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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67-敦煌文物的重生

作者：杔格

校稿：朝乾 / 编辑：养乐多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10年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设立敦煌郡。

打通河西走廊和西域

为中华文明又开出一片新的天地▼

“敦煌”的词源众说纷纭，但先人对它赋予了特殊的寓意，东汉著名学者应邵在注解《汉书》时，将其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即盛大的意思。然而，敦煌并不只是一个古地名，还是一座汇聚了世界四大文明结晶的艺术宝库，诉说着我国近代的一段伤心史，也见证了中国学者自强不息的钻研精神。

时间贮满了敦煌，时间止步于此

（图：图虫创意）▼

欧洲之行

19世纪的最后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忘却的年份。

当年6月下旬，庚子战事的阴霾已笼罩在华北的上空，远在西北内陆的敦煌也在悄然发生着另一件事。

这是何等熟悉的画面

（《辛丑条约》，图：Wikipedia）▼

22日，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雇人清理今编号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其北壁有一小窟，里面藏有大量写本佛经、佛画、法器等各类文物，这就是后世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发现者——道士王圆箓

（图：Anonymous / Wikipedia）▼

此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嗅到一丝气息后，纷至沓来，藏经洞文物也逐渐流散英、法、日、俄等国，就连莫高窟的许多壁画、雕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盗劫。

1907年奥雷尔·斯坦因拍摄的第16窟图像

手稿堆积在第17窟入口处

（图：Aurel Stein / Wikipedia）▼

陈寅恪先生哀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流落异国他乡的藏经洞文献是敦煌乃至中华文化的内容宝藏，其涵盖时间由西晋到北宋千年之久，丰富史料涉及诸多领域。如若将其全面研究，则可大大丰富中国史料细节，让古中国的形象更加生动。但由于敦煌文献大量流散海外，再加上中国政局的长期动荡，敦煌学科化研究之滥觞落到了外国学者手中。

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何时才能回归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刚经》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藏于大英图书馆）

（图：Wikipedia）▼

然而，西方学者研究能力普遍有限，且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对于历史、文化等价值而言，涉略较少。就以著名的伯希和来说，虽然其号称汉学家，却连目录都没有编完。

伯希和窃走的敦煌文献虽不如斯坦因多

但大都是精品，好多都是孤本

可以说他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从事文化掠夺的强盗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

（图：Wikipedia）▼

同期的中国敦煌学也在艰难起步阶段，虽然敦煌石窟在中国，但很大部分珍贵文献在国外，研究进展苦于材料短缺。

藏经洞的地藏菩萨绢画，保留了地藏菩萨的早期形象

此画完成于公元983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

（现藏吉美博物馆）

（图：Wikipedia）▼

转机来到三十年代，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与世界不少大型图书馆均签订有学术交流的协议，互换馆员的的情况常常出现。契机到来，馆长袁同礼派遣王重民和向达分别前往巴黎和伦敦调查整理敦煌文献。

此时，世界影像发展技术已到达新的阶段，拍摄敦煌文献的照片已成为可能。不过，在当时而言，这还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雇用专业摄影师、使用专业设备，才能获得质量上乘的照片。

当时还不存在文献数字化的技术

要想让国内学者研究这些文献，只能靠拍完寄回来

（图：wikipedia）▼

技术性强则意味着高昂的花费，据初步估算拍摄费用为5000元，这对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为此，北图与清华大学协商，共同出资，在陈寅恪等教授的支持下，清华同意合作。后来，北图还向管理中英庚子赔款的董事会申请过拍摄经费。

袁馆长原本计划，尽可能把巴黎所存敦煌卷子全部拍摄回来。但是卷子数量实在是太多，在当时的情况下，全部拍摄显然不现实。

《往五天竺国传》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下图向左滑动）

（图：wikipedia）▼

远在巴黎的王重民只能选择“于我国文史关系极钜”且“有影印价值者”拍照；对于拓本和刻本，“因石本均系唐拓，刻本则最迟亦在北宋初年，均系稀世之珍故也”，不论片纸只字，都拍摄一份；至于伯希和的手稿，也拍摄一份，以备日后研究使用。

经费有了着落，拍摄范围确定，王重民聘请了一位失业的犹太人照相师。照相师兢兢业业，专做此项工作，上午来馆摄影，下午在家洗晒，每周可做出一百余张照片。而王重民本人也每天挑出大约半个多小时时间，亲自前往现场，以防止失误发生。

其它时间王重民也在争分夺秒地工作着，他大量阅读写卷，向国内报道研究成果，并写出著录和说明，编成《伯希和劫经录》。艰辛的努力加上上苍的眷顾，使得王重民的工作为中国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而与王重民隔英吉利海峡相望的向达，他在伦敦的工作可谓是困难重重。当时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文献并未编目，且不提供按号浏览的服务，只能由管理者翟林奈亲自取出写卷，外人才可阅览。

与法国同行的“大度”不同，英国人可能出于保守的心态，管理者对向达并不友好，最终向达在伦敦阅览的敦煌遗书总共不过五百余卷。

面对好不容易才取得极少量敦煌遗书阅读权限的向达，他每阅一卷，都用卡片记录其书名、尺寸、行数等其它工作。同王重民一样，向达遇到重要文献也进行拍照，照相师则出自大英博物馆照相部及另一家照相馆。

虽然相比盗掠，所能挽回的损失已很小

但是与海外流失文物的接触和记录

无疑也推动了我国敦煌学家和敦煌学的成长

（向达，图：wikipedia）▼

到1939年，王重民、向达二人共拍摄敦煌遗书照片1.3万余张，但它们的命运尽殊。

卢沟桥事变之前拍摄的部分，陆续寄回北平，由北平图书馆善本部写经组负责保管，安全度过了十几年的战乱时期。清华大学的一份，抗战期间转移到南方，不幸在长沙惨遭日军炸毁。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两人后续拍摄的照片无法邮寄回国，便都由王重民随身携带。1939年欧战爆发，王重民前往美国，就把这批照片带到华盛顿。直至1947年初王重民回国，才将这批照片带回北平图书馆，与早年寄回的合在一起。

这只是中国敦煌学艰难发展历程的一小部分缩影，有了王重民、向达等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奠定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基础。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其实“敦煌学”的概念，早在1909年前后，就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立，最初只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卷文献。这一时期，中国代表学者有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其中罗振玉更是被尊为“奠基人”。

然而早期敦煌学苦于材料短缺，成果寥寥，处于草创阶段。随着王重民等人赴欧，使敦煌学获得了大量一手的研究材料，成为了一门以研究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的综合性学科。

度过战乱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1956年，国家拨出巨款作为修复和保护敦煌文物之用。1960年，又通过国际交流得到了伦敦所藏的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中国敦煌学在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保护以及敦煌文学研究领域，一步一步地走在了世界前列。

毕竟，敦煌还在中国

流失文物尚且要追回要补救，家里的更要保护好

（图：图虫创意）▼

古代敦煌处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华文化圈的第一站。公元前4世纪时，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希腊人的造像艺术带到了东方，受其影响，北印度的犍陀罗诞生了最早的佛教造像。

这是一种希腊化的佛教造像艺术

毕竟犍陀罗是一处文明的十字路口，而敦煌同样如此

（图：wikipedia）▼

敦煌的许多造像、绘画仍带有希腊化的色彩，例如佛像有胡须、头发呈波浪形，身穿希腊式长袍，分明有太阳神阿波罗的影子。而敦煌晚期作品，有极少部分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当然，其最根本的艺术主题-佛教-本身便来自南亚

而在这些艺术成果背后

是中国人持续数百年的对外来精神的吸收融合

（图：wikipedia）▼

所以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向右滑动，找到粟特、犍陀罗、敦煌▼

古代敦煌文化是各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融汇而成的结晶，而由于敦煌文物散布世界各国的历史原因，敦煌学的研究离不开国际合作。

正是民国时期，王重民等学者的欧洲之行，开创了中国敦煌学的新局面。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耻辱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也不可过于狭隘，正如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而现代化信息科技的发展，也给敦煌学的国际合作带来更好的机遇。

今年3月19日，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启动了新三年的战略合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合作内容，就是宣布双方将探索海外藏经洞文物的数字化采集，以及国际的学术交流。腾讯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连接能力，助力敦煌研究院与一带一路沿线博物馆展开文化对话，第一站对话目前选定为藏经洞文物的主要收藏馆之一——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双方还将合力开展藏经洞流散文物的线上线下展览，推进敦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共研共享。

敦煌文物的重生

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作为昔日世界文化交流融合之见证的敦煌学以及敦煌文化，今日依然在全球交流中，举足轻重。

可喜的是，今日种种先进科技与举国上下对文化及珍贵文物的高度重视，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复兴发展，不用再重现当年筚路蓝缕的艰辛。

现代数字科技助力壁画修复▼

当年，王重民等学者远赴重洋，辛勤工作数年，才得以将敦煌文献的影像资料采集回国。

今天，在代代人的努力下，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只要拿起手机，就能翻阅记录了民族珍贵历史的藏经洞文献。

根据敦煌研究院与腾讯的新三年合作，双方在推进学术交流及藏经洞数字化采集后，还将于“云游敦煌”小程序开辟 “数字藏经洞”功能，向公众展示完成扫描采集的藏经洞文物。

也就是说，每一个微信用户都能随时随地造访藏经洞，观看价值连城的文献。这可能是敦煌学自创始以来，最破圈的一次亮相了。

而对于现存莫高窟的珍宝壁画，敦煌研究院也将引入腾讯多媒体实验室的AI病害识别技术和沉浸式远程会诊技术，让AI为壁画看病，并更好地实现专家对文物的远程会诊，让壁画这一重要文物更久远地留存。

不止于敦煌学，博大恢弘的敦煌文化本身也在过去几年中，通过拥抱科技，拥抱新生代文化，重新焕发出蓬勃生命力，让很多国人都真切感受到一带一路文化明珠的魅力。

敦煌文化与新生代文化的碰撞过程，正体现了敦煌一直秉持的包容、借鉴、吸收的文化胸怀。我们希望在科技助力下，通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让敦煌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敦煌。

敦煌是中国的敦煌，也是世界的敦煌，它将永远延传下去。

*本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