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小说家》很不双雪涛。

这是许多看过双雪涛作品的人的感受，也是双雪涛自己的感受。

电影上映前，双雪涛把小说又重新看了一遍，总觉得是另一个人写的。他把这种感觉总结为“少年气”，写它的人横冲直撞，对着全世界呐喊“我想写小说！”

而刺杀一个一腔热血写小说的，着实有点说不过去，除非他写的小说能改变现实。

无业游民关宁接到了一桩大生意，任务是去刺杀一个穷困潦倒的落魄小说家。之所以要刺杀这样一个羸弱的人，是因为他笔下的奇幻世界，能改写现实，危及权贵，眼看小说3天后就要结尾，刺杀计划亟待落实，关宁却发现自己失踪6年的女儿也被写进了小说……

这部由双雪涛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正在挑战一个华语电影从未涉猎的题材，主演雷佳音接到剧本时有点吃惊，他没想到电影还可以这样拍。

作为小说集《飞行家》中的一个短篇，《刺杀小说家》能够被改编成一部巨制电影，在双雪涛看来是出于某些机缘。

一部分是和电影的机缘，写小说之前，他给《看电影》杂志写过影评。他钟爱库布里克对世界的悲观解构，也喜欢黑泽明的坦率真诚。

还有一部分是和导演路阳的机缘，2016年，华策影业邀请路阳将《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彼时他导演的《绣春刀》刚刚斩获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路阳第一次看双雪涛的小说，就感觉与作者心意相通，如多年老友，他被那种“困境下的，看似无意义的残破人生所迸发出的强韧生命力”所打动。两人第一次见面，相见恨晚。

电影筹备时间前后用了近5年，光是特效就用了两年时间打磨，双雪涛说：“大家费了这么大劲，就希望结果能好一点”。而从口碑反馈上来看，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在80后作家里，双雪涛属于晚熟的人，当同辈作家韩寒、郭敬明早已崭露头角，双雪涛还是银行职员。2016年，双雪涛一口气出了三本书，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让他走进大众视线，大半个文学圈都在谈论这位横空出世的文坛新秀，

“迟来的大师”被印在腰封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予他最具潜力新人奖，从此成了各大文学奖的常客。

和双雪涛的见面约在北京丽都饭店旁的一家西餐厅。这里聚集了北京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双雪涛常在这边谈工作或踢球。

那天早上北京下小雪，天气格外阴冷，东北人双雪涛身着黑色毛领羽绒服，头戴一顶酒红色毛线帽，从出租车里出来小跑进温暖的室内。

和双雪涛聊天是件开心的事，他身上有着东北人天生且娴熟的幽默，还有一种仍未褪色的天真与叛逆，爱笑，且周到。

聊到《刺杀小说家》的故事想表达什么，他毫不忌讳地说：“那个时间段写小说，老是发表不出来，老是退稿，心里不服气，这是出发点。一个美好的意图，是希望小说具有力量。”

小说具有什么力量？小说真能改变现实吗？

至少在双雪涛的人生里，小说改变了他的现实。

信贷经理双雪涛在一个夏日夜晚决定辞掉工作。那天他却反常地失眠了，想了一夜，他下定决心做职业小说家。

第二天早上他敲开领导办公室的门，他说，领导，我不干了，我辞职。

他所在的银行是国家政策性银行，成立辽宁分行20年以来，从未有人辞职。人事部门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办理辞职手续，谁也没料到，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人突然来这么一下子。

这种猝不及防在他的作品里也频频出现，在小说集《猎人》发布会上，作家格非说双雪涛在结尾总喜欢“飞一下”，调侃：“这小子是不是原来受过什么压抑？”

在谈及从银行辞职的原因时，双雪涛用了一个词：甩脱。“我心里有种赶紧甩脱的欲望，从小到大的生活里从来没兑现过。我不可能去他妈的不高考了，我不敢这样。终于有这么一把，我心想，得来这么一把，不再走别人认为OK的那个路了。”

别人觉得OK的路是什么样的？朝九晚五，一台电脑， Excel窗口应付突击检查似的摊着几份财务报表。那时双雪涛二十八岁，能喝小一斤白酒，跟客户吹起牛逼也从不觉得可耻……

“（这样的生活）里面暗藏的漫无止境的庸俗其实是特别可怕的”，他读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铭记一句话：“我们不欠平庸任何东西。”

他要对抗平庸，但某种程度上，他又有点感激银行。

“如果它没有那么足够枯燥你怎么写小说？”

2010年，朋友转给他《南方周末》上刊载的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征文启事，距离截稿日还有20天，第一名奖金60万新台币（合人民币14万），差不多够沈阳一套房的首付。

双雪涛第二天就开始写了。他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开头一出，山呼海啸的思绪向他涌来，将他包裹。

上班写，下班也写，他常在深夜里停不下笔，为想象力碰撞出的火花战栗不已。

6万字的小说寄走，中彩票似的，他竟拿了首奖。命运奇诡无常，推着他走上文学的路。

去台湾领奖时，双雪涛偶然走进台北的小巷，看见一家二手书店的玻璃上写着：在这样的时代，我没有饿死已经是万幸——殷海光。

一个念头开始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我想吃写作这碗饭，赴汤蹈火，写出牛逼的小说，还有，尽量不要饿死。”

那部获奖小说名叫《翅鬼》，故事发展仿佛预示着它的作者必将在一个夏日清晨敲开领导的门，递上辞职信。

故事是这样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雪国，带翅的婴孩被送入井下劳役，受到没有翅膀的人奴役，成为终生囚徒，但他们不甘心，凿开一条通道，飞离雪国。

双雪涛和作家郑执、班宇一年至少要喝一次酒，三人聚齐不容易，难得碰一次头必定要喝个痛快。他们在一起什么都聊，聊文学，聊电影，但更多的，是聊家乡沈阳。

近年来，从电影《钢的琴》《白日焰火》，到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的《仙症》、班宇的《冬泳》，文艺作品中的东北越来越受关注，与老工业区的没落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将东北在文学场域里的苏醒称之为 “东北文艺复兴”。

这一代东北作家以80后为主，作为东北工人一代的子女，在铁西区由盛转衰的阴影下成长，下岗潮带给父辈的冲击是他们共同的童年记忆。记录被遗忘的东北往事，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主题，也逐渐内化为他们的使命。

“故乡的功能在三十岁之前就完成了”，但在双雪涛看来，“它在我身体内一直起着作用，会永远跟随着我”。

巨大的锻造车间，轰鸣的器械运作声，一旦沾染上衣服就难以去除的机油味儿……1980年代，父亲在沈阳小型拖拉机厂当工人，双雪涛在厂里的生铁桌上读完了《我与地坛》，从此爱上文学。

他记得父亲与工友之间属于东北男人粗粝而神奇的友谊，他们常在一起打牌，有时为了输赢大打出手直至头破血流，各自回去处理了伤口，第二天继续一起玩儿。

有关工厂的记忆伴随他成长，也长进了他的小说。

在双雪涛最受关注的作品里，往往交织着大案、下岗、棚户区底层生活和两代人的爱恨，而故事大多发生在一个叫做“艳粉街”的地方。

90年代初，父亲下岗，老房子拆迁，家里被迫从沈阳市中心搬到城乡结合部艳粉街，这个由2000多户平房像蚊香一样盘起来的棚户区治安混乱，到处都是垃圾和脏水，一下雨就变成烂泥塘。

在《走出格勒》中，关于经验中的艳粉街，他这样叙述：“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每当市里发生了大案要案，警察总要来这里摸一摸，带走几个人问一问。”

有天傍晚，邻居修车师傅老李被带走，警察从他家里搜出几百万的现金，这件事震惊了整个街区。老李平时极老实，修车手艺好，粘车带从不糊弄。而这晚过后，老李被证实是全国大案的嫌疑人。

这件事给还在上初中的双雪涛带来巨大冲击，他突然思考起“个体”这个词来，“世界看似平滑运转，个体生活其中，里面的残酷荒谬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就像父辈一代的跌宕起伏和猝不及防，勤勤恳恳却被时代裹挟成失败者，他们的隐忍与抗争都还历历在目，刺激着双雪涛敏感的神经。

2017年8月，双雪涛的小说集《飞行家》出版，他拿到新书后不停用手摩挲着封面。腰封上一句名人推荐词都没写，上面只有一句话，大致能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我们人性中珍贵的瞬间，留下一些虚构的记录。”

双雪涛来北京6年了，在北京，双雪涛卖出了几部小说的影视版权，交了不少新朋友，找到了可以踢球的球队，也收获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来北京是双雪涛人生中的一次峰回路转。辞职之后，他陷入过一段时间的困顿，作品发表不出来，他在小说《跛人》创作谈里写道：“想起尿不湿的价格，实在不容易入睡。未来就像一条幽暗的隧道，时有微光闪过，但是看不清隧道那头是啥东西。我整三十岁，感到恐惧。”

《跛人》在文学核心刊物《收获》发表后，双雪涛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邀请他去人大就读创意写作班，双雪涛想了想，决定接受。

2015年9月4日，从事职业写作第三年的双雪涛离开了东北，乘坐G220次高铁从沈阳北站出发，抵达北京南站，在中国人民大学宿舍放下行李。

他不再年少，但依然求学。

写作班聚集了阎连科、刘震云等知名作家作为导师，双雪涛得以拓宽视野，但更重要的是被文学上的匠人精神所打动。

他犹记阎连科带给自己的影响。导师张悦然在一门课上让大家讨论各自的新作品，类似于习作欣赏，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阎老师也拿出一个新写的长篇来讨论，“我特别感动，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往前走”。

如今面对名声带来的种种，双雪涛也如前辈般谦逊。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之后再写什么东西。

随着东北文学被熟知，东北作家被无意识地暗示走出东北语境，成为“更成熟的”职业作家，但双雪涛不愿被驱使，他坚持只写“让自己兴奋的东西”。

“让自己兴奋的东西”和灵感有关，而灵感来临是一种很微妙的感受。有一次他路过沈阳铁西与和平交接的一处教堂，偶然遇见一行盲人鱼贯而入，那一刻他被击中，脑子里涌进许多故事，于是便有了小说《光明堂》。

现实生活是作家最重要的灵感源泉之一，当生活场景从东北转移到北京，双雪涛的作品中也容纳进更广阔的世界，小说集《猎人》展现了这种转变。尽管从豆瓣评分来看，不再聚焦于东北语境的《猎人》低于之前备受赞誉的《飞行家》,但《猎人》却是双雪涛珍爱的一本书。

“我把它当做一个整体去考虑，在写的过程中，我努力克服以前不太会处理的东西，在实践的过程中把它处理，对我来说是一种收获。”

2020年，双雪涛还在写，但并不急着发表，他打算最后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最近《刺杀小说家》的上映让他进入了一轮集中应酬期，好哥们儿路阳拍的电影，他希望能尽些微薄之力，帮忙处理文学之外的事物。

但电影会有下线的一天，热闹过后，他依然是以文学充饥的小说家。

只不过现在他更有耐心，不再是狼吞虎咽的穷途旅人，他要打好领带，端坐在餐桌，细细咀嚼，慢慢吞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