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 陈戌源与足协 」

1

足协主席陈戌源接受调查，中国足球反腐进入深水区。先有国家队主帅李铁，国字号掌门继之，足球反腐这场大戏，舞台上出将入相。我们是台下的观剧人，只看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忽视了幕后的安排。中国足协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长成了扭曲的模样，固然有陈戌源此类接生婆的功劳，最主要还是遗传基因在作用。

谈论中国足协今天的问题，必须追溯到7年之前。2015年，一份限定中国足协今天模样的文件出台。这份文件就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改总案”规格很高。这份文件的要点，就是重新分配了中国足球的权力。因此，这份文件甫一出台，有司各方就开始迅速地动员起来。

教育部门行动起来了。“改总案”出台不到一个月，教育部负责青少年足球的王登峰来到广东清远，考察了恒大足球学校。在恒大足球学校的座谈会上，王登峰用电影《飞跃疯人院》做比喻，说做校园足球要有疯子精神，要敢于直面一直存在的问题。王登峰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从2015年开始兼任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主任。

校园足球是“改总案”中的重点领域。“改总案”提出，2025年，中小学足球特色学校要增长10倍，从5000所变成5万所。简言之，教育部门这个清水衙门，迎来了一波基建潮。在足球这个蛋糕上切了很大一块，铺设球场，培养师资，开始大干特干起来。“改总案”还成立了中国足球发展公益基金，规定该基金要专项资助"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

后来，该基金单单从中超引援调节费项目中就吸纳了17-18亿元。这些资金以一纸命令的形式，从中超豪门俱乐部中获取。细心揣摩“改总案”，我们会发现它确实在“创新足球管理模式”。中国足球烧钱的模式从此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企业唱主角，而是财政做大局。企业家当然还是要投入，但企业家已无可能再扮演中国足球大救星的角色了。我们弄清楚这一层，才能懂后来发生的许多事。

中超降薪，中性冠名，这一系列的政策正是模式转变的结果。恒大末路，苏宁欠薪，这一揽子故事只是官进民退的缩影。足球基建不止于校园。“改总案”还以“刚性要求”将社会足球场纳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之中。以西安市为例，2015年只有30块足球场，2022年达到了234块。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打开了，足球反腐的数额才会在今天让人们大吃一惊。

2

空间开放，围而猎之。“改总案”无疑升格了足球的财权与事权。陈戌源落马，人们唏嘘其晚节不保。大企业1号不香吗，何必淌足球之浑水。企业再大仍属地方，更何况足球此时今非昔比。请注意，陈恰恰是在2015年，开始进入足球的大局。2015年，一次重要会议会中，陈在汇报港务工作时，一位关键认识不失时机地插了一句，向另一位推荐陈戌源的足球工作，“他们刚买了一支足球队”。

财权与事权的大小，权力的附近与外围，普通人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但陈戌源显然会在意这些。后来，陈在不少场合，都会对媒体提到这一段。2015年的上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大手笔投入，大牌球星云集。后来一位足球教练在饭局中评价，上港砸了百亿才砸出一个中超冠军。但陈戌源最终交出了一份冠军的答卷，他入局了，并且中举了。他有机会操盘足球这个局了。

“改总案”中明确提升了足协的权力，提到足协与体育局要“脱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财务自主。这些都是足协的隐性基因，我们只有在政策分析中，才能找到这些基因的蛛丝马迹。2019年5月，陈戌源先是担任中国足协换届筹备组组长，3个月后顺利当选足协主席。我们只有了解足球协会权力格局的变化，才能体会陈戌源离开国企、走马上任的意义。总之，足球绝对不是陈后来所说的，属于公益事业。相反，足球越“公益”，其权力就越大。

但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如果说中超冠军是陈戌源的卢比孔，里皮从国家队出走则是他的滑铁卢。2019年11月，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输给了叙利亚，世界杯出线机会渺茫。里皮在新闻发布会上忽然宣布辞职。这让足协始料未及。其实，“改总案”是一个长期发展规划，打进本届世界杯并不在目标之列。里皮并非国家队的关键，但里皮甩锅，足协就接不住。因为，里皮角色特殊。

2019年，里皮71岁了。这位老人在这年的一月份，辞去了国家队主教练职务。4个月后，他二度执教国家队。我们注意到，这年的三月份，里皮在意大利老家修养期间，作为嘉宾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国宴。他对中国的媒体说，他与来自中国的客人握手荣幸之至，“感觉就像认识了很久一样”。在重新出山之前，里皮曾透露，他接到了一位重要人士的电话，邀请他执掌国家队，这让他无法拒绝。

有一类人不在行政系统之内，但因为信任关系，却比行政系统的人更有机会影响决策。或许，里皮出走这件事比国家队成绩，更能影响陈戌源的业绩。陈戌源搞砸的，不仅是国家队的成绩，还否定了里皮这个选项的正确性。随着国家队选帅风波，李铁口碑急转而下，里皮出走这件事就会放大。既定选项执行不力，就是陈戌源的滑铁卢。

3

我们仔细揣摩还会发现，“改总案”带来了部门利益竞争。这既是管理权限的变化，又是利益格局的重组。体育局管理淡出，其他部门介入，这是“改总案”的一大要点。教育部的筷子伸进足协的碗中，就体现了这种利益格局变化。在利益格局的竞争中，陈戌源、王登峰、李铁，只是暂时的胜利者。足球这块财政蛋糕变大，就不会缺乏觊觎的人。一旦风吹草动，必然落井下石之。

陈戌源、王登峰、李铁，这些人的落马，我们从足球的人事代谢里，体会权力秩序的逻辑。2015年，王登峰在恒大足球学校说校园足球需要“疯子精神”。一语成谶，7年之后，王登峰最终没有飞跃疯人院，而是将被留在监狱中。2022年8月，王被带走调查，2023年2月正式批捕。起高楼，宴宾客。一度风生水起，终究失魂落魄。从“改总案”出台，到陈戌源落幕，这七年之间上演的，绝不只是几个人禄利熏心的故事。

始于投机主义，终于尾大不掉。这就是足协结成怪胎的过程。一项政策调动起许多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在舞台上出将入相，上演一折又折剧目，但始终有一根线牵着他们，一旦尾大不掉，就会摔下舞台。这是一个大模型。很少有人关心这个模型，我们只关心奸恶之人跌下舞台里的快意恩仇。人们说，陈戌源是足球的罪人，浪费了足球最好的机会。但梳理七年来的故事，我们应该认识到，陈只是一个剧中人。剧本早已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