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写给卓琳的字条
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公开了邓小平写给卓琳的一张字条。字条上是这么写的：
“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这是1976年6月，邓小平给在三〇一医院住院的卓琳写的一张小纸条，也是邓小平难得一见的家书。寥寥数语，只有了解历史背景才能体会其间的欣喜、宽慰。
当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收音机里、报纸上到处都叫嚣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4月初的一个晚上，为了避免“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冲击，汪东兴把邓小平藏到了东交民巷十七号的老宅子里，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并报告了毛主席。邓家仍住在宽街的子女和工作人员就地集中办“学习班”，邓小平临走前邓楠往他口袋里塞了一盒扑克牌。这既是政治处理的办法，也是对邓小平的保护。
原本卓琳也被带来与邓小平住在一起，但是卓琳因角膜溃疡住到了三〇一医院，二人不得已分开。此时邓小平与家人完全隔离，音讯隔绝，每天只能在屋子里转圈散步，邓楠塞到他口袋里的那盒扑克牌都被摩挲得旧了。独自在医院的卓琳也非常牵挂邓小平的安危，住院期间，她给邓小平写了一个条子，叮嘱说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两个多月后的6月初，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转报毛泽东、党中央，表示一个人太孤单，想回去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说：我“急切地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他们来看望我们的要求”。次日，毛泽东口头指示，可以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
可以回去住，就意味着人身安全无忧，意味着一家人又能在一起了，邓小平十分高兴，他偷偷地给老伴递了这张纸条。7月19日，邓小平与卓琳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住宅。这是邓小平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纸笔往来，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爱人与家庭的温暖支撑着邓小平度过了人生的最低潮。这些温暖也转化为日后邓小平屡屡坚持真理、披荆斩棘的自信与动力。
邓小平与卓琳相知相识于革命战争年代。1939年8月，时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通过战友的介绍认识了卓琳，并于9月与卓琳在延安结婚。当天，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李富春等都参加了，婚礼简朴而隆重。
革命形势下，很多革命夫妇都采取丈夫去根据地、妻子留在延安的方式，但卓琳坚决不同意。婚后她唯一的要求就是随军，跟着邓小平到前线。战争形势下，这对新人日常无法厮守，常常是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师部，卓琳在八路军总部，只有邓小平偶尔回来开会才能见上一面。这时的邓小平性格也与年轻时爱说爱笑不同，因为肩负重任，他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快言快语的卓琳一开始不太适应，而且两地分居，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就提出想让邓小平给她写写信，说说每天做了什么。务实的邓小平表现得有些“不解风情”，说：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吧。卓琳一听，写信的事只好作罢，她慢慢地也理解了丈夫不懂“儿女情长”、顾全大局的心，默默地支持着他的事业。后来，卓琳又对邓小平说：“你的性格是不爱说话，我的性格是爱说话。可现在我又不能随便跟别人说话。说错了，对你影响不好，所以我只有跟你说了。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你一定要听下去。我说错了，你可以批评，我来改。”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后来，两人就在日常的相处中渐渐地适应对方、互相理解。战场上的闲暇时刻，指挥千军万马的邓小平也会亲自烧上一锅水，为妻子洗洗头发，或是约上另一对夫妻，一同打打牌。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每每邓小平率领部队解放了一个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再往后，刘邓进军西南，他们就跟着去重庆，卓琳还当起了老师；邓小平到北京工作，一家人又跟着搬到了北京。为了支持邓小平的工作，颇有才华的卓琳选择担任邓小平的机要秘书，做着十分低调的工作。他们和千千万万普通人家一样，每天晚饭要等着人齐了才开饭；周末了就去逛逛公园、休息休息；妈妈负责辅导孩子们的功课，爸爸则要在小孩的成绩册上检查、签名。他们的子女回忆说：“几十年来，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一下子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冲击。子女们也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流冲得飘零四散，邓朴方被迫害致残，其他子女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下乡接受“改造”，卓琳常常因为思念子女而捡起剩下的烟头抽起了烟。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选择划清界限，但是卓琳坚定地说：我是了解他（邓小平）的，我不会和他离婚。不但自己这样，卓琳还给孩子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争形势。从她的讲述中，儿女们理解了父亲和他的事业。他们和母亲一样，爱自己的父亲，一家人选择共渡危难。随着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卓琳也跟着南迁，两位老人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携手度过了人生的最低潮。政治的失意和生活的困顿并没有摧毁邓小平坚强不屈的意志，反而使得邓小平和卓琳之间的感情在患难之中历经磨砺，愈显光芒。
邓小平、卓琳和继母夏伯根
家庭的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十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这也才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邓小平难得一见的、写给卓琳的信。
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而在生活中，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她来安排。邓小平喜欢喝龙井，卓琳每天早早就给他泡上浓浓的一杯茶，等邓小平喝完后，剩下的茶根卓琳才接着喝，下午又给他泡一杯新的龙井。家里的事情卓琳也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营造了非常和谐、欢乐、民主、向上的家庭气氛，而邓小平从来没有意见。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不让邓小平到她的房间。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举国哀痛。当人们思考着该以何种方式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思念之情时，卓琳向家人、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卓琳对远道而来的亲属们说：“我知道你们是怀念邓小平，既然这样，我想要求你们，一定要像邓小平那样，时时事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情，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怀念。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念书的好好念书，工作的好好工作，做一个好党员、好公民。”遵从邓小平的遗愿，卓琳含着热泪，与子女们将邓小平的骨灰缓缓撒向大海，做着最后的告别。
邓小平晚年一直有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实现了这两个心愿。2009年7月29日，和丈夫一样，历经93载的风雨人生，圆满地完成了时代、国家、人民和家庭赋予她的使命的卓琳走了，走得平静、安详。和丈夫一样，她选择把骨灰撒入同一片大海，相濡以沫58年的他们在大海中相伴永远。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文物故事》，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邓小平故里管理局 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出版
《邓小平文物故事》由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邓小平故里管理局组织编写。《邓小平文物故事》从1921年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的一张招工表写起，到病床上最后用过的血压计和听诊器止，按照时间顺序选取了52件代表性文物，串连起他一生的经历，记述了邓小平在人生的不同节点上为中国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文物有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出席证、双猫图、熊猫牌香烟、邓小平写给卓琳的纸条、给景山学校的题词、给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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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达阳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