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李木林回到家乡广东清远时还不太适应。他的家在群山中一处面积不大的平原村落里，大多数时候，村里只有老人与小孩，组成很多个孤寂的夜。

这是中国大多数偏远山区的现状。说是偏远，其实也没多偏。李木林的家乡秦皇山，到清远县城只要1个多小时，距离广州也不过3小时。

与快速发展的市区距离不远不近，秦皇山反而变得尴尬——大部分年轻人都被城市吸引了。

但时间回溯到六七十年前，这里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这里曾是国民党号称“十万大军”北下南渡的败退必经之路，发生过清远最惨烈的战斗。在这里，战争早已变成村里老一辈口口相授的历史故事。

年轻的李木林只听过故事梗概。后来他去武汉读大学，毕业后去当兵，去经商。现在，正值壮年的他回到了家乡，在这个时光流淌和财富增长都缓慢的山村，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那些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讲故事的人

回到家乡前，李木林的身份和他的生活一样，是单线和扁平的。

他从小的目标是当兵。从高中到大学，光是征兵体检就参加过5次。第4次听说在广州当兵，他觉得离家太近就放弃了。直到第5次，他选择去河北，开始了两年的军旅生涯。

李木林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喜欢安逸，向往远方。但在去过远方之后，他又回到了秦皇山。他现在是秦皇山山心村党委副书记，分管财务、农林水、民政和退伍军人；还有一个身份是当地民兵连连长，应急连班长。最近这一两年，又叠加了一个“乡村新闻官”的新头衔。

李木林多了一个“乡村新闻官”的身份 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乡村新闻官”制度是清远推出的一项改革措施，负责农事播报，推动乡村新闻治理，打通城乡一体化中信息不对称的“最后一公里”。作为革命老区，李木林的这个角色，更多地以讲解当地抗战历史故事的形式出现。

故事的内容大多从1946年8月，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在秦皇山建立革根据地开始。李木林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能让外地人了解清远。当然，他也有一点“私心”——希望更多的外人来后，能带动村里的发展。

过去三年里，李木林在秦皇山革命根据地的纪念馆里，接待了大概750个单位约3.5万人来参观。作为讲述革命历史的人，那些往事在他嘴里重复了无数次。每次说起，以往炮火和硝烟都会在历史的幽暗中蹦出一点火花，伴随的是秦皇山的伤痛和泪水。

锥心之痛

李木林在各种史籍、回忆录和老一辈村民的口述中，在秦皇山整理出大大小小34个革命史迹。至于革命故事，他早烂熟于胸，他的习惯是走到哪里讲哪里。

李木林的乡村新闻官角色，更多是以讲解当地抗战故事的形式出现 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这些地点和故事，基本上沿着两条主线进行。

一个故事的主线是1946年8月，粤桂湘边纵队第三团团长苏陶和12人组成的武装队进入秦皇山，发展革命事业；另一个主线是解放军百万大军围剿，国民党10万残军从秦皇山仓惶逃下。

当两段叙事产生交集，秦皇山就成了国共两军交战的地方。

李木林说，粤桂湘边纵队当时只有两三千人，无法和国民党的部队进行规模作战，只能利用地形和国民党打游击，以减缓国民党军队南下速度。他遗憾地说，“要是当时我们的人多一点，可以围剿国民党的话，解放海南岛就会轻而易举。”在谈历史的时候，人们很少说“如果”。李木林的“如果”，是对村里老人经历的锥心之痛。

在两军交战的叙事里有两个故事，李木林尽管说了数百次，但每次说起仍会情绪激动。

一个故事是关于粤桂湘边纵队交通员和筹粮队队员钟锦霞。交通员的任务不难理解，所谓筹粮队，指的是为军队筹集粮食。没有任务的时候，他只不过是秦皇山普通的农民。有一天他在家挑选谷种时，兜里揣着一把驳壳枪，不慎露出了系在枪上的红色布带。这条红布带被门外路过的国民党特务看到后，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钟锦霞被发现的居所，挨着粤桂湘边纵队司令部，当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发现了这个情况。特务跑回去通报情报后，三千国民党士兵将秦皇山团团围住，并将钟锦霞带到国民党在秦皇山南边的据点太平乡。

然而，用尽各种办法严刑拷打一个多月，国民党还是没能在钟锦霞嘴里获得任何解放军的信息。国民党又将他8岁的儿子也逮捕了。

后来在钟锦霞儿子的口述中，当时国民党士兵用烧红的烙铁从钟锦霞的脚板底烙到胸口，带余热的烙铁有时还会落在儿子头上。

最终，钟锦霞牺牲了，儿子被释放。村里一位老人对李木林说，钟锦霞8岁多的儿子回到村子时，只有三四十斤重，浑身长满了虱子。

这样的叙事在今天听来遥不可及，但在当年的农耕小村里，实实在在发生过。

“没人可以讲”

5月下旬的秦皇山，白天常受烈日灼烤。有一天，80多岁的古北河独自抱着秦皇山根据地纪念碑痛哭。古北河，是李木林最难说的一个故事的主人。

古北河3岁时母亲去世，6岁被父亲绑在背后上战场。古北河说，那两年经常听到子弹在耳边嗖嗖飞过。到了1948年8月12日，落入国民党手里的父亲古金仔被枪决身亡后，才8岁的古北河从此不得不靠自己养活自己了。

新中国成立后，古北河在亲属的照顾下，逐渐过上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岁月也在他的脸上慢慢刻下沟壑。关于他和父亲古金仔的叙事，在旁人听来渐行渐远。古北河曾试图和孙子聊那段往事，但年少的孙子显得缺乏耐心。后人们对往事的态度，将古北河和过往那段历史一起推进了幽暗深渊。

老人的遗憾和历史本身共同发酵，变成了李木林留在秦皇山的船锚。有过当兵经历的李木林出现在古北河面前时，古北河感到心里踏实了。在过去很长的岁月里，他的故事没人可以倾诉。古北河担心，这些故事再不讲出来，自己离开人世后，就永远没有人知道了。

这大抵是李木林回到秦皇山的原因。“其实我早前也不想回来，当时在市里工作一个月工资一万多块，回来以后也一度经常想出走，当我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会去找这些老人家谈谈心，聊完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多少有点价值。”李木林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指了一下展览馆里当年参加过革命战斗满墙的英雄照片，“还活着的，只剩一个了”。

李木林的嘴边有个显眼的水泡，已经结痂了，那是几天前在太平镇吃烧烤的时候烫的。太平镇是常驻秦皇山的他排解孤寂的地方。他过去难免觉得这里生活枯燥，户籍2300多人的村里只有300多个常住人口，一半以上是60多岁的老人，另一半多是没有上学的小孩。

“我认识的人不多，也没地方去，一到晚上好孤寂，电视没兴趣看，麻将不会打，就不时去吃烧烤喝啤酒。后来工作开始繁忙，就开始专心收集老人家讲的历史故事了。”李木林说，自己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目标，但他认为，能为这些故事和老人家的信任而存在，就是一种价值。

再不讲，这些故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时代周报记者黎广摄

同样让李木林感受自己存在价值的，还有乡村的变化。

数十年来秦皇山人对土地的塑形，都在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片葱郁的瓜果稻田，人们曾和这片土地紧密生活，是城市的快速发展，让年轻人离开了故土。

现在，伴随乡村振兴，李木林看到了资本和人才的陆续回流。高大的风力发电机像过去的信号树一样，开始耸立在秦皇山的山脊，十万亩绿化林改造项目也有了着落。李木林的好几个同学回到家乡办酒厂、开民宿、盖餐馆。当他用这些变化，反观三年前回到秦皇山的决定时，感到了欣慰，“哪怕是因为我，村里有一点点发展，我就会有成就感，就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

当老一辈的烈士远去，革命故事只留下回忆。秦皇山革命根据地的司令部——山心祠堂也成为了历史。祠堂古旧的麻石门和祭祀的新酒瓶意外和谐，边厢房墙上贴着一则告示：禁止在室内燃放烟花爆竹。

战争时期，就在贴着告示的地方，国民党扔下了两颗手榴弹，炸毁了东西两个厢房。

如果没有李木林这样的乡村新闻官出现，这块告示隐含的含义可能永远是个谜：往事是否真的永远无声？我们是否可以摆脱历史独自上路？

如今看来，断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