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乏有学者认为缠足文化得以兴起，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男权文化被普遍认同。换句话说，近几十年来人们对“缠足现象”的研究都是从“道德评价”以及“男权压迫”的角度着手，以至于人们一提到缠足、小脚，就会自然会把它和烟、酒、赌博等陋习归为一类。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及裹脚时，都是以后现代的目光去斥责当时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久而久之，便会很陷入了一个思想的死胡同，从而忽略了裹脚活动中女性群体的主动参与性。那么，缠足的女性真的不快乐吗？

在谈及快乐与否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缠足风俗的发展史。缠足现象确实的起源早已难以追溯，但最早有关缠足的记录是始于北宋年间。时人无一不以小脚为美，只要不是下田劳作或者充当贩夫走卒的女性，几乎都有一双玲珑小脚。而在往后数千年间，缠足风俗在历史风雨中亦越演越烈，终盛放于明、清两朝。如在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所出土的花缎凤首尖足鞋和南昌明朝宁靖王朱奠培夫人吴氏墓出土的缎面弓鞋便是这个风俗最佳的铁证。到了清朝，裹脚潮流更是攀上了一个新高峰，并出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寸金莲”说，即脚要小至三寸。

由于扎脚除了会使脚部肌肉慢慢萎缩，脚背出血、化脓外，甚至会令小脚趾会溃烂、脱落，所以学术界对“莲事之美”的评价都是批评者居多。然而，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裹小脚一事不纯粹是为了满足男性群体的性癖好，尽管旧社会女性多数处于失语的情况，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就曾指出旧社会女性自身并不否认小脚的美学价值，亦即是说时人扎脚除了出于社会风习，也基于其个人意愿和心理。

缠足之苦固然是痛入心扉，所以缠足女性并不否认缠足与疼痛的必然关系，而是更为强调小脚美丽所带来的价值。在明、清的戏曲舞台中，我们可以轻易找到扮演花旦的男演员需要练习“跷功”，以便于模仿缠足女性走路时的婀娜之态。所以说，缠足之美态不局限于现实中对女性体态的评价，而是被赋予了一种更为抽象的审美涵意。因此，一位缠足妇人就如此剖析女性的心态：“导致了一件艺术品的诞生，是十分值得的，即使偶有痛苦，辄以此等精神克制之，无不化苦为饴。”

除了美学价值外，小脚更是为时代女性带来更为实际的利益：锦绣婚姻。在以小脚为荣的时代背景下，不少男性有一定程度“金莲癖”。撇除宋朝大文豪苏轼那广为人知的《菩萨蛮》外，清朝文人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更详细讲述了48种把玩小脚之法。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香艳欲绝”的小脚被赋予了强烈的性魅力。在社会对小脚高度推崇的情况下，缠足便为成了女性美好婚姻的一个基本条件，更甚者可以因此嫁入高门。毕竟在小说《三寸金莲》中，贫家女子香莲正是因为一双小莲脚，而得以嫁入富家的。

在《金瓶梅》的字里行间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以脚为重点的调情手段，譬如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就是借捡筷子，摸一把小脚。因此，我们能看出摸小脚同时是令两性感情升温的最佳方法。汉学专家高罗佩在他的着作便有提及，男子想要摸清女性的情感，最快的方法便是摸对方的脚；若是对方不生气，就意味着求爱成功。双方不但可以更进一步，甚至越过雷池。因此，在重视夫妻敦伦的旧社会中，小脚除了是大户人家的敲门砖，更是有助于维系夫妻生活和睦。

至今，仍有不少人视女性为男性的附庸者，从而形成了现今中国女性缠足史中的主流论述。可是，当我们去评论一个久经不衰的审美潮流时，不仅不能单以现代人的目光去考量，更应要从时代语景、氛围去了解当中所代表的意涵，以免出现以青诋白的情况。总括而言，缠足女性是有一定的“快感”，而这一份“快乐”是由利益、想像力、自我安慰互相交织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