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朱昌俊

媒体评论员

作为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河南周口的郊县农田里，处处是丰收的景象。但近日，在秋收过程中，当地接连被传出发生多起秋收捡拾“冲突”：郸城县“百亩玉米田被百余人哄抢”；淮阳县某中药种植合作社遭人哄抢，种植园主坐地痛哭……

一时间，河南人“爱哄抢”的标签，甚至出现在了网上。

短时间内，一个地方接连发生“哄抢”事件，难免不令外界对该地域形成某种刻板印象。从媒体最新的实地探访来看，包括这次被“哄抢”的药材种植园主也承认，当地的民风其实并不像“哄抢”视频中所呈现的那般“彪悍”。

种植园主坦言，当地是有村民到收割完成的田地里捡拾遗留药材的习惯。此事中，刚开始确实“也有人问过能不能捡（承包土地上的中药），我们说还不能”，但人多了，现场就不一样了，“可能你给这个人说了，另外远一点的人没听到，又看到这么多人都在捡，就不打招呼跟着下地了”。于是，在一种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群体心理下，部分村民就跟风下田“哄抢”中药，导致场面一度失控，“拦都拦不住”。

这种说法应该算不上“辟谣”，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哄抢”的事实。但它提醒我们，在剖析这类现象的成因时，有必要克制简单化归因的冲动。

从更大范围看，收割结束后，诸如农民到田地里捡拾遗留的稻穗、麦穗现象，在很多地方都算得上是一种其来有自的乡村习惯。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并被视为合理的“捡拾”习惯，升级到明显有违法嫌疑的“哄抢”现象，真的只是从众、跟风的原因吗？

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类似的侵权现象多发生于村民与土地承包方之间，并且，它并不限于某一地，也不止于某一种方式。今年初就有媒体报道，湖北某地一种植户几百亩白菜被偷“一颗不剩”，有的村民甚至开着三轮车来拉。

当地就有专家认为，这类现象在农村土地流转后较为普遍，是“土地规模化种植带来的变化以及承包户和当地村民间复杂的关系，导致失序集体捡拾等行为时有发生。”

这种归因，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近年来不少地方农村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种植推广加速，使得地方村民与承包户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在农户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时代，对于捡拾这样的习惯，农户与农户之间会有一种更大的默契，大家的“产权”“物权”边界是非常清楚的。比如，一般都会在收割完成之后，很少会出现大规模的集体捡拾现象。同时，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之下，真正遗留的可捡拾的遗留物也是相对有限的。

但建立在土地流转基础之上的大规模种植，承包了大面积土地的承包户或是农业合作社公司，在村民眼中可能就成为了“公家”的化身，其对应的“物权”、“产权”被一定程度虚化，也即原有建立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那种默契被打破了。

规模化种植后，这种哄抢或是偷盗，本身也有了更多可操作的空间。尤其是一些承包户非本地村民，就更如此了。

再加上大规模的机械化操作，遗留下来的农作物可能更多，村民对捡拾的价值期待也会不一样。

这个时候，村民们占便宜的心态，可能被更大程度激发。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是，在承包户的收割还在进行时，就有大量村民在一旁等候，随时准备下场“捡拾”。

这种大规模“哄抢”的出现，还与一个变化有关。理想情况下，土地流转后，农村规模化种植带来的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升，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但随着农村机械化普及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一部分“离地”的农户如果不外出打工的话，也可能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

当这种“空闲”状态的劳动力增多，也会增加对于承包土地上的农作物的“觊觎”心态，从而有更大的动力去谋求“占便宜”。

甚至，由于他们“薅羊毛”的对象不再是过去的邻居，而是以所谓强者形象出现的“包租公”，乃至代表“资本”的农业合作社公司，还会进一步削弱过去那种建立在熟人社会之上的道德羞耻感，让他们的“捡拾”变得更加无约束，甚至升级为“哄抢”甚至“偷盗”。

由此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针对土地承包方及相关农业企业的“哄抢”，是残存的某种“小农文化”与农业规模化种植之间的一种冲突。

它提醒我们的是，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了配套的乡土文化和观念的改善。

提到营商环境，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乡村中搞规模化种植业，包括村民的产权和物权意识、法律意识等在内的社会观念因素，其实也是营商环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实，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承包户和农业合作社公司，一直以来就有一个重要的隐形成本，那就是要处理好与当地农户的关系。

笔者就听闻一个家乡正在搞土地流转的朋友说过，当地的农业合作社公司在承包了土地搞蔬菜种植后，为了处理好与农户的关系，或者说为了避免招致更多的麻烦，一般会对村民的偶尔“偷菜”行为采取睁只眼闭着眼的态度，并且在重要的节日或是丰收季，还会专门给当地村民送去一些农产品。

这种“妥协”或者“示好”，说得好听点，是人情世故；说得直白点，其实就是承包户为营商环境的缺陷所支付的额外成本。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其一，需要加强农村社会的普法工作，包括产权意识、物权意识，都应该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有专门的强化，避免“民风”、“陋习”给乡村经济发展拖后腿。

其二，在执法上，也要突破“法不责众”和农村熟人社会“人情执法”的掣肘。像有的偷盗、哄抢达到一定程度，就应该依法采取执法行动，而不是继续以“习惯”和“文化”来辩护。

要知道，“法不责众”的习惯一旦形成，致使规模化种植企业或是土地承包者的权益受到侵犯，到头来损害的，是企业和承包者的积极性，从长远看影响的就是当地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最终会令当地每个人的利益都受损。

其三，至于如何提升农村产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尽量减少“外地出不去，本地待不住”的两头难，避免就业不足而放大农村社会中的道德、法律风险，这就不只是三农问题了。

总之，农业经营机制已经在逐步市场化，但对应的社会观念、执法水平乃至社会治理水平，不能依然停留在“小农时代”。

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哪一个地方的问题。相比拿这类现象“开地图炮”，这个共性问题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