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人类历史活动的遗迹，中国人对中国文物一直有着强烈的情感。近来成为公众关注话题的台北故宫文物毁损事件，就牵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

在中国朝代的嬗递中，文物通常被视作“天命”“正统”和文明体系传承的符号。中国历史的转型，也伴随着将君主所垄断的文化-政治资产转化为近代国家全体国民财产的过程，清朝的皇室收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转化成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文化资产。同样，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体认到现代国家对历史文物的职责，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态势明朗之后，将故宫文物搬迁到中国南方，这一举动得到国民授权，具有正当性。1949年，蒋介石到台湾后，有意利用文物的传统政治价值，让故宫文物为他设想中在台湾建立的偏安政权涂上“正统”色彩，这一举动并未获得人民授权，因而不具备正当性。公道地讲，无论这两次文物迁移和安置行动是否正当，蒋介石和故宫的文物工作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物都还是有感情的，他们保护文物的心态是保护“家珍”，所以，即使是使用棉花铺垫缠裹这样的原始手段，文物的安全、完好还是有基本的保障。

相较之下，遭受长达半个世纪日本殖民统治，滋生“皇民”意识的一些台湾“精英”，在面对故宫的中国文物时缺乏情感认同，有些人甚至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文物的感情要更深。蒋经国当政时代，台湾岛上带有这种“皇民”背景的“台独”政治势力兴起，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把这个岛屿从中国分裂出去。在“台独”的用语中，“台湾”与“中国”无关，不仅在政治上无关，在文化上也没有关联。为了与“中国”彻底断绝关系，“台独”主张放弃隶属福建省的金门、马祖，将故宫文物“还给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台独”势力受制于公开推动“法理台独”的困境，在政治思维和手段上日益“务实”。在利益上，“台独”需要控制和利用国民党从大陆带来的一切资源，其中包括故宫的文物资源；在政治上，“台独”需要借“中华民国”的外壳上市，同时尽力掏空“中华民国”这个名号背后剩余的中国内容。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改变“放弃”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主张，并宣称，故宫文物是历经战乱到达台湾的文化资源，里面虽有中国文物，但台湾对此拥有毋庸置疑的财产权。

2000年民进党执政，任命“独派”杜正胜接掌台北故宫，杜立刻开始筹建“以亚洲艺术文化为概念”的故宫“南部院区”，意在消解台北故宫传承中国文化的意象。2016年再度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加大利用台北故宫政治价值的力度，2018年“独派”陈其南担任台北故宫院长，陈主张“故宫台湾化”，他宣称：“台湾人可以继承故宫的文化，但是不需要为此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这个文明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够继承的。”

2019年，“台独”色彩更鲜明的吴密察接任陈其南，他一上任就禁止两岸故宫交流，禁止大陆和港澳学者查阅资料，凸显台北故宫的“主体性”，加速“文化台独”。吴本人不具备文物、考古、艺术史、博物馆方面的学术背景，他上任后的新聘人员多是自己过往的下属或学生，如将他在前一个职位上与博物馆业务毫无关联的下属升调为台北故宫保存处简任编纂，负责文物总账和保存、修复、检测、安全管理的专业工作；将图书文献处与书画处合并为书画文献处，理由是两处的对象“都是纸”；把器物处长升为副院长，把原专业为图书文献处的处长调任为器物处长。这种凌驾专业、任人唯亲的“恩宠制”用人文化，自然会把文物安全贬到末位。 文物安危的首要因素，在于主事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物抱持什么样的感情。鄙视中国文化价值，把文物当作“台独”政治的工具甚至“人质”，文物还会继续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民进党不打算放弃“台独”主张，理应把故宫的文物归还给大陆，这才是这些国宝文物的大幸。（作者是台湾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