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野味市场调查:野味贩子变“嗜血网红”监管缺失致交易泛滥

从地下到网上,从东南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森林到戈壁……伴随着巨量的金钱,野生动物通过这张网络,被运送到食客嘴边。在举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许多人因失去亲友失声痛哭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依然在进行。1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下发通知,要求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必须检疫合格

这是一张遍布全国的庞大网络。从地下到网上,从东南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森林到戈壁……伴随着巨量的金钱,野生动物通过这张网络,被运送到食客嘴边。

我国正在全方位开展疫情防控阻击战。尽管中间宿主还未完全确定,但和2003年的SARS一样,这次疫情的病毒来源也指向野生动物。

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悲剧却再次上演。人们担忧的是,我们会不会第三次踏入这条河?

线上『野味帝国』

“2020年1月23日,凌晨,河麂子,又是一车,欢迎订货!”一个名为“养殖珍禽和种植水产交易服务”的微信号朋友圈中发布视频,画面中一只动物蜷缩在铁笼,眼神充满惊惧。发布者称,这些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河麂,一批就有100多只。

在举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许多人因失去亲友失声痛哭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依然在进行。

1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下发通知,要求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必须检疫合格。1月22日,包括中科院院士许智宏在内的19名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

1月23日,此商贩却在朋友圈继续吆喝生意,并称自己的野生动物“带检疫、养殖和销售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志愿者刘懿丹告诉记者,近年来网络黑市销售野生动物日益猖獗,不少野味贩子借着虚拟平台的管理漏洞,创建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野味帝国”。

记者发现,野味贩子通过微信朋友圈、网店等不断传播杀戮野生动物的视频,把自己打造成黑市中的“网红”,吸引嗜血食客:一只已经死去的黄麂被吊在木架上,头上和颈部的皮已经被剥下,几个人笑嘻嘻地拿着刀子砍腿,地上全是血。拿着铁锤直接砸向野羊的头部,“这是第四只了!”画面一转,地上堆着被大卸八块的羊肉。

“野味网红”的朋友圈更新非常快,一天下来,视频多达十几条甚至几十条。白天鹅、白额雁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常客”;来源不明的果子狸、豪猪、竹鼠数不胜数;大王、水律、眼镜等蛇类按吨供应;剥了毛的小麻雀100只一包,一次供应30万只……

这些贩子十分狡猾,他们在视频中从不显示有关地址和个人身份等信息。除了偶尔暴露的方言口音,几乎难以定位。

线下『跨维流动』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表示,国内野生动物的销售主要有公开市场、地下黑市、网络售卖三种方式。公开市场以零货销售为主,相比熟客走量型的地下黑市和日益兴起的网络售卖,公开市场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张庞大的产销网络中,南方省份以及东北地区供应量和消费量巨大,西部边远地区则成为重要野生动物的供应地。

“各地野生动物资源不一样,比如宁夏主要是野鸡、野兔、野鸭,东北以狍子、熊掌为主,河北、天津、安徽一带主要是各类小型候鸟,广东、广西一年四季蛇和鸟都不少,浙江、湖南、湖北有丘陵地区野猪、麂子这些兽类……各地区的特色,拼齐了一幅‘野味地图’。”让候鸟飞志愿者天将明说。业内人士表示,在不少地方,捕捉野生动物成了重要收入来源。

抓获野生动物只是这场疯狂交易的起点。这些巨量、大型甚至是活体的野生动物,如何通过非法途径运送到各地的呢?北京草原之盟环境保护促进中心志愿者祁玉婷,曾参与记录野生动物非法贩运过程。志愿者分乘三辆从宁夏开往华中地区的大巴车进行跟踪记录。他们观察到,仅一次运输过程,各个接头地点与三辆大巴车交接货物的车辆就有27台。

“他们不仅卸货,也会上货,常年运输,形成了一条流动的‘贩运大通道’。这只是我们一次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全国这样的通道不知道还有多少。”祁玉婷说。除了大巴车,火车、货车、飞机等也经常运送野生动物。

这张巨大的运输网络,不仅把金钱送到了各地,也把病毒扩散到了四面八方。

“据我调查估算,全国每天至少有上百吨野生动物被卖掉。受疫情影响,现在大部分只能躺在冷库。在新冠病毒传染源和传染机制没有明确之前,这些野生动物都可能是极度危险的致病源。”刘懿丹表示。

『利用』实为『利益』

2003年8月,在SARS疫情被逐渐消灭后,林业部门将果子狸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列入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动物名单。果子狸产业发展迅猛。以“中国果子狸养殖之乡”江西省万安县为例,这里仅一家龙头企业就年产商品狸2.8万余只,年产值3500多万元。

实行一段时间后,“54种动物名单”被废止。野生动物只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均可以驯养繁殖和利用,范围非常宽泛。

有学者根据国家林业局在线审批系统的公开资料搜索,2005-2013年间,国家林业局共计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了372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这还不算各省级林业部门审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以及无序非法的驯养繁殖。

审批容易、监管缺失,导致林业部门发放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广受诟病。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成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洗白工具”。据业内专家推算,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广东等地的农贸市场调查,发现旱獭与鼠类可以大量批发。而旱獭与鼠类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更荒诞的是,鼠类等野生动物被林业部门批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然而农业部门却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检疫,食用的潜在危险极大。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动物检疫的范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整并公布”。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农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10种动物的产地检疫规程,野猪、野禽等可对应参照上述规程进行产地检疫。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

修改法律带来希望

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对民声民怨的积极回应。

专家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的数量锐减、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根源在于对野生动物的滥用。通俗地说,就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原有法律中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进行“利用”的理念,应该重新审视。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不是“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改变目前法律重在保护濒危野生物种,而非重点保护动物“有效保护几乎为零”的状态。经过两次大的疫情,应该更多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野生动物保护政策进行调整。需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范围扩展为全面覆盖所有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提出普适性保护规定。

此次修法,还将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专家指出,修改动物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为了配合野生动物利用而强制扩大动物检疫防疫的范围。基于对动物病毒存在许多未知的现状,严格控制为野生动物发放检疫证的范围。

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滥的现状和惩处的困境,还应制定具有震慑力和针对性的法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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