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投脱欧，既是其“例外主义”欧洲观和欧盟多重危机共同推动的结果，也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的社会分化，以及一体化市场与社会政策国家化矛盾的体现。脱欧撕裂了英国政治和社会，对欧洲一体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不仅削弱了欧盟的软硬实力，也改变了内部的力量平衡，将对一体化的方向和路径产生深远影响，欧盟将被迫进行方向性选择和改革。与此同时，英国作为欧盟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大国，脱欧还将对大西洋关系和欧俄关系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国际格局。
在6月23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英国民众以51.9%的比率，选择脱离欧盟。结果出人意料，但并非不可理解。英国公投脱欧是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既有英国在欧盟发展问题上根深蒂固的“例外主义”欧洲观，也有欧盟在一系列危机背景下民主合法性危机加剧、功能合法性缺失的推动作用。公投之后，英国内政、英欧关系以及欧盟未来如何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无论事态走向最终如何，这场公投都注定会成为欧洲一体化和国际政治历史上的转折性事件，其影响将远超过英国和欧盟自身，对国际格局转型产生作用。
一、“例外主义”欧洲观与欧盟多重危机
尽管公投前几乎所有分析都认为英国民众能够权衡利弊，作出留在欧盟的决定，但结果表明，在理性考量之外，深层次历史和文化因素、民众面对欧盟多重危机引发的不安全感等，同样左右了民众的选择行为。
（一）“例外主义”欧洲观是英国脱欧深层次历史和文化根源
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受“例外主义”欧洲观的影响，有更为深刻的疑欧传统。“例外主义”的欧洲观不仅源于其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特性”，某种程度上也来自其“帝国情结”，还与其从1815年到1973年形成的“外者”（outsider）身份相关，[1]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特议会民主引发的主权至上观念、独立国际角色的行动自由等方面。[2]上述观念一直贯穿于英国与欧盟的历史关系之中。丘吉尔反对英国加入“联邦化”欧洲时，曾将英欧关系定位为“英国与欧洲的关系，而不是属于欧洲”。1971年英国议会围绕是否加入欧洲共同体展开的大辩论的核心命题，和1988年撒切尔夫人在布鲁日的演讲，都与今天“留欧”和“脱欧”两派辩论的话语体系一脉相承，核心皆是英国“例外主义”的欧洲观。
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前的议会大辩论中，反对者提出三个核心论点。一是反对共同体农业保护政策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畸高和英国为此承受的巨额负担，力倡自由主义的经济传统，保障在世界市场低价购买农产品的权利。二是保护英国独特的国际角色，免受欧共体约束。对于疑欧主义者，加入欧共体并不意味着英国国际视野的扩展，而是收缩；英国应独立培育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加入欧共体，受其约束。三是避免英国自治的能力面临风险，也即损害英国主权。最具代表性的反对论调是“加入共同体后，英国议会无论何时、就何种问题作出决策，都需要部长理事会，或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的批准……我们应能够保证我们的决议不受英国之外任何机构的影响”。[3]
撒切尔夫人在布鲁日的演讲亦是以突出英国在欧洲的特殊性为核心，与1971年英国议会辩论的主要观点一脉相承。在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上，她强调英国与欧洲文化的传承和联系，但重点是突出其独特性，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为避免欧洲大陆陷入单一力量主导而斗争”，凸显其作为“欧洲外者”发挥平衡作用的角色定位。在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原则上，她表示：“独立主权国家的意愿和积极合作是建立成功共同体的最好方式……紧密的合作不需要将权力集中到布鲁塞尔或由其任命的机构。”“国家控制的经济只会带来低增长，欧洲不应是保护主义的，”[4]突出主权国家合作的政府间原则、务实原则和经济自由主义原则，明确反对联邦化的欧洲。
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并没有随其“欧洲化”进程而逐渐衰微，其在欧盟内的定位依旧是“一体化中的外者”（outsider as insider）[5]，在欧盟范围内推动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理念，领导单一市场建设；在与主权密切相关的政策领域，如货币政策、申根体系等问题上“选择性”退出。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为加强经济治理将更多权能转向布鲁塞尔，源于“例外主义”的疑欧情绪在英国国内急剧上升，欧洲议题在英国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随着公投进入政治议程而愈加成为最具分裂性的问题。脱欧派积极宣传从布鲁塞尔收回英国的控制权，尤其是控制边境的权力，减少移民，并表示独立于欧盟之外的英国拥有更多发展与新兴国家经贸关系的广泛空间。
（二）欧盟合法性危机的叠加效应
自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以来，尽管英国一直作为欧盟中的“例外”，但长期未在政府高层公开讨论脱欧选项。随着债务危机推动欧盟不断采取加强经济治理的政策，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与欧盟发展进程的矛盾日益尖锐，2010年英国政府首次在最高级别上公开辩论脱欧选项的可能性，从此开启英国脱欧进程。英国脱欧辩论与欧盟民主合法性和功能合法性危机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脱欧结果的出现。
在应对债务危机过程中，欧盟机构获得了对成员国经济政策前所未有的干预权能，日益涉入成员国的政治决策。成员国民主政治与欧盟权能之间的不对称性增加，欧盟民主合法性赤字加剧，是触发英国脱欧进程的重要因素。例如，欧盟加强经济治理的一揽子方案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在传统上属于成员国权能的政策领域内拥有监督和评估职能，有权对违规国家实施制裁；“欧洲学期”（European Semester）制度，推动成员国财政政策更加紧密的协调，赋予了欧盟委员会在成员国预算中的建议和监督作用。上述权能转移都与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中的议会民主观念冲突。也因此，卡梅伦在2013年针对英国与欧洲问题的演讲中强调“不存在‘欧洲民众’（European Demos），成员国议会是欧盟民主合法性和责任性的最终来源”。[6]他指出债务危机是改革欧盟与英国关系的最佳机遇，表示：“我们应该利用机会重塑与欧盟的关系，以满足我们在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以及合作方面的利益。我认为那意味着更少的欧洲、更少的成本、更少的官僚主义以及更少的规范。”[7]
面对多重危机，欧盟应对不力，功能合法性危机凸显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欧盟的合法性更多来自其功能性作用，也即民众认为其是满足公共需求最合适的机构，能够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附加值。功能合法性是欧盟长期以来“宽容共识”的支柱。[8]但近年来，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问题上的不力，已严重损害了其功能合法性基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恰是在经济和难民问题上，民意表现出对欧盟最不认同的立场。难民问题上，98%的希腊人、88%的瑞典人以及77%的意大利人都表示不同意欧盟的方式，认同最高的国家荷兰也仅有31%的比例支持欧盟方案。经济议题上，仅有6%的希腊人、22%的意大利人、27%的法国人对欧盟应对经济问题的措施持赞成态度。这些数据都表明了民众认为欧盟在应对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问题上的失败。[9]英国民众对留在欧盟的支持率急剧下滑与难民和移民危机的恶化趋势一致，2015年6—10月，英国民众对留欧的支持率从61%下降到52%，凸显了欧盟功能合法性危机。
（三）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
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是英国脱欧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全球化与一体化背景下金融、贸易和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不公平。全球化成果在不同阶层中并非平均分配。技术革新和金融资本流动，会更有利于精英阶层以及适应市场的年轻人，而将那些依赖社会再分配机制的老年群体置于不利的地位，这就需要强化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作用，实现社会公平。但是“现代国家被世界市场和本土社会撕裂，干预社会分配的能力下降”。[10]经济和国家化社会之间的裂痕已使世界各地反精英、反建制的极端主义政党兴起，它们鼓吹民粹主义，呼吁重回孤立的民族国家状态。
英国同样面临严重的社会分化，其最富裕的20%人口和最贫困的20%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是欧盟中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11]近年来，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卡梅伦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削减社会福利和调整税收政策，被认为恶化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现状，是加速的“撒切尔主义”，英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速度比20世纪80年代还快。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到2015年，英国最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2%，而次富裕家庭的收入仅下降3%。[12]英国的社会分化为极端政党动员民粹主义提供了空间。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疑欧的英国独立党获得了超过20%的选票。此次公投，疑欧和脱欧力量正是抓住了民众在一体化面前的不安全感，承诺控制边境、减少移民、保护英国民众的就业机会，争取支持。
英国留欧和脱欧的选票分布，清晰反映了一体化背景下的经济和社会分化。年轻选民更多选择留欧，55岁以上的老年选民多选择脱欧；经济发达地区，如苏格兰和伦敦地区选择留欧的支持率更高；教育和专业程度更高的人群选择留欧；不拥有护照、收入越低的群体，选择脱欧的比例越高。支持脱欧的民众倾向于认为英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移民的进入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遇。
二、英国脱欧的多重影响
英国脱欧是国际政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对英国、欧盟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等方面具有多重影响。短期内，英国脱欧已触发了英国内政治变更，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但是，英国脱欧的冲击效应是长期的，尤其对欧盟未来一体化发展，以及对国际政治格局走向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
（一）政治和社会的分裂，英国政府面临两难
公投结果对英国的影响最为直接，其不仅为英国经济带来一段时间的不确定性，也会加剧国内政治的碎片化。公投所凸显的经济、社会和地区之间的分裂不仅需要长时间去弥合，甚至可能影响英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完整性。
英国经济将面临较长时间的不确定性。除了市场短期避险行为诱发的金融市场动荡、英镑贬值以及政治危机导致的投资者信心下降等不利因素之外，英国经济还将面临较长期的不确定性。未来两至三年时间，英欧关系安排难以明朗，是英国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英国经济与欧盟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合，欧盟市场占英国服务业出口的40%，2014年欧盟其他27国占英国市场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50%，伦敦城是欧盟金融服务业单一市场的主要获益者。[13]不同的关系安排，不仅影响英欧之间的贸易，也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投资者信心不足，大量撤资，会诱发英镑继续走软，利率提升，经济有陷入衰退风险。公投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出警告，表示脱欧会使英国经济陷入衰退。《经济学人》最新报告表示，英国经济的复苏进程会停止，并将其2017年的增长预期从此前的1.8%下调至-1%。[14]
引发英国政党政治碎片化。公投脱欧后，主流政党内部矛盾加剧，极端右翼的英国独立党是最大的受益者。卡梅伦上台之初就采取了对欧盟强硬的立场，2010年为了兑现竞选承诺，推动了“公投锁定”（Referendum Lock）立法，规定向欧盟转移任何重要权能，都需通过英国公投。此后，随着党内疑欧压力的增加，为了弥合分歧，阻击独立党，卡梅伦一直对欧盟采取批评立场，迎合疑欧派，甚至曾经表示：“在欧盟外更好”，导致其在公投动员中强调脱欧负面影响的说辞缺乏说服力。[15]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疑欧派的胜出是英国独立党的胜利，保守党却自此陷入更严重的分裂。与保守党相比，脱欧公投更进一步恶化了工党的形象。近年来，工党身份危机日益加剧，内部不同派系争权夺利，与民众期待渐行渐远，公投进一步加深了内部矛盾的鸿沟。工党领袖科尔宾被指责留欧动员不力，结果一出，12名影子内阁大臣宣布辞职，工党陷入瘫痪。工党的分裂和瘫痪将引发选民的进一步疏离，为极端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国家分裂风险上升，社会裂痕难以弥合。公投不仅揭示了英国内部的地区冲突，凸显了阶层和代际矛盾，甚至有人将公投描述为精英与草根的对决。尽管英国政府承诺在此后的谈判中将同样考虑留欧派的关切，但万事难全，欧洲问题将继续考验英国的统一和团结。国内的地区分离主义问题将再次提上政治议程，国家统一面临挑战。公投中，苏格兰地区以压倒性优势支持留欧，结果一出，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便表示苏格兰第二次独立公投有很大可能，应在英国正式脱离欧盟之前举行。[16]苏格兰议会已于6月28日通过了《有关公投对苏格兰影响》的动议，寻求其留在欧盟的可能性，如果最终不能实现留欧，苏格兰势必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鉴于北爱尔兰公投支持留欧以及英国脱欧带来的北爱和平进程框架的改变，北爱问题也存在重燃的可能性。弥合在公投中暴露无遗的阶层和代际矛盾同样会使新政府面临困境。有人将公投称作“年轻一代的命运被上一代人主宰”，并质疑公投的合法性，如何在未来的谈判中既满足年轻一代对自由流动大市场的支持，又安抚保守的年老一代对移民的恐惧，英国政府面临两难。
（二）欧洲一体化面临方向性选择
英国脱欧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事件，将对一体化的路径和前途产生深远影响。它严重削弱了欧盟的软硬实力，激发欧盟范围内疑欧政党的反弹，改变内部的立场平衡并加剧欧盟发展的方向之争。未来，欧盟如果不能在危机下寻找到有效路径，务实寻求一体化的推进，其发展将根本丧失动力。
英国脱欧将严重削弱欧盟的国际实力和影响力。英国虽然并非联盟的创始国，也自始至终对联盟若即若离，但作为欧盟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国之一，在欧盟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英国退出，是一体化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国家退出联盟，除了表明一体化并非不可逆之外，也暴露了一体化模式中的深层次问题，加剧了欧盟“多重危机”的国际形象，软实力受到严重侵蚀。英国是欧盟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国之一，经济占欧盟经济总量的15%，人口占12.5%，是欧盟范围内投资存量最大的国家，是欧盟预算的第二大出资国，是单一市场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北约成员国，英国是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于欧盟的安全和全球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其退出直接损害欧盟硬实力。
欧盟范围内的疑欧势力和极端力量将进一步上升。极端政党挑战欧洲基本共识，普遍疑欧，希望关闭边境、控制移民数量、保护贸易、通过直接民主还权于民，推动欧盟重回主权国家秩序。英国脱欧派的胜利，鼓舞了欧盟范围内的疑欧势力和极端力量。在脱欧公投结果宣布几小时后，法国的国民阵线、荷兰的自由党、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奥地利的自由党都呼吁在本国进行类似的公投。极端左翼或右翼政党目前在欧盟25国共拥有1329个议会席位，在其中的8国参与执政，公投是它们迫使主流政党采纳其政治立场的利器。[17]
欧盟内部力量失衡加剧。英国一直作为欧盟范围内重要的平衡器存在，平衡以法国为代表的南部欧洲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倾向，平衡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日益“主导”作用的担忧，与法国合作共同推进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英国出走后，德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上升，欧盟范围内会再次出现对德国主导情绪的担忧。脱欧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长施泰因迈尔分别在柏林召集大国协调会议，已引发其他成员国的不满。此外，没有英国的欧盟，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力量受到削弱，欧盟是否会日趋保守也有待观察。
欧盟内关于未来方向的辩论会愈加激烈，能否寻求共识至关重要。近年来，欧盟连遭危机，不断暴露其体制性缺陷。债务危机推动了欧盟以“政府间方式”增加其超国家属性，难民危机凸显申根体系的局限性。目前，欧盟层面希望进一步一体化应对危机，但明显缺乏民意支持。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应对英国脱欧，我们不能简单以进一步一体化作为回应”。[18]成员国对一体化路径也缺乏共识，法国主张欧元区国家朝进一步联邦化的方向发展，德国则似乎更青睐政府间主义手段，中东欧国家倾向从欧盟收回权能。目前，欧盟范围内最大共识可能就是欧盟需要改革，但无法明确改革的方向。
（三）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与对英国内政和欧盟的冲击相比，英国脱欧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其效应取决于一系列未定因素，尤其是英国内政发展、欧盟一体化的选择以及双方关系的走向。但无论如何，基于英美特殊关系、欧盟独特的国际角色以及英国在欧盟中的独特作用，英国脱欧将不可避免具有格局性影响。
触发美国对英国和欧洲政策的调整。英国是欧盟内最坚定、最具有影响力的大西洋主义国家，在贸易自由与安全政策等多个美国核心关切的领域内，推动欧盟立场与美接近。英国在欧盟中的独特作用，是美国历届政府推动英国融入一体化的重要考量，“英国留在欧盟让美国对强大的大西洋联盟更有信心，也是二战以后确立的国际格局基础的组成部分”。[19]英国脱欧后，失去了对欧盟事务的一切决策权，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安全合作以及扩大政策等，会改变美国对其国际地位的认知。1962年，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曾对置身欧共体之外的英国作出如下评价：“英国试图在欧洲之外通过特殊的大西洋关系以及没有政治结构、缺乏团结和力量的英联邦发挥独立作用的做法已经失灵。”[20]脱欧后的英国对美全球战略意义显著下降，美国将不得不把对欧政策重心转向德国，大西洋关系的走向将主要取决于德国领导下的欧盟如何发展。未来，两大问题考验大西洋关系走向：一是没有英国的欧盟能否继续与美国达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二是法德能否推动欧洲安全合作并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
欧俄关系缓和可能加速。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俄关系陷入僵局，处于制裁与反制裁过程中。英国一直是欧盟内对俄立场最强硬的国家之一，主张追随美国步伐，加大对俄制裁力度。英国脱欧，欧盟虽不会立即解除对俄制裁，但整体来看，欧盟中对俄立场温和的力量将显著上升。当前，欧俄关系具备缓和的契机。此前，法国外长已表示需在欧盟范围内重新讨论对俄制裁，自动延期不令人满意；德国的立场也有所松动，不再坚持将完全实施《明斯克协议》作为解除制裁的前提，认为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制裁应逐步取消。
欧盟改革和对外政策本身也会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作为多极化国际格局中的一极，欧盟主张多边主义，在国际贸易、气候变化、发展援助等诸多领域内发挥重要的规范性作用，是当今国际格局转型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英国退欧使欧盟实力受损，本已严重制约其外交手段和能力；加之未来两年英国与欧盟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内，双方的脱欧谈判和自身改革会占据欧盟大量外交资源，其对外行动能力会进一步受限。未来，欧盟是更加团结还是更加松散,是更加封闭还是更加开放,都会作用于其国际行为方式，影响国际格局的走向。
三、英欧未来关系安排及走向
英国脱欧谈判何时启动尚无时间表，英国与欧盟围绕谈判程序亦会展开博弈，双方关系面临较长时间的不确定性。尽管欧盟方面施压英国，希望早日启动谈判，但根据《欧洲联盟条约》第50条的规定，启动谈判的主动权在拟退出的成员国手中。公投脱欧后，卡梅伦宣布辞职，并表示与欧盟的谈判将由新政府举行。但是，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内并无一致意见，特蕾莎·梅表示年内不会正式启动谈判。正式谈判启动后，条约规定的谈判期限为两年，如果两年内无法达成协议，英国将自动退出欧盟，除非欧洲理事会与该成员国达成协议，一致决定延长该期限。此外，双方将围绕谈判程序展开博弈。英国希望将脱欧谈判与未来双方关系框架的谈判绑定，但遭到欧盟方面的拒绝。欧盟主张先进行“脱欧”谈判，然后再以整体的身份与英国谈判未来的关系框架，既为了避免将二者绑定，导致谈判的无限延展，也避免英国利用其尚未脱欧的成员国地位，干预欧盟决策和提高要价。
由于成员国对英欧未来关系立场各异，谈判需要平衡各方力量。德国作为欧盟中最具领导力，但又与英国在经济政策中拥有共同主张的国家，其对英欧关系有两大目标：一是避免脱欧的传染效应，维护一体化的成果；二是在未来的关系框架中继续保持欧盟与英国之间紧密的经贸合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默克尔在坚持英国如果希望继续拥有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接受劳动力自由流动规则的同时，呼吁欧盟伙伴不要感情用事，推动与英国维持紧密的伙伴关系。而法国与意大利立场接近，虽然与英国也存在密切的经贸联系，但鉴于国内疑欧情绪严重，极端右翼影响力上升，与英国在经济政策理念上存在差异，立场强硬，难以接受赋予英国更多的例外。西班牙在英国的直接投资量大，并在金融领域有密切合作，希望继续保持与英国密切的一体化，偏好与英国关系的“挪威模式”，但很难在涉及欧盟原则的问题上支持英国。[21]
因此，英欧未来关系安排取决于各方力量的谈判和妥协。总体看来，未来双方关系的选项有“瑞士模式”、“挪威模式”和欧盟—加拿大自贸协定关系模式。“瑞士模式”即通过与欧盟签署松散的双边协定，拥有统一的大市场，但不需要接受一体化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人员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可以降低对欧盟预算的贡献份额，这是最有利于英国的模式。但是，“瑞士模式”的可能性最低，因为与欧盟多数国家的主张相悖。“挪威模式”将使英国得以享受欧盟单一市场待遇，但对欧盟规则没有投票权，还需承担欧盟预算，接受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是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欧盟方面亦可接受的模式，但英国方面妥协的空间有限。“加拿大模式”可能是双方在关键原则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对于双方是双输的结果，不仅谈判时间长，且非关税壁垒、金融服务业以及政府采购等问题都不会完全纳入协定。
四、余论
英国脱欧作为牵动国际政治的大事件，中国难以置身事外，不受影响。公投结果一出，中国金融市场陷入震荡，人民币下行压力上升。中欧关系、中英关系联系紧密，未来中国也将面临英国脱欧的长期影响。
英国脱欧对于中英关系或许是双刃剑。一个欧盟之外的英国，势必更加重视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关系。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脱离了欧盟制度规范的羁绊，英国在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未来双边自贸协定安排等问题上，亦可能采取更加创新的政策方法。当然，中国亦不能忽视英国内政演变的另外一种可能，即可能朝着分裂、保守的方向发展，国际战略地位会显著下降。当前英国内民粹主义力量上升，可能导致国内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情绪泛起，影响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大局。此外，还需要考虑独立于欧盟之外的英国，如果愈加依赖美国，不能在中国的核心关切问题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将会对中英关系提出重大考验。
对于一个发展方向未定的欧盟，中国既有乐观的理由，也不乏悲观的担忧。英国脱欧的积极效应可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面，英国脱欧或能够倒逼欧盟进行改革，找到适合各方利益的不同的一体化路径，采取更加务实的手段推进一体化，重新赢回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后经济衰退的风险和政治乱象，或在一定程度上从反面证明欧盟的附加值，让理性主义重新回到对欧盟价值的审视过程中。英国公投后，西班牙主流政党人民党获得比此前更多的支持，以及丹麦民众对欧盟支持率不降反升，似乎在证明上述论断，但其效应能否持久尚不得知。
欧盟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在全球治理，包括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发展合作、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拥有共同利益。英国脱欧使本已危机重重、内部利益严重分化、法德核心驱动不足的欧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艰难的方向性选择。无论欧盟如何选择，中欧关系都将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一个开放、能够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立和独特作用的欧盟符合中方的利益；反之，一个松散、封闭、依赖美国的欧盟则会给中欧关系带来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