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5年，北京成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公元938年以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国都。
清朝灭亡后，在以南京还是北京为国都的问题上，经历过五次以上的争论，其背后是各方势力依据其统治基础与支持力量的不同而进行的利益博弈。
自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后，除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南京建都三个月外，从袁世凯开始，历届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都以北京为首都。
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随着北伐胜利进展，国民政府于1926年底迁到武汉。此时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造成宁汉对立。蒋介石集团把持了国民党的军权，以遵照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为由，于1927年4月18日，宣布定都南京。
此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前往南京。北方的冯玉祥与阎锡山先后“集体”加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他们对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提出了异议。
冯玉祥原属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后从中分化出来，称国民军，又称西北军，其人员组成与势力范围属西北与华北地区。阎锡山长期据守山西，其人、财、物更是以山西为核心。建都北京，便于他们插手与控制中央政府。因此冯与阎力主民国的首都设在北京。
蒋介石的主要支持力量集中于江浙沪一带。他们依赖的美、英等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又集中在长江流域。因此，蒋介石与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等派系一道，坚持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一定要以南京为民国首都。
于是，围绕民国建都问题，各派之间展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早在1927年6月，北伐军首次攻占徐州时，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见并召开徐州会议时，冯玉祥就提出：“我们将来还是把国都迁到北京去吧！”随蒋介石到徐州开会的吴稚晖当即反驳：“很好，不过你可愿东交民巷存在吗？”吴抓住北京有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个外国列强侵华特权的产物与中国耻辱的象征，证明北京不宜再作民国首都，论据有力，冯玉祥一时语塞。再加上当时北伐一度失利，北京仍在奉系控制之下，这场争论没有继续。
到了1928年6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北伐获胜，攻占北京后，建都问题的争论重新热烈起来。北方的阎、冯指使一些北方派文人制造舆论，要求中央政府北迁。南方的蒋介石则借中央政府名义，改北京为北平，使其不再成为“京师”；同时，让其谋臣策士连连发表文章，坚持建都南京。 这场关于民国建都的争论历时数月，最终以蒋介石与两广派系的意见占了上风。其时蒋介石控制了中央政府，又掌握大量宣传机器，且有“总理遗训”的“尚方宝剑”，因而在与阎、冯北方实力派的论战中，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阎、冯势力见木已成舟，就偃旗息鼓了。 不久以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无法调和，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原大战。
到了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的国民大会期间，建都之争又一次兴起。
在国大会议期间，一般支持建都北平的代表多从国防安全立论。他们认为，未来中国大陆上的威胁将来自日本，加强北方的国防建设是谋求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重要策略。他们主张，要把握抗战胜利后新的历史机遇，加紧北方各项建设，巩固北方边防，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将首都迁到北平，是实现这个愿望的关键步骤。
此外，北平拥有辉煌的建都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定都北平也是改变北方落后的面貌、开发西北和东北、均衡南北发展的现实要求。
当建都北平的呼声不断高涨时，主张建都南京的代表也不甘示弱，他们或在国大会议上与前者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或在报刊杂志上写稿撰文，说理批驳，坚决捍卫定都于南京。
支持建都南京者所持的“尚方宝剑”是：南京是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的首都；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中明定南京为首都。他们认为南京与中华民国是连为一体的，定都南京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法统的正确性，这点不能让步。
尽管国大代表争得沸沸扬扬，但对国民政府来说，定都南京早已是既定的事实，虽然他们曾几次迁都，那只是形势所迫而已。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实际已向国人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定都立场。还都南京和定都于南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次国民大会上的建都之争，终以蒋介石提出“请求定都问题不必列入宪法”，张群等提请删去宪法草案第七条“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为首都”而告结束。
我们纵观历史，发现定都北京的辽金元明清，只有元离百年差了一点，其它四个朝代都过了百年。
而南京， 从三国的东吴开始近400年间，连续有六个朝代(东吴、东晋、南朝宋 、齐、梁、陈)在南京建都，后人称南京为"六朝古都"；此外，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曾建都于此，因此，历史上盛称为"六朝胜地、十代都会"。不过，这十朝似乎都不长命，最长的东晋仅103年，即便是明代，也是在靖难之役后，都城就转移到北京。
其实，定都南京的十朝当中，除了明朝之外，其余九朝都并未统一中国，包括国民政府也只是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定都南方多半出于不得已。就南方而言，南京已经是不错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