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悠久的瓷器收藏历史，下到民间，上至宫廷，因着瓷器使用的寻常可见。古代先民惜物，即便瓷器“冲线”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请焗瓷匠来修好，然后继续使用，而对于精细的或先祖留下的瓷器，则会更细心使用、保管。因而，老瓷器还是留下来很多。民间有“民窑”，宫廷有“官窑”，江湖和庙堂都在瓷器文化的熏染下，对瓷器爱惜有加。一代代传下来，碎了积，存了碎。一般年代越久远，留下来存世的完整器就越少。

但如今，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收藏爱好者包括古玩店、艺术家等，一说起“老瓷器”，都认为最起码是民国以前，“古瓷器”则应在清末以上。很少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瓷”以及“文革”期间特别定制烧造，或带有“红色”印记的瓷器。而以年代论，这些瓷器是“最近”烧造的瓷器，按理存世量很多，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有文博机构，应保存、搜罗一批精品。【但事实是，它们恰恰在当下很少被看到。】是否是被“私密”藏在大小藏家那里？小编也接触过众多瓷器收藏爱好者，看过大量古玩店、长三角多家文物商店，鲜见它们被“先知先觉”的藏家收藏。大多数瓷器藏家，以“年代太近”而不将其视为“文物”，或以“政治意识太强”、“缺乏文人气息和艺术特色”等理由一概拒之。

小编以为，以古玩或艺术品的几个收藏标准来衡量，“建国瓷”、“文革瓷”才是一个有待藏家关注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金矿”。

自身实用价值反映了藏品创作、制造之初的实用目的，是一个类别藏品得以继续传承的基础原因。“文革瓷”是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 年代中期，10年间国内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有“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以及后来生产的所有具备“文革”典型风格的瓷器，如以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为题材的装饰瓷件、生活器具和雕像等。

特定的历史时期，充满“文革”特色的题材，成就了“文革瓷”不可复制的独特的历史地位，无论是造型、绘画艺术以及制陶技术都突显出时代的烙印。

“建国瓷”、“文革瓷”具有“稀有性”。由于“建国瓷”产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年限很短，只有20年，记载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是历朝历代瓷壶无法比拟的。“文革”时期，定制而生产的瓷器总体数量上很少。较多的是老百姓生活日用瓷，但新时期以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绝大部分其时的“文革”日用瓷也因为搬家被当作“废品”清理掉了，存世量减少，这便成就了“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契机——“物以稀为贵”。“建国瓷”、“文革瓷”，其历史科研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也非常独特。“建国瓷”、“文革瓷”，是特别年代、特殊审美的承载物、见证物。文化艺术作品中，瓷器和文学有所不同。有人说，解放后“17 年文学基本已是废纸一堆，但17 年的绘画依旧是瑰宝”。因为文学指向永恒性，需要发现那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经验，书写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而绘画不是。瓷器也一样，更多样式的工艺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是时代的奇观和特定的风俗。“新的意识形态美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它凝固在瓷器或画面上，让我们明白，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从而让我们通过这种画面视觉回到那个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瓷业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陶瓷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号召各地成立国营性质的工厂，保证批量生产并以此推动出口创汇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于是诞生了千年瓷都“景德镇十大瓷厂”之类的大型陶瓷生产企业。这些工厂里的老陶艺家，几乎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皆为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再如，前身为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的瓷器，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等宗师级的人物亲临指导把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刘雨岑及其“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

由此，一些专家评说，“‘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 而 “文革瓷”，在中国2000 多年制瓷史上独立成章、自成体系，表现出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要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与“文革”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在制作工艺、图案造型、题款铭文等方面，“文革瓷”与历代瓷器存在着较大区别。其特点是胎瓷厚，具有时代色彩浓厚、品种造型多样、制作工艺精良等特点。尤其是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毛主席专用瓷（7501），被称为“红色官窑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