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2009年2月12日文汇报 笔会
总想为蒋孔阳和濮之珍二位先生写些什么。蒋先生那张书生气十足的脸，他的一口四川乡音，他那讷讷的言辞和始终恭谨专注的神态，不时浮现于脑际。濮之珍先生的开朗，能言，一双不时闪眨、会说话的眼睛，也不能忘却。他们都是在复旦大学最先为我们授业的老师。除了外语、政治、体育等公共课，中文系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总共只有五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和写作。这五门课，蒋孔阳夫妇就包了两门：蒋先生的文学概论和濮之珍先生的语言学概论。
两位先生虽为夫妇，性格迥异。濮先生开朗活跃而外向，蒋先生朴讷内敛且拙于言辞，似乎是天公安排就的对立统一。陈望道先生讲美，说美就是繁多的统一。那么，他们二位可算恰副这个标准了。
濮先生上课，不时会扯上蒋先生。譬如讲到推广普通话，她会半喜半嗔地说：“我们孔阳啊，一口的四川话，教也教不好。”讲到语言是交际工具时，也会半是责难半是欣赏地说：“孔阳啊，就知道看书。”每到这时，课堂里总引起一片克制的笑声，一半儿欣赏一半儿调侃。其实，濮先生是安徽人，普通话也并不精到，譬如普通话里的前鼻音与后鼻音她必须特别注意才能分清，儿化音读起来则总是有“儿”而不“化”，把“儿”读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音节。不过，同蒋先生比起来，可算是天上人间了。
四川话属上江官话，不算难懂，但蒋先生说“文学”和“文艺学”时，我们听起来都像是说“文——学”，很难分得清说的是哪一个。蒋先生上课从来不会讲到濮先生。他总是一板一眼地讲他的文学概论。讲义，就是他所著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就像濮先生的讲义就是她的那本《语言》一样。刚进大学，还不大知道学习的要领，总以为应当多看同类的书籍以资比较。那时，这类书籍很多，刘衍文的，詹安泰的，霍松林的，毕达哥夫的，还有季莫菲耶夫的。但看来看去，大同小异。后来知道，毕达哥夫作为苏联专家，来北京办了一个讲习班，中国各大学来此培训的老师回校所授，皆出于毕氏，而毕氏所据又是苏联季莫菲耶夫院士的《文学原理》，因此，只要老老实实看一本也就够了。蒋、濮二位先生讲课都不离讲义，这就省却了记笔记的麻烦，但也因此失去了听老师即兴发挥的乐趣。起初，我不明其中奥妙，总以为老师过于拘谨，后来经过的事多了，才知道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余悸尚存，噤若寒蝉，老师上课，谁敢口没遮拦？
照本宣科就不出问题么？不然。从我们进校到毕业，不过五年时间，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几乎年年在变。刘大杰教授感叹“马克思主义真难学，今天是对的，明天又错了”，很反映了当时的实际。1956年以前全盘学苏联，苏联的理论就是真理。蒋先生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固然是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濮先生的《语言》也是契可巴娃《语言学概论》的翻版，所论都本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三篇文章。到了1957年之后，由于苏共、中共从意识形态上开始的种种分歧，中国的理论界转而试图摆脱苏联框架的束缚。在文艺理论上对所谓“人民性”“人道主义”的批判，在创作方法上以“两结合”——即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和对中国自身文艺理论传统的继承，都是这一时期的趋势。要摆脱，就要“破”，当时提倡“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谁呢？那时中苏之间还没有像上世纪60年代以后那样撕破脸皮，所以只能拿中国学者的作品开刀。蒋孔阳先生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同年出版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批判的对象。语言学不像文艺学那样敏感，苏联的语言学概论又大抵都是按照斯大林的理论框架写的，而斯大林“这把刀子”，毛泽东说了，是不能丢的，所以濮之珍先生得免于挨批。
自1958年的批判之后，蒋先生转而研究美学。他参加过50年代中期的美学论争，后来研究兴趣一直不减，但也可能有意避开过于敏感的政治层面问题，而选择了相对不大敏感的艺术哲学。可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运动一个接一个，批判一场接一场。一个人如果在某一场运动或批判中成了“反面教员”，噩运就始终伴随着他。蒋孔阳先生谨言慎行，在历次运动中都不曾戴过什么“帽子”，但自1958年“学术批判”中成了批判对象之后，每次批判他都成了靶子，尤其在60年代初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时，他同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先生成了上海全市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典型”。其实，蒋先生一直努力在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文学艺术现象。当初全面学苏联，是党的号召，搬用苏联文艺理论，周扬等文艺界领导是始作俑者；及至高层转向，得风气之先者一个个快速跟进，成了“反修战士”，却把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帽子戴到了如蒋先生这样诚心诚意学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头上，真不知从何说起。
本来就敏于行而讷于言的蒋先生，话更少了，除去他必须讲的课以外，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课是要他讲的，批判是少不了他的。譬如，他在课堂上讲到美感时随口举了一个例子，说晴空万里时游公园同雨中游公园所得的美感是不同的，后来受到了“提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他说读古典文学是同古人交朋友，可以欣赏其美而没有吵架、闹别扭的烦恼，结果被上纲上线地批判为“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不满”。不能不讲而又动辄得咎，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一般人是难以承受的。“文革”中我从干校回到复旦，说要“复课闹革命”。一到学校，就听尚未离校的学生说，“工宣队”已经向“工农兵学员”布置：“你们一面要听他们的课，一面要随时准备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一闻此言，去志顿萌，找了个理由，申请离开上海，到湖南山沟里一家工厂去做“工人老师傅”了。去志之萌便是因为我想到了师辈们的命运，想到他们承受的有如监督劳动般的精神折磨。
濮先生是要强的，不但在学术上，也在政治上。她同蒋先生以其才华和学术上的成绩，本来期望着一个美好的前程，但由于蒋先生屡遭批判，她的心灵也受到严重的挫伤。60年代初，她已不像我们刚刚进校时那样活跃，在各种会议上她更多地选择沉默，我也很少再听到她带着温情说“我们孔阳啊——”。一个和美温馨的家庭，似乎缺少了生气。两个方近四旬的年轻生命在一两年间似乎便苍老了许多。1957年之后，到我离校，未见蒋先生再有什么新著问世。后来想想，这可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与其出版新著，为批判者平添一些口实，不如无。
再见到蒋、濮两位先生，已在“文革”之后。蒋先生依旧讷讷不善言辞，依旧是一介书生本色，但已能专注于他的美学研究，卓然大家。有说他是美学研究中“第五派”的，有说他创建了美学“复旦学派”的。对这些我并不在意，实至名归，不在封号，令我开心的是他终于有了潜心于学问的环境，摆脱了遭遇无端批判的恐惧。有了这两个条件，他的治学成果真如泉水喷涌。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使他获得了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濮先生也因其《中国语言学史》等学术成就和她在社会活动中的贡献，获得了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及上海市巾帼奖。笑容重又浮于濮先生的脸上。路上遇见，恭喜她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和秘书长，重又听到她那半是谦逊半是高兴的娇嗔：“哪里呀，副的。”她所期望的终于来到，只可惜已经蹉跎了二十多年时光。
中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所求甚少，付出极大。恰如鲁迅所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不知顾惜，伤害的是民族的元气。几十年间学问的凋零，已是令人惆怅。更令人伤怀的则是视学问为生命的学术人格，也因风气的败坏而承继乏人。想到蒋先生，不禁怆然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