。

可时时探望她的朋友都知道：那时的钱瑗，已经虚弱得离不开氧气。

“背上的褥疮溃烂得露出骨头，下身瘫痪，肠胃也失去蠕动能力，就连全身可输液的静脉，也早已扎烂……”

可是钱瑗，毕竟是钱瑗。

她不容许自己在这大把时光中，被肉身疼痛打倒。

在床上不能动弹，她就一个劲儿地重读外国原版名著，嘴上还美滋滋地感慨：“总算有时间精读，还真读出不少心得来~”

明明自己深陷顽疾，却还张罗着为老同学的爱人治病买药，把辛苦收到的稿费寄过去，慰问人家保重身体……

弥留那段日子，钱瑗突然想起母亲曾经说过，要写一本《我们仨》的回忆录。

她央求母亲，想亲自执笔，写写这一世母女情缘的故事。

最终，也真的在挣扎仰卧之下，动笔完成了5篇文章。

可那之后的短短几天，钱瑗的力气就终于耗尽了。

她像一支从未休眠的蜡烛，燃烧了一生，热爱了一生，还是油尽灯枯，在沉睡中熄灭了。

余秀华曾说，“真正富养的教育，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为孩子找到一生的乐趣。”

于钱瑗而言，最好的富养，莫过于以爱之名。

她在父母相处中明白了爱，在炊烟日常中感受了爱，最终，也在生命的每个阶段，反哺了爱。

或许正如加缪所说：“我并不期待人生可以一直顺利，但希望在碰到难关的时候，自己可以是它的对手。”

只要有爱，苦痛快乐都是人生，任尔东西南北风。

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