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官选任已沦为一场权力的游戏。争权夺利的结果是美国司法的派系化

美国广播公司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超过四分之三的民主党选民认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受政治驱动，还有三分之一的共和党选民和超过一半的独立政见者持有类似观点

2023年9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独立专家小组发布调查报告，谴责美国刑事司法部门普遍存在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文 | 张佳俊

美国一向以法治“灯塔”自居，精心塑造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正义的法治“神话”，编织出一套以美国法治为评判标准的话语体系。然而在现实中，美国司法不仅陷入派系政治泥潭，还是美国内部权力斗争和对外霸权扩张的利器，更在腐败丑闻中滑向法治精神的对立面。

近年来，多个美国民调机构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美国司法系统的信任度不断下降，持负面看法的人数比例已超过持积极态度者。例如，盖洛普2022年9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主要代表的美国司法系统的信任度已降至历史最低点47%，此项数据比两年前下降了20个百分点。

　　司法派系化自毁“司法独立”人设

“司法独立”是美国引以为傲的标准人设。按照这种设定，美国司法权应是一种非政治化的中立角色。特别是以美国最高法院为首的联邦法院系统，素来自诩法律权威，并以此彰显自身的独立性和超然性。

然而，在美国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博弈乃至激烈斗争中，美国法院不仅从未缺席，而且越来越擅长以宪法法律之名，行越权干政之实。在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当下，美国司法政治更加凸显派系化，美国最高法院已然变成一个“派系法院”。

通过抢占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来掌控司法权，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相互争斗的关键环节。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王希所言，21世纪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选任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早期那种两党议员一致确认大法官提名人选的情形逐渐减少，乃至最终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以派系身份和政治立场划线的投票表决。由此产生的大法官，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派系色彩。

如今的美国最高法院，经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重新洗牌，已完成全面右转，保守派大法官占据绝对优势。在联邦下级法院，两党也都想安插更多的“自己人”、控制更多的法院，从而为政治博弈积累更多筹码。

例如，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共和党政府一共任命了230多名联邦法官，包括54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173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和3名国际贸易法院法官；2021年1月民主党政府上台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就任命40名自由派法官，截至2024年11月，其任命联邦下级法院法官数量已达213名。输掉2024年大选之后，在美国参议院占多数的民主党人迅速行动起来，加快新提名联邦法官的确认进度，竭力避免给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府留下填补空缺职位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法官选任已沦为一场权力的游戏。争权夺利的结果是美国司法的派系化。得到任命的法官自然会投桃报李，其司法裁决很难排除党派立场或政治压力的影响。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托马斯·迈尔斯和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曾做过一项统计研究，发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判决投票行为，与其意识形态预先立场有很强的关联性；大法官们的投票偏好，与外界根据他们的政治观点来划分派别的结果，是大体一致的。联邦上诉法院的情况也是如此。

对此，美国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美国广播公司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超过四分之三的民主党选民认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受政治驱动，还有三分之一的共和党选民和超过一半的独立政见者持有类似观点。

有美国媒体在2024年7月报道指出，美国司法系统内部对最高法院的批评越来越多。公众对最高法院的评价也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一项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只有41%的美国成年人认可最高法院的工作方式。

　　司法武器化背离司法公正

美国司法一向自我标榜公正无私，其核心原则在于价值中立和程序正义。但在美国，司法诉讼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之高，显然更有利于有钱有势之人，法律的武器很容易变成强者的武器——有罪的富人往往不肯认罪，他们不惜重金聘请律师团队帮自己脱罪，更有机会逍遥法外。

更何况，实践中的美国法治还区分肤色等级，强势种族和弱势种族在司法系统中的待遇差别很大。2023年9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独立专家小组发布调查报告，谴责美国刑事司法部门普遍存在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指出非洲裔美国人被监禁的可能性是美国白人的4.5倍，一些非洲裔在服刑多年后仍被非法剥夺权利。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正是美国司法的一大特色。

不仅如此，随着美国司法的日益派系化，司法系统更是难以保持公正，进一步趋向“武器化”。

从美国国内看，司法已沦为党争的工具。今日美国，诸如环境保护、企业监管、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人口生育、性别族裔、移民管制、能源开发、社会治安等各个政策领域，都已变成两党的政治战场。两派相持不下之际，美国法院借助诉讼介入政治纷争。

例如，2022年以来，美国自由派力挺“罗诉韦德案”确立的堕胎权，一心想要解决枪支管控和气候减排问题，但以保守派大法官为主导的美国最高法院针锋相对，从打回堕胎权、推翻百年控枪法到否决气候减排措施，一步步帮助保守派阵营实现政策目标。这对分化撕裂的美国社会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一度引发美国民众的强烈抗议。

而在2024年的激烈选战中，美国司法系统甚至亲自下场，通过一系列争议案件影响选举进程，深度卷入党争恶斗。美国两党反复借助检察官和法官之手开展“调查与反调查”，实施“报复与反报复”，推动“追诉与反追诉”，把司法系统武器化，严重损害整个美国司法制度的公信力。

从国际上看，美国司法是美国打压其他国家发展的利器。美国基于霸权地位，利用《反海外腐败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对其认为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动员情报、安全、税务、商贸等领域的行政力量开展全球搜查。美国无视他国司法主权，绕过国家间正常司法执法合作渠道，采取单边强制措施进行域外取证，遇到外国交涉时，往往拿“司法独立”等说辞当“挡箭牌”。

在此过程中，美国司法部门不断扩大美国法的域外管辖范围，肆意追究不符合美式法律规则的域外实体和个人的法律责任，利用辩诉交易、诉讼施压等手段，迫使对手屈从美国意志。正是这种赤裸裸的司法霸权，暴露出美国所标榜的法治本质上是维护其霸权利益的工具。

　　司法交易化滑向法治精神对立面

美国司法系统曾被美国人民视为正义的化身。但这个系统自成一体，法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甚至有些神秘的体系。在最高法院终身任职的大法官们拥有影响美国重大社会政治事项的权力，其他各级法官也掌握着影响美国普通人命运的司法权柄，但他们却几乎不受外部监督，也无需对美国选民负责。如此一来，司法独立很容易变成司法独裁，进而诱发腐败问题。

一种是法官直接腐败。2023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对自己的腐败视而不见》的文章，揭露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长期接受地产大亨高额资助、享受奢华腐败生活的腐败丑闻。更早之前，一部名为《孩子换金钱》的纪录片揭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骇人听闻的司法腐败。该州卢泽恩地方法院的法官马克·夏瓦雷拉和迈克尔·科纳汉被一家私营监狱公司收买后，对大量轻微初次犯罪的未成年人加重判决，并把他们交给该监狱关押。两人从这项交易中收受260多万美元的回扣，代价是使2500多名未成年人失去人身自由。

另一种则是法官纵容乃至助长腐败。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不断限缩美国反腐败法律的适用范围，为官员收受贿赂“开绿灯”。《美国法典》第18卷666条原本规定，州和地方官员收受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礼物，属于犯罪行为。然而，在2024年6月的一项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以酬金不算贿赂为由，变相推翻了这一规定，让人大跌眼镜。本案的事实是，涉案官员在任期间与一家卡车公司签订总价值约110万美元的合同，事后这家公司向其支付1.3万美元的“咨询费”。最高法院多数派的逻辑是，只有存在非法交易时才认定为贿赂；官员以职务行为帮助特定对象，事后获得酬金，则是一种奖励或回报。这番法律诡辩直接把腐败行为合法化，使其免受法律追责，本质上是为腐败问题“开后门”，无形中助长了腐败之风。

如果说权钱交易、放纵受贿是一种显性腐败，那么体系性地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则是一种更大的腐败。美国是世界上囚犯数量最多的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轻罪被重罚。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在其《无罪之罚：美国司法的不公正研究》一书中指出，总人口3亿多的美国，仅2015年就有1300万起轻罪案件。不同于富人可以花钱运作，犯了轻罪的美国穷人因为付不起保释金，会被关进看守所乃至监狱。而辩诉交易的存在，迫使很多无辜者为了避免被超期羁押而选择认罪认罚，从此成为戴罪之身。一旦背上罪名，这些人的就业、住房、信贷、移民身份、监护权、社会福利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有的穷人因为付不起罚金又找不到工作，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生活被彻底颠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滥用轻罪制度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罚金、保释金及诉讼费，美国的警察局、法院、地方政府等倒是实现了变相创收。这种靠轻罪、吃轻罪的做法，把刑事司法变成了敛财工具。

另一个藏在暗处的司法黑洞，是美国刑事司法中的告密交易机制。纳塔波夫教授基于数十个真实案例分析指出，线人告密制造出不可靠的证据，放纵真正的罪犯，危及无辜者的自由，更对社会关系造成可怕影响。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表明，美国司法正滑向法治精神的对立面，这无疑是对所谓法治“灯塔”的巨大反讽。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美国社会文化”优势学科)的研究成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