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金岳霖先生逝世35周年。金岳霖是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逻辑学研究。他结合中西哲学，创造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为我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值得后人铭记。

金岳霖

金岳霖先生是哲学家，主要做数理逻辑。这是一门高度技术化的学问，艰深程度已经不是“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所能形容。翻开金岳霖的《逻辑》一书，我们看不到多少自然语言，它一页页满是各种符号，像是高数课本。照理说，这样冷僻的领域是不容易出名人的，但金岳霖先生是例外，原因大概有二。

首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上过金岳霖的课，后来写了《金岳霖先生》一文，并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便出自那篇文章。其次，金岳霖和林徽因有过一些故事，这一点汪曾祺那篇文章也有暗示：“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金老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生日。’”前几年的图书市场上掀起过一阵林徽因热，“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之类的情感鸡汤被书商大肆炒作，金岳霖俨然成了单恋情圣，偶像剧里标准的男二号。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跟逻辑学不同，八卦人人都有兴趣，也都能谈上几句。正是因为有八卦，金岳霖先生这种做冷板凳的学者才能变成名人。不过这些八卦并不完全靠谱。

金岳霖大概确实单恋过林徽因，但他的情感生活也很丰富，甚至可以说是放浪形骸。在留学美国期间，金岳霖认识了女友泰勒（Lilian Taylor）。1925年，泰勒随金岳霖来到中国，并长期同居。据何炳棣说，他们还育有一女。1931年左右，泰勒和金岳霖分手。有说法是金岳霖对林徽因产生了感情，泰勒无法接受。分手后，泰勒没有直接回美国。何炳棣之所以知道相关内幕，是因为1933年他第一次考清华失败，在山东大学读了一年书，泰勒正是他在山大的英语老师。泰勒后来的事迹不可考，大概最终带着女儿回美国了吧。

历史学家何炳棣

金岳霖先生喜欢作对联，他曾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这么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林徽因看了之后并不喜欢，她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无论金岳霖还是梁思成、林徽因，他们首先都是学者，而且是作出了很大成绩的学者，只关注他们的情感八卦多少是对他们的不尊重。下面我们来谈谈学问家金岳霖。

金岳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湖南长沙，当时他父亲在湖南做官，金岳霖说是小官。多小呢？似乎是三品，按现在的标准，差不多是副部级。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评论文章开头，金岳霖谦称自己是中国哲学的门外汉，但其实，他上过旧学堂，念过四书五经，是颇有一点旧学功底的。1911年，金岳霖考入清华学堂，学商业。1914年毕业，官费留学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读商科，并于1917年获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政治学，花了一年时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继续在哥大攻读政治学博士。1920年，金岳霖以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omas Hill Green（《T. H. 格林的政治理论》）一文获博士学位。

金岳霖的教育背景几乎无可挑剔，但也让人困惑：他并没有哲学学位，而众所周知，数理逻辑是一门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学问，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人能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那么，政治学博士金岳霖是怎么变成逻辑学家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说起。

T. H. 格林（1836-1882）如今声名不彰，但在当时，他是英国哲学界的重要人物。在由罗素、摩尔等人开创的分析哲学主导英国哲学之前，新黑格尔主义是支配性的存在，而格林正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奠基人，同属于这一理论脉络的还有布拉德雷、鲍桑葵等人。如今，虽然即便在分析哲学圈子里，黑格尔也重新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但新黑格尔主义依然是时代的“死狗”，少有人关注，以至于现在提起哲学家格林，人们脑子里蹦出来的多半是以《国家的权威》一书闻名学界的法哲学家莱斯利·格林；而如果在百度搜索“T. H. 格林”，则满屏满面出来的都是一个以愚蠢著称的篮球运动员。

罗素对黑格尔以及新黑格尔主义多有吐槽，这不难理解。一方面，他本就厌恶这类“故弄玄虚”的哲学，另一方面，新黑格尔主义在学界的支配地位实实在在让他感受到了束缚。罗素最终挣脱束缚，开创了新的哲学范式。

金岳霖最早的哲学兴趣是在研读格林的过程中产生的，和当时英国哲学的演进脉络一样，他的哲学观也经历了从格林到罗素的转变。转变的契机出现在1922年，那年他赴英伦进修，《金岳霖回忆录》第7章的标题即为“到英国我进入了哲学”。据金岳霖说，在伦敦读书时，有两部书对他影响极大，一部是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一部是休谟的《人性论》。

罗素

罗素和摩尔是英国分析哲学早期的领军人物，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方向：罗素更像数学家，重技术语言，摩尔则强调常识，擅长对日常语言作细致分析。摩尔对金岳霖的影响也许还要大过罗素，金岳霖因其酷似摩尔的细腻文风而有“中国的摩尔”之称。此外，在1931年，金岳霖又到哈佛呆了一年，这次学的确实是逻辑。那时怀特海也在哈佛教书，金岳霖受他影响，哲学风格愈加偏重分析。

回国任教后，金岳霖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虽然大的历史浪潮他一次都没躲过。我们且年谱式地罗列下金岳霖回国后的学术履历。

1926年，清华哲学系创立，金岳霖任教授兼系主任，主讲逻辑学和西方哲学，后来他自嘲：“我教过逻辑，可是没学过。”

1948年，金岳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这可以算是民国学界的最高荣誉了，和他一同入选人文组院士的都是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这样响当当的人物。

1950年，金岳霖出任清华文学院院长。

1952年，因院系调整，金岳霖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

1956年，金岳霖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一级研究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哲学所的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岳霖后来回忆说，“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文革爆发后，金岳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

1978年，金岳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1979年，金岳霖任中国逻辑学会理事长。

那一辈学人虽然在新中国度过了漫长的时光，但主要的学术工作往往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金岳霖也不例外。金岳霖先生是少见的有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观点集中在三本书里，这三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比较满意的是《论道》（1941），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1948），写得最糟的是《逻辑》（1937）。”

金岳霖之所以说《逻辑》最糟糕，是因为他认为此书中有一部分几乎完全是错误的，后来也没花功夫去改正：“我错误地认为我既没有数学才能，形式逻辑就搞不下去了。”客观来说，金岳霖虽然以逻辑学家的身份闻名，但他在这一领域造诣有限，沈有鼎、王宪均等人的水准都在他之上。沈有鼎在哈佛师从怀特海、蒯因，王宪均是哥德尔唯一的中国学生，这样世界顶尖的哲学教育背景非金岳霖的现学现卖可比。据说，金岳霖曾想读下哥德尔那篇讲不完全性定理的论文，沈有鼎当面对他说：你数学不行，看不懂的。金岳霖心态好，觉得看不懂就看不懂吧。

《知识论》不单纯是花的时间最长，此书的创作过程堪称多灾多难。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已经写成此书，后来因为躲避日军轰炸，稿子丢失了。“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是不可能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由逻辑学、本体论和知识论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大致对应《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本书。当然，哲学的门类不止这些，还有美学、伦理学等。金岳霖的写作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欠缺逻辑学、知识论方面的研究，因此他着力于此。

金岳霖认为哲学以“通”为目标，这要求本体论、知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而本体论是基础。

在《论道》一书中，金岳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范畴，他认为，个别事物都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便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是“式”。而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亦即“道”。大体言之，金岳霖持新实在论立场，认为存在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认识主体通过认识活动可以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

解放后，学高身正如金岳霖者也真心实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在他后期的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真诚相信、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许多问题的。不过，他的接受是有限度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宇宙观方面（也可以说世界观，不过不局限于人的社会而已），我仍然是实在主义者。”

在我国学界，哲学研究一直是大陆哲学主导，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力相当有限，而金岳霖无疑是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由于一直身处国内顶尖学府，金岳霖带出了一批杰出的分析哲学研究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热衷“练盲肠”的王浩。

1938年，高二的王浩以同等学力报考西南联大，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经济系，但因故没有就读。第二年他又考了一次，还是第一名，这次进的是数学系。何兆武与王浩同一年入学，大一开学不久便看到王浩在图书馆啃一本外文书，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德文版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何兆武还见过学生时代的杨振宁和黄昆谈论爱因斯坦的某篇新文章，当时杨振宁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是老糊涂了吧。”）汪曾祺回忆，在西南联大的“符号逻辑”课上，大部分学生如听天书，于是这门课成了老师金岳霖和学生王浩两人间的对话，金岳霖不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本科毕业后，王浩如愿进了清华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沈有鼎。

1946年，王浩公费留美，去了哈佛，师从蒯因。蒯因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都不用加“之一”，但王浩在哈佛呆了没几个月就很不耐烦了，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后来为了拿博士学位，王浩勉为其难在哈佛呆了一年多，走完了必要程序。王浩认为自己的清华硕士学位比哈佛博士学位更值钱，在那会儿，情况可能还真是这样。除了王浩，何炳棣、杨振宁、李政道等人也都在西南联大和清华接受了极为扎实且紧跟世界潮流的学术训练，后来顺利进入西方学界，并取得巨大成就。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等人也都出自三四十年代的清华（联大）。

蒯因

回顾现代中国学术史，康梁、王国维、蔡元培、章太炎等人都是旧学出身，大多还有科举功名，对西学只是有所涉猎（严复是例外），但因兼具中学功底和西学视野，当时现代中国学术又是空白一片，因此下笔即成经典。随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陈寅恪、赵元任、萧公权、傅斯年、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吴文藻、朱光潜、闻一多这代人，他们大多走的是庚款留学这条路，在西方受过系统的博士训练。（理工方面则有丁文江、竺可桢、吴有训、姜立夫、叶企孙、赵忠尧等人。）

这代学者不仅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著作如今读来也依然是站得住脚的经典。胡适出名稍早，有开风气之功，但学术上很快过气了。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较晚清诸君小一辈，比前面列举的金岳霖等人则稍大，同时多为留日生，与留学欧美相比，留日用时较短，因此他们更早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外还有钱穆，他是异数，不仅没留过洋，甚至都没上过大学。沈从文则是以小学生学历当上了西南联大教授，不过他主要教创作，是文学家而非学问家。当然，被academic snob歧视还是免不了的。狂人刘文典尝言：“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庚款留学生为中坚力量的这辈学人站稳讲台，中国的大学不再只是“留美预备学校”，多少可以开展独立系统的教研活动了。费孝通、瞿同祖、何炳棣、王浩等人在国内读书期间都遇到了足以引导自己的老师。在这方面，也许只有钱钟书是例外，他有家学，本身也是天才。

当时的精英教育就像十里洋场的上海，是残破、落后的国土上开出的小朵奇葩（我们可以回想下沈从文的小说《萧萧》中对女学生的描写）。由于缺乏足够的学术积累，那时大学课堂上用的多是英文原版课本，甚至中学也是如此。据何兆武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姜立夫、周培源等名教授都以英文授课。这自然是学术积累薄弱导致的无奈局面，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教育门槛，但仅就培育精英学者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总之，虽然那时高等教育的规模远不能和今日相比，但如果以各自时代的国际先进水准为衡量标准，则当时的精英教育可能还比现在出色不少。当然，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代学人、著作还没有被历史的滤镜着色，因此显得平常。

顺便说句，鼎革之际，绝大多数顶尖学者都留在了大陆，少数漂泊海外或奔赴香港，去台湾的凤毛麟角。有一组数据极具说服力：中研院1948年第一届院士总计81人，去台湾的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四人，陈省身、赵元任、萧公权、胡适（后赴台湾）等八人赴美，其余全部留在了大陆。格外能反映当时人心向背的是，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傅斯年侄子傅乐焕也都投奔新中国，而非追随在学界位高权重的父辈赴台。

王浩

回过头来说王浩。从开风气、引潮流的角度来看，也许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洪谦、熊伟、李泽厚等人是更重要的哲学家，但从客观的哲学贡献来说，王浩堪称中国哲学第一人。（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之类的无聊问题。）王浩是机器定理证明的奠基人，最近几年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都是他几十年前玩剩下的，在其他领域，王浩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王浩是最顶级的“理聪”，但他很有些大陆哲学的情怀，且热爱诗歌。晚年的王浩计划写三本书，分别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做到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这样三个最根本的人生问题，但写完第一本《超越分析哲学》便去世了。

相比王浩，金岳霖也许哲学造诣不深、贡献不多，但很大程度上，这是不同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这里的历史不仅指席卷国族乃至世界的大历史，也包括充满个人悲欣的小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境遇。大大小小的历史脉络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每个人的命运。在与命运抗争或和解的过程中，每一个生命都雕琢出了自己的形态，有些寻常，有些独特，有些粗糙暗淡，有些莹润通透。在评价一个人时，我们既要关注个人的奋斗，也得考虑历史的进程。

然否斋藏有金岳霖签名钤印旧藏Benedetto Croce作品Estetica: co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 teoria e storia

【藏品描述】此件是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出版之意大利文原著Estetica: co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 teoria e storia（《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理论》）。该书于1902年初版，此版为1958年的第十版，由BARI GIUS. LATERZA & FIGLI 出版。全书共562页，毛边本，由金岳霖先生在扉页签名并钤印珍藏。

参考文献：

金岳霖 著 / 刘培育 整理：《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胡军整理：《金岳霖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见氏著：《蒲桥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何兆武 口述 / 文靖 执笔：《上学记》，三联书店2013年版。

尼克：《哲学评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李零：《历史就在你的脚下——讲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见氏著:《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