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财经《封面》抗疫特别策划“我在武汉”

制片人|武辰 后期|朱彦霖 宣发|葛瑶

记者|陈琳 口述整理|潘蕊楣

过去一段时间，在疫区武汉及其它一些地方，一些非新冠病人因为医院功能的转换等原因得不到及时救治。

最初，有不少人转发这些救命求助信息，再后来，有些人开始“有组织”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收集、整理、联络、解决，而这些组织的名称又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直到与“不要红包”的海培姑娘远程交谈，才解开我们一些胸中谜团。

“不要红包”是在抗疫期间自发结成的救助非新冠病人的公益组织之一，这是一群“95”后发起的线上救助网，既松散又密密匝匝、既偶然又宿命般必然结成。他们身处不同的地方互不相识又彼此坚定信任、支持着，发公益的光。

所有稚嫩的、生活中曾经的“无厘头”，在当下，都成了担当。

“我们就是一个临时的草台班子，能做一点是一点”。

有人看，有人谈，他们在做。

截至采访，“不要红包”已经成功救助170人。

海培说：“每一个转发看似可有可无，但确实让患者得到了社会关注”。

01 没想过发展成一个志愿组织

我叫刘海培，我在疫情期间组织了一个叫“不要红包”的志愿者团队。这个团队现在有50人左右，大多数都是刚毕业或毕业一两年的95后，我是97年的。

我们所有人基本上都是以兼职的形式做志愿服务，都有自己的学业和工作。大家都是线上认识的朋友，有的是通过微博呼吁，有的是通过朋友圈。

我们一开始的微信群名叫“并不吃美团外卖红包群”，后面碰巧有一个别的组织需要引用我们收集的信息来询问名字，大家才意识到我们可能是一个组织了，需要有个名字，于是就在原来的微信群名基础上变成“不要红包”。

后来正好有一个家属要谢谢我们，给某一个志愿者发红包，志愿者就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不要红包”，我们就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好的。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没想到说把它发展成一个志愿组织。

当时看到很多医院因物资不够发起求助，随后在微博、朋友圈等也涌现出很多个人的求助信息，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做什么事情，不确定个人的转发能否对这种本来就很紧缺的医疗资源产生一些推动作用，觉得可能更需要从宏观的层面去进行调控。

后来让我触动地是一个关于尿毒症老爷爷的视频，他因为社区关门找不到地方买药，也没有人帮，就跳楼自杀了，我看完后有一点沮丧，就觉得也许资源调配这些我暂时还做不到，但起码可以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例如尿毒症老人买药这样的。

如果我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买，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参考这个渠道，最初就是这样一个类似于信息归类整理的想法。

我们收集个人求助信息后会逐一的去打电话核实，不过更多的是通过患者的经验，比如说他需要买某个药，我们给他提供几个渠道，他反馈给我们说这个地方买不到药，或者不适用于他的情况，于是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积累哪些可行哪些不行。

一开始想法比较简单，将求助和救助进行一个匹配，到了后期，可能就是专注于做非新冠患者求助这一方面。

02 已成功救助170人，绝不放任难题

我们“不要红包”在前期主要就是对个人求助信息的收集和分类。

首先按大类分为非新冠和新冠患者，然后是救助资源的整理，比如有哪些医院或者药房是开放的或者是可以买到药的，还有哪些电话可以打等信息整理。

现在算是到了后期的工作，和前面的信息整理不太一样。新冠患者交由其他几个专注于这方面的志愿团队来做，现在我们这边主要都是非新冠患者。

有一个和我们合作的志愿团队叫雷火救援也在做非新冠的信息收集的工作。假如现在有一个非新冠的患者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往往是他们那边先收集核实，将可跟进的信息给到，我们再全力跟进，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劳动。

“不要红包”按照慢性病、急性病、血液透析类，肿瘤癌症类，儿童孕妇类分成五个组。当患者的求助信息给到，我们会根据他的病症描述，推测他是属于哪一类。

比如说他是肿瘤的，我们就给到癌症肿瘤这一组，谁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可以跟进这个患者，他就会去用短信、电话、微博私信等等方式对这个患者或家属进行联系，了解他现在的救助情况进展到哪一步，是通行证办不下来买不到药，还是说医院不收，再根据他的困难来帮助推进整个过程。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组织登记需要帮助的患者一共是270多人，除去已去世10个左右，有170人是已解决问题的。

另外100多人是正在跟进的状态，例如有的人是在等床位，有的人想要去别的地方进行救治，但是异地医院不收或者是先需要隔离14天。

因为非新冠的特点就是个案比较特殊，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像新冠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流程，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有他自己大大小小的问题，难以推进下去。但是我们不放任难题，一直在继续跟进。

（“不要红包”志愿者团队微信群）

03 最大的挑战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向我们求助的患者95%都是在湖北地区。

求助的患者主要是两类。一方面，疫情爆发后，最好的医疗资源都会给到武汉地区或者用于新冠治疗，一些非新冠的病人可能易受到影响（缺乏医疗资源）。另一个原因是交通管制的问题，很多病人可能由于原定治疗计划要转换城市。但是疫情下有隔离期，可能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期，需要想办法求助联系医院。

目前来看，我们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应该还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或者次生灾害这一部分目前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照顾，在实际帮助患者过程中比较难以解决。

比如武汉有的医院已经停了发热门诊，开始接收很多非新冠需要做肿瘤手术的病人了，但是我们在帮助患者联系过程中，得到的反馈可能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接收，或没有床位没有医生。

这种实际的困难还是有很多的，这也与很多个案的情况有关。可能有的肿瘤病人他的手术就必须由某个医生做，或者这个时候这个资源能够提供，等到下一个病人就不行了，会有这种特殊情况。

我们一般跟进患者的时候，一是联系可接收可治疗的医院，另一个就是走社区行政方面，社区不行再找区的防疫指挥部，找卫健委，一层一层想办法联系。

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或者没有进展的话，我们就寻求在网上传播转发来吸引社会注意力的方式。其中有一些案例确实因为受到了上级或者社会舆论的关注，而反过来联系我们，比如防疫指挥部给患者开了通行证，可以去到某个地方，这样的情况是有的。

04 每一个转发看似可有可无，但确实让患者得到了社会关注

现在有一个案例比较棘手，当时那个患者好像是因为骑车，被一根竹子刺过了他的脑袋，但已经过了一个多月，都还没有医院可以收治。

各个医院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定点非定点的，以及有没有这个治疗水平，目前的情况就是没有找到医院可以接收。

目前我们觉得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武汉本地的医疗资源能够对他进行一些帮助，并且这个事情也得到了区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但还是迟迟没有推进下来。

他的情况是比较危急的，如果让他再走通行证或者是去到异地进行治疗，我们认为他身体也不太吃得消，以及他如果从疫区转移，目的地医院也会有顾虑，所以尽可能还是在武汉本地解决比较好。

当然也有问题解决的比较顺利的情况。

有一个患者视网膜脱落，属于晚上突发紧急情况。当时我们一边联系患者，一边联系医院，这个事情在网上很快得到关注，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患者就找到医院进行治疗了。

另外，前几天晚上有个一岁半患视网膜瘤的小朋友。

他是从1月底开始求助的，正好是新冠肺炎爆发的那段时间，到现在差不多也有一个月了，不过这个患者到我们手上就只有几天的时间。因为得到了社会的一些关注，以及我们不停的帮忙联系医院，所以已经传来好消息说有医院可以接收他并进行救治。

其实每个患者成功入院或者问题得到解决，很难简单归因于某一个志愿者、或者舆论的转发，但是每一个因素又都是他得到治疗的原因，所以这就是一个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过程。

每一个转发看似可有可无，但有时确实是让他们得到社会关注的关键原因。

05 我们就是一个临时的草台班子，能做一点是一点

一开始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会发展到今天，可能真的就是不自经，大家就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组织里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过多这样的经验，他们的共同点是对社会时事有一定的关注度，并且在我看来都是非常人文、人道、人本的人。

他们看到个体求助的时候不自觉地觉得需要为求助者提供一些帮助，能做一点是一点，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不要红包”。

这件事情以表格里面所有患者求助都已经不再需要志愿者介入为止，如果求助者恢复到了自己原本的治疗节奏中，不需要志愿者帮助，那我们也就可以收尾了。

目前的想法是不会刻意继续去做这样事情，我们就是一个临时的草台班子，和能力比较强有经验的志愿组织不一样。

我们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才有了这样一个组织，等到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解散，并不会将它延续下去。

大家更多地还是会回到自己的生活里，我打算之后就回去上班，我还是很喜欢我本来的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