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褂原是满族人外出骑马时所穿行褂。满人为了便于骑马挽弓，马褂一般长不过股，袖只到肘。因穿起来行动方便，马褂很快成为满族社会中流行的便服。

黄马褂的黄是皇家专用颜色，故黄马褂象征着皇权，穿着黄马褂者，非尊即贵。不过这个黄色不是普通的黄，而是“明黄”，也就是淡黄色。

史料记载，黄马褂的质地一般冬天穿绸缎，夏天穿纱，没有花纹和彩袖。

清代黄马褂共有三种类型：

一是“行职褂子”。无花纹图案，内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在跟从皇帝出行时须穿着此种褂子，类似今日之“职业装”。但是这些人所穿的黄马褂，一旦不再担任内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侍卫职务就不能再穿了。

二是“行围褂子”。围猎时皇帝赏给骑射优异者的黄马褂，这种黄马褂仅能在随皇帝骑射、围猎时，方可穿着。咸丰之前的清代皇帝，每年都要到直隶承德的木兰围场大猎二十天，以示不忘满族骑射狩猎的尚武传统，这一活动被称为“行围”。凡是在行围中射杀鹿的行围者，或是狩猎完毕后，在路上遇到献禽的蒙古人，皇帝一般都要赏赐黄马褂。此外，打猎期间往往还要进行校射（射箭比赛），扈从狩猎的满汉官员都要参加，按照规定，满官射中五箭，汉官射中三箭，且官阶较高、得赏次数较多的，也会被赐予黄马褂。在狩猎中获得的“行围褂子”，一般只允许在参加行围时穿，其他时候不能穿，违者一律以觊觎皇权罪论处。

三是“武功褂子”。勋臣凭借军功“赏穿黄马褂”或“赏给黄马褂”。前者“赏穿黄马褂”，受赏者可在各种隆重场合穿着，即“赐穿黄马褂”；后者“赏给黄马褂”，属“私家尊藏，不能服用”。由于是战场上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所以这种黄马褂“含金量”最高，它可以在一切庄重的场合穿著，必要时，甚至可以见官大三级，方便行事。这种“武功褂子”在道光朝以前较少看到，咸丰朝之后才开始盛行。在镇压太平天国时，黄马褂的赏赐几乎到了泛滥的地步，凡是立功的高阶将领几乎都有获赐黄马褂。但黄马褂的赏赐标准依然很高，一般只授予有战功的高级军事主官，其他人等，如果不主管军事，或是官阶不够高，即使有功也很难获得这一殊荣。除非有特殊的机缘，才能破格赏赐。

清前中期赏穿黄马褂并不多见，若有大臣得以赏穿黄马褂，则此人非但功绩突出，且是受到皇帝极大的喜爱与宠信。故八旗将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欲表现卓越以获此殊荣。黄马褂所体现的皇家恩泽的象征意义，成为清统治者树立典范、笼络功臣的有效政治手段。但是到了清晚期，随着统治者的任意赏给，黄马褂的政治影响力大不如从前。

不过，在清朝，黄马褂始终认为是无上的光荣、圣洁之物。受奖的功臣们只有当国家举行大典时才能穿一次，平时则要高高供奉在祖宗堂上，以示荣耀。不过，他们可以复制一件较原物简单的黄马褂，以备公务需要时穿用。功勋大臣们违背皇规或犯错误时，皇帝还要将黄马褂收回，以示惩罚。

清朝重臣张廷玉、年羹尧、李卫、刘墉、刘统勋、纪晓岚、和珅、福安康、林则徐、琦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彭玉麟、曾国荃、沈葆桢、袁世凯等很多人都被赏过黄马褂。

晚清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在左宗棠的保奏下，做到了江西候补道员，他希望得到“黄马褂”赏赐的愿望，依旧使左宗棠感到很为难。直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即胡雪岩去世前的第四年，左宗棠借着胡雪岩为陕西等省救灾捐献巨款的功劳，联合陕西巡抚谭钟麟、恭亲王奕䜣等重臣共同上奏为胡雪岩“破格”请赏黄马褂，最终获得成功。

1890年光绪十六年，谭鑫培四十四岁被选入清宫肉廷戏班“升平署”，开始享受“内廷供奉”的殊遇。慈禧太后最爱点他的戏，“无谭不欢”。演毕常赏以重金，还曾“亲赐黄马褂”。

清廷对外国人也赏赐黄马褂。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时任清朝雇佣军“常胜军”的英国人乔治·戈登，是第一个受赐黄马褂的“洋大人”。1860年戈登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之后他在上海配合美国人华尔和白齐文组织“常胜军”抵抗太平军的攻击，于1863年3月成为“常胜军”的首领，与李鸿章结成私交。1864年与李鸿章合作攻下常州后，“常胜军”解散，李鸿章奏请两宫皇太后，授与戈登清代最高武职“提督”称号并赏穿黄马褂，也开启了清廷赐予外国人黄马褂的先河。

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军的“常捷军”头目德克碑、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法国人日意格，逊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都曾享受“赏赐黄马褂”的殊礼。日意格还颇为珍视这件黄马褂，一直悉心保存，在其去世后举行的葬礼上，神父还特意向众人展示了其生前珍藏的黄马褂。

黄马褂名气大，享誉海内外，19世纪末来华考察的英国退役海军少将贝思福，特意弄了件黄马褂，照了几张相片以做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