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深度嵌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联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代和未来，形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推动力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惠小勇 吴植 喻珮

大江奔涌而壮阔，文明浸润而隽永。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沿长江寻访多处历史遗迹、文化遗存，从古人类的栖息之所，迈入东亚“稻作文明”的起源地；从灿若星河的文明曙光长廊，跨越至“千古风流人物”荟萃之地；从承载着红色荣光的圣地，迈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地……在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间，深切感受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体会中华民族精神在不断传承中历久弥新。

2022年1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长江沿线千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多处世界遗产，承载着长江流域民众及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长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正值暑期，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迎来了一批小考古队员，他们进展厅、下“探方”，种下求知的种子。今年上半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良渚博物院接待游客约140万人次，成为人们探寻文化之根的精神家园。

　　开放和凝聚：支撑多元一体文明

文化因水而生，文脉因水相连。

20世纪以来的田野考古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如满天星斗，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长江与黄河正是满天星斗里璀璨耀眼的两条星带。

新中国成立以来，继黄河流域诸多遗址考古发掘取得辉煌成果，长江流域多个考古遗址先后惊现于世，充分印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长江上游的宝墩、三星堆遗址，揭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并未阻止先民探索的步履；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遗址，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聚落形态变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凌家滩、良渚遗址在稻作农业和玉礼器文化中广泛交融，良渚古城遗址更是展现了迄今为止长江流域史前城市文明的最高成就。

这些遗址不仅各自的文明发达程度令人惊叹，相互间的联系也超出了世人想象。

走进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员正在对城址结构和宫殿房屋基址做进一步发掘。已经出土的大量文物静静陈列在天门市博物馆。“石家河玉器的獠牙、纵目、大耳朵等造型和三星堆很接近，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三星堆有很多一脉相承的地方。”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说，交流是石家河文化的密码。

溯流而上，走进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有一件来自良渚的十节玉琮，揭示了长江流域两大文明中心跨越千年的“缘分”。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回忆说，2001年冬天，在成都西郊金沙遗址考古工地上，一件十节玉琮出土，令全场考古队员为之振奋。其高度20多厘米，表面分布着几块颜色较深的玉石斑纹，好似水墨画里的山峦。经研究发现，这件十节玉琮与良渚文化“同宗同源”。

汉江蜿蜒浩荡，入口便是武汉。置身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犹存的城墙和基址令人浮想起这座距今3500年的商代古城曾经的繁荣。馆内陈列着大型陶缸、连裆陶鬲等类型多样的陶器。“其中一些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是陶器里的‘贵族’，它们始于江西、浙江，是典型的长江下游器物。”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说。

最直观印证长江流域文明交流互鉴的当属“国宝”越王勾践剑。“这件出土于湖北荆州楚墓的越王剑，闪烁着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光辉。”方勤说。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都曾拥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具有不可或缺、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它们通过不断交融、不断整合，向内凝聚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统一整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说。

位于南北文化交汇地带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考古发现其出土陶器不仅具有屈家岭文化因素，部分彩陶和陶片又具有仰韶文化晚期的特征和因素，与长江黄河中上游其他类似发现一起还原出南北文化相互影响的“彩陶之路”。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虽造型华丽、想象大胆，但与殷商的青铜器制作工艺有明确的继承关系，反映了中原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深刻影响。

而湖北大冶铜绿山、安徽皖南、江西瑞昌等古铜矿遗址的发现，进一步佐证了商王朝不仅将南方铜矿资源北运，还给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了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成体系的礼制，最终成就了中华青铜文明的辉煌。

游客在黄鹤楼内参观文化名人绣像画（2022年11月7日摄） 伍志尊摄/本刊

　　奔腾和追寻：筑就共有精神家园

在湖北巴东巫峡口一处景点里，一幅照片展示了几个纤夫裸露着古铜色的健壮躯体，在急流险滩中背负纤绳弯腰前行的场景，参观者无不震撼。

自古以来，一代代劳动人民依水而生、逐水而居，上演了一部用水治水的恢弘长卷。

沿长江上游支流岷江，走进大禹故里四川汶川县绵虒镇，只见在江岸石纽山大禹祭坛，一尊头戴平天冠、手执耒锸的大禹铜像威严矗立，仿佛站在治水的雨夜。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尚书·禹贡》肯定了大禹对岷江、汉江和长江中下游的治理。大规模的治水成功促使多元分散的文化日趋融合，促成了早期国家夏朝的诞生。

在汉江、长江交汇处的武汉晴川阁，相传大禹率领千万先民在此疏江导汉、驯服洪魔，使两江交汇、朝宗于海。众多游客被江滩石碑上刻画的巫山开道、设防彭蠡、三过家门而不入、震泽移山、禹铸九鼎等传说所吸引。

从上古传说中遍尝百草的炎帝神农，到写就《本草纲目》的药圣李时珍，从赤壁之战中的三国豪杰，到精忠报国的名将岳飞，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继闪耀在长江流域。

时至今日，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属那些留下千古名篇的文坛星宿。

登上临江飞檐的黄鹤楼，三楼的一幅大型绣像画再现了唐宋13位名人“打卡”黄鹤楼的情景。崔颢、李白、白居易、陆游等赫然在列，他们吟诵黄鹤楼的名句也被摘录出来。

“这些诗篇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因为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与后人产生了深深共鸣。”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牛淑贞说。

李白近千首诗歌大多写于长江一带——“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浩荡长江如水墨长卷；“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串串地名因诗生辉；“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江上劳苦大众的命运令人动容。

行船在重庆奉节奇峻壮美的瞿塘峡，让人不禁想起诗圣杜甫晚年暂居夔州的情形。虽已年迈多病，他仍忧国忧民，感怀山川风物，写下《秋兴》《登高》等大量传世名作。

走进位于黄州遗爱湖的苏东坡纪念馆，一段从官员到农夫的特殊经历令人驻足感悟。从“江海寄余生”到“何妨吟啸且徐行”，从“渺沧海之一粟”到“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从“一尊还酹江月”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在谪居黄州江畔的4年多里，他共创作约740篇作品，完成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升华。

“长江成就了无数民族英雄和文化巨匠。他们被人民所接受，最终也成为了中华文明苍穹中璀璨的星辰、民族精神家园中醒目的标识。”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说。

越王勾践剑 肖艺九摄/本刊

　　传承和创新：挺起民族复兴脊梁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毛泽东一生情系江河，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写下多篇抒怀长江的诗作。近代以来，长江沿线城市率先成为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前沿，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一次次奔涌出爱国主义的惊涛骇浪。继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长江之尾的上海诞生。

1927年春，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关口，毛泽东登上黄鹤楼，心情凝重地写下“茫茫九派流中国……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同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性转变。

站在长江上游四川石棉县安顺场镇大渡河渡口，河宽只约当年一半，河水依然汹涌；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沿途尽是高山峡谷，当年红军冒着炮火，忍受异常疲惫和饥饿，强渡大渡河；昼夜疾行240里，抢在敌人支援部队抵达前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人类挑战极限的奇迹。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红军在长江沿线经历多次艰险奇绝的战斗，一次次生死考验成就了理想信念的远征、民族精神的洗礼；从98抗洪到抗击非典，从汶川抗震救灾到抗击新冠疫情、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伟大壮举，赋予长江文化丰沛的红色基因，成为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的重要精神源泉。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构建了立足流域、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发展格局。参与编制规划的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说，长江文化深度嵌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联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代和未来，形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推动力。

苍松翠柏之间，古朴雅致的岳麓书院，游客、学生前来探寻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底气和情感根脉；夜幕下，汉口江滩的“知音号”码头霓虹闪烁，观众排队登上一艘满载城市记忆和家国情怀的长江游轮；贵州毕节化屋村，一幅幅精美娟秀的苗绣制品分批寄送，成为乡村振兴的新支点……

试看寰宇，长江正辉耀于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