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过了P2P爆雷的樊迪，万万没有想到，倒在了早教爆雷的坑里。
家盒子爆雷后，樊迪并没有参加过维权。她希望家盒子能够走出暂时的困难，继续运转下去。“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好的早教机构。”樊迪重复多次说。
家盒子是一家主打高端系列的早教机构，选址也多是位于大商场或别墅区附近。场地内三层高的世界级攀爬架、宽敞的游泳馆、经过专业训练的菲佣保育……这些眼花缭乱的高档配置，都令初为人母的樊迪感到着迷。
2018年8月份，她给不足1岁的孩子报了为期一年的游泳课，眼下课还没上完，便遇上了家盒子跑路的消息。
最早是2018年12月时，北京CBD店闭店，后来中粮店、望京店相继关门，家盒子前后不仅停水停电，还曝光出过拖欠房租的消息。
她之所以没有参加维权，是因为觉得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如同信仰一般，她希望家盒子能够走出暂时的困难，继续运转下去。“我也很好奇，这么大规模的一家店，怎么说倒就倒掉了。”
多家早教中心闭店
樊迪的经历并不是个例。
10月，爱乐乐享早教被曝“事发跑路”，位于朝阳区常营龙湖长楹天街的店门口挤满了前来打听消息的家长。贴在门上的公告显示，截至2019年10月20日，该门店仍处于欠租状态，欠费金额达 189750 元。事发突然，家长也未曾想自己会面临无处退款困境，而爱乐已经不算是一家小型机构。
爱乐乐享早教成立于2009年，距今已有十年的时光。目前，爱乐乐享早教在全国范围内已布局超过150家门店，达到了28个省、市和地区。在备受业内关注的《中国早教蓝皮书》当中，爱乐还被列为了中国十大早教品牌第七名。而另一家被列入十大品牌的纽约国际儿童俱乐部，近一年来也多次被曝出关店不予退款的新闻。
作为从海外引入的行业，早教目前在国内仍是以服务高净值人群为主。由于当前国内的早教意识尚且匮乏，使得早教一开始就变成了“有钱人的游戏”。
不仅报名者多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高等教育背景的社会精英阶层，包括头部经营者也是长期在创业一线血拼，有着相当数量的资金积累。早教的“资本局”内，光是高昂的前期投入便会吓退不少前来“玩票”的入局者。
“比如我加盟一个品牌，加盟费在10万到60万元不等，60万的已经是超高标准的了，一般都10万、20万。而且根据城市的等级会有不一样的标准，一二线城市是最贵的，像在上海这种一线城市的话可能要200到350万，甚至像MoreCare （金宝贝旗下日托品牌“茂楷”）这种不计成本的一家店可能1000万都不止。”一位长期从事早幼教行业人士向AI财经社解释了在这个“局”中金钱的重要性。
该行业人士以北京的一家MoreCare早教中心为例，该中心学员大致在15人左右，假设每个学员月收费8000元，一个月的总收入也不过12万。但是这家店的面积数大致在1000平方米，按照北京每平方米5元/天的价格计算，光是房租每月开支就要15万。此外，店内还养了20—30人的员工，这块的成本尚未计算。他表示，业内人都很清楚，More Care的建造成本都在千万以上，回本可以说是遥遥无期，不计成本的投入致使店铺每个月都是在巨亏的状态下运营。
爱早教网创始人胡瑞燕告诉AI财经社，大多数早教机构爆雷跑路，绝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着捞一笔就跑，而是因为真得“穷途末路”了。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国内倒闭、爆雷的早教机构多达22家，其中光是上海地区跑路的早教机构就有16家，由于这些机构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被业内戏称为“上海跑路团伙”。
据此前媒体的报道，上海有14家早教机构通过接盘收购等不同的形式，毁在了同一批人手里，涉及的机构包括培正逗点、馨哈早教、巧恩美语、宝知成、凯瑞宝贝、花园宝贝、维乐教育、梓音艺术空间、创造力星球乐高STEM中心等。
图/徐曼菲
而近年爆雷的机构中，不乏凯瑞宝贝、纽约国际、爱乐、家盒子这类有着多年经验的老品牌。无论是头部还是中小品牌，在烧钱的状态下，无一家能与雷潮绝缘。
今年以来，监管的严厉打击也加快了早教市场的淘汰速度。一位上海的从业人士告诉AI财经社，上海地区对早教机构的突击检查让很多不达标的品牌逐渐退出市场，比如前段时间在上海郊区的一次检查当中，长期口碑不佳的红黄蓝和后续爆雷的凯瑞宝贝便遭到了监管的处罚。
但该业内人士认为，品牌出事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自身教务层面不过关，在经营过程中把更多的力气花在了营销上。“这个行业大家的课程同质化很严重，都是最早金宝贝、美吉姆那一套。但是想要做美吉姆、金宝贝的加盟，没有三四百万的启动资金根本想都不用想。凡是能够加盟这些大品牌的人，他们本身有不少都是做过生意的，甚至在国内知名创业团队待过。”
预付款模式依赖症
在家长眼中，同质化或许只是在课程上和效果上难以分辨优劣，但早教实行的预付款模式，带来的则是实打实的资金担忧。
由于教育产品延期使用的特殊性质，提前支付一年或多年的学费，就意味着一旦培训机构爆雷跑路，消费者预先支付的金额就很可能面临无处讨回的窘境。“这并非教育培训机构独有的问题，而是涉及预付款经营模式的所有经营性机构的共同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
熊丙奇认为，要防患教育培训机构的这一风险，我国有必要统一加强对预付费（预付卡）的管理，并把教育培训机构也纳入监管范畴。
此前，国家层面也出台过相关办法。2012年9月，国家商务部就发布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其中明确规定，发卡企业应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到商务部门进行备案。凡进行备案的企业，必须在规定的存管银行，存管不低于上一季度预收资金余额20%的资金。一旦企业倒闭，主管部门便可利用这一资金对消费者进行先行赔付。“只是这一办法仅适用于从事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教育培训机构并不在此列。因此，目前对教育培训机构事先收学费的行为缺乏有效规范。”熊丙奇向AI财经社解释。
难以分期付款背后还源于国人长期对于“预付款”的依赖。此前，一名韩国创业者在上海开了一家美术培训中心，按照韩国的规则，培训费用是可以一月一付的，但到了中国这个规则便行不通了。问及原因，业内人士解释称是因为中国的销售人员不接受。“如果你不是按照年付的游戏规则去玩，销售人员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会因此出现过激行为。”
由于销售自身的提成制，市面上销售提成在5%—10%不等，假设年付费用为1万元，那么这时销售干一单就能拿到500—1000元不等的提成。当这个方式变成分期付款，学员每月的费用在800—900元左右，就意味着销售要招满10个学生才能赶得上之前一单的收入。
事实上，在亚洲除中国大陆外的其他地区，在培训费用支付上多是采用分期付款的模式：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最多是一次性支付三个月的学费，新加坡和韩国都是月付。“但是一来到内地，你一次性可以收1万多，你心里面就会觉得这个事情还不错，对吧？你看我开业三个月，我就做了100万的业绩。”一位早教机构从业人员告诉AI财经社，年付的模式会给行业内的加盟商造成一种假象，使得这批人不计成本地向外扩张。
另外，“预付款模式”在早教市场上也有其必要性，这涉及到一个“收回成本”的问题：倘若一家早教机构的学员基础足够好，经营者每个月仅是靠着学员的单月续费，就可以抵扣掉培训中心的各种成本，是否执行分期便成为经营者的一个理念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店铺无法靠着分期付款实现成本覆盖，即刻执行便意味着即刻倒闭。
胡瑞燕预测，如果明天开始执行强制“季付”的模式，市面上80%的早教机构都有倒闭的可能。
为了规范行业行为，提升早教形象，爱早教网也曾在2014年时推出过“跑路险”模式。胡瑞燕承诺凡在合作门店通过爱早教网专用POS机支付的课程，即可享有爱早教网提供的“无条件包赔”保障，一旦发生机构关门、倒闭、跑路等问题，爱早教均能够在三天内赔偿家长的损失，所赔金额为剩余课时应退费用。同时，爱早教还承诺，购课后如果家长不满意，均可随时申请退课，剩余多少退多少。
图/视觉中国
然而，五年过去，当初的承诺已经让胡瑞燕不堪重负。爱早教的运营模式是，先以折扣的价格从早教机构处批量购买打包课，再以原价卖给购课的用户。但现实是，“订阅课程的客户中，10个里面有3个都要退费，剩下的7个不是不想退，而是已经懒得退，或者说不在乎这笔钱。”这就导致每次用户提出退费时，公司都要率先垫付赔款给用户，而等待早教机构的退款却总是遥遥无期。
“这对我们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坏账。你要知道，我们三年以后才从凯瑞宝贝那把尾款给拿回来。”胡瑞燕激动地说，“真是一点合作的契约精神也没有。”
灰色的市场
目前国内对早教的监管尚处于一个灰色地带。一名教育部门人士告诉AI财经社，教育主管部门对早教机构的监管十分有限，最多就是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不能直接关停取缔。
对此，熊丙奇解释称，“有的培训机构并没有注册为学校，而是注册为企业，对外以学校为名进行招生、经营，对于这类培训机构，教育部门无从监管。”
虽然这个行业还没有明确被规范，但市场对于早教的需求已经逐渐生长起来。80、90后的年轻父母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比起父辈更愿意给孩子提供早期智力启蒙。
另外，当前国内的“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也催生了对托育市场的需求。2017年底国务院妇女儿童委员会发布的《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显示，36% 的 0—3 岁婴幼儿家长有托育需求，无祖辈参与照看的家庭托育需求达43%，有祖辈参与照看的家庭仍有34%存在托育需求，70%的家长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的托育机构。
但社会上公办幼儿园基本不招收3岁以下的婴幼儿，而由机关、社区、企事业单位开办的托儿所的名额又十分有限。这也在无形当中造成了一个行业缺口，“早教+托班”或成为新趋势。
然而，市场上要拿到托育的办学资质并不容易。根据上海市对托育的相关规定，托育中心必须设置在地上，面积不得低于360平方米，且幼儿的人均面积不得低于8平方米。另外，由于托育学员的年龄为3岁以下，因此对保育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员配置方面，上海市规定，托育中心每班应配置育婴员≥1名，2—3岁幼儿与保育员比例不高于7:1，18—24个月幼儿与保育员比例不高于5:1，18个月以下幼儿与保育员比例不高于3:1。有业内人士透露，上海能真正拿到资质的品牌不足100家。
图/视觉中国
这些规定既有现实需要，又在无形当中提高了早幼教机构的运营成本。上述业内人士称，目测下来已经拿到资质的盈利性早教机构，学员费用都在八九千甚至1万以上。“我看到的几乎都没有一家挣钱的。”他无奈地说。
而且，取得资质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上海的陈默曾开过线下早教机构，在他看来，牌照的审批很难有确定的时间表，为了通过审批，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多个部门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前来检查，你要时刻处于‘备战状态’，没有钱的人怎么扛得住？”
熊丙奇曾经提出过行业自治的想法，由地方教育培训机构发起签订诚信承诺的活动，并设立保证金，参与的教育机构都设立保证金账户，以防机构倒闭，用以清偿预付学费者的学费。但他同时也强调，“这一行动并不具有强制性，而且各教育培训机构给保证金账户存入的钱，也不明确。”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做法只会形成“劣币逐良币”的局面，“每个人都这么玩，我倒闭了，你帮我殿后，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坏的企业跑了，然后好的企业给拉下水了。”胡瑞燕说。
另外，熊丙奇还提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明确要求教育培训机构建立风险保证金制度，规定培训机构必须把风险保证金存入政府部门指定的银行，设立账号，由银行保管。“但有的培训机构并没有注册为学校，而是注册为企业，对外以学校为名进行招生、经营，对于这类培训机构，教育部门无从监管，还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并没有按规定比例存入保证金，但监管部门并没有严肃追查。于是，当教育培训机构倒闭后，学生、家长求告无门的事，依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