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懂得感恩”

张宇墨的故事有两个版本。

一个像高职学校招生手册介绍的那样：大三由学校安排优质企业实习，表现优异者毕业后即可留用，月薪不低于8千元。

现实的版本是，张宇墨被安排到青岛一家机械厂实习，具体工作是组装汽车轴承，实习工资2千左右。

张宇墨不想干，班主任告诉他，“退出实习等同于考试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

如果不是张宇墨亲身经历，他的父母不会相信职校招生手册对未来的描绘，而放弃对于“大学”二字的信任。

最初，他们甚至觉得儿子吃不了苦，说谎，慢慢地，他们不得不接受儿子身上的另一个标签：廉价劳动力。

根据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车墩片区负责人徐宇的说法，江浙沪周边的职校学生（包括中职、高职）不少都要强制经历名为“顶岗实习”的过程，为期三个月至半年。直接说就是进厂，“工厂对外社招的时薪差不多是20-25元，学生工的话是10-15元”。

一个不再是秘密的事实是，职校、中介，企业或多或少，都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将学生当成了一种获利工具。一位来自武汉工商大学的学生家长，用“团购”一词向时代周报记者形容实习学生和他们的关系。

时至今日，21岁的高职学生张宇墨，仍旧没从青岛回到杭州的学校里。

他想着，忍一忍，总能能等到结束的那天，不过他也知道，所谓结束，不过另一个开始。

除了忍别无选择

张宇墨在学校习惯了隐忍。

刚入学，学长就叮嘱他以后实习要避坑。那时候因为疫情，学校在实习安排上会由近及远提供几个选项。比如，物流专业可以选择到杭州周边的快递站点，电商专业也可以到余杭，最远的也不过是南京。

学长告诉他，远的不要选，累是其次，主要是带教老师不会全程跟住，有些厂里的老员工会欺负那些孤独的新手。

到了张宇墨这届，实习政策又变了。今年暑假前，他所在的机械学院要求定点实习，学生没有选择权。

他和5个室友被送到青岛，他发现厂区的宿舍有独卫，晚上外出也不受限。未来在他脑海里慢慢有了具象，他甚至找好了周边几个吃宵夜店，盘算着某个收工的夜晚和室友们鼓腹而游。

企业里实习生的宿舍 图源：受访者

这成了幻想。

首先是时间。每天早8点到晚上9点，中间只有70分钟的午餐时间和90分钟的晚餐时间，工作时长13小时且无加班费。

其次是工作类型。

张宇墨的强项是机械绘图与设计开发。结果被安排在分拣的岗位，一开始因为动作慢，他领教了产线组长骂人的本领。

这是身体上的，至于情感上，进厂之后，他和同学们就“失散”了，为了避免拉帮结派，工厂会把新入职的员工打散重组。所以他这条生产线上的30多人，有10个来素不相识的学生。

不过同龄人在一起，渐渐有了共同话题，话题从吐槽黑心老板，压榨学生开始。

徐宇把张宇墨们当做一个例子，他说职校来的实习生大多做的都是制造业生产线上的工作，有些比较好的学校可能会安排到互联网、电商之类的企业进行实习，但大多也是客服，或者是仓储的岗位。

要说实习能让他们学到什么，徐宇持怀疑态度。

“更多的，还是给企业带来了一些高性价比的劳动力。”他表示，当下许多企业销售难，利润又被市场压缩，反推上来，只能想办法在员工身上补回来，方法包括但不限于降低工资或使用实习生。

有学者认为人力成本是低价的基础之一，而低价则是价格战的有利条件。

4年前，来自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现更名为：安徽工程大学）的王子洋刚好大三，他被分配到某飞南京分公司实习1年，薪资1500元/月。工作内容是每天10小时的图片筛查，“看到一张图，标注出图上每个元素的名称，比如图上有香蕉，那就写香蕉，电脑才可以在下一次准确识别。

“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每天看得两眼呆滞，但到手的工资都不够吃饭的”，再提及往事，王子洋心里五味杂陈，“是在社会里的渺小感，毫无反击之力”。

社会第一课

很多人认为人生的“第一课”是进入社会以后体会“新秩序”，因为来自未成年的保护不再、理想主义不再，所遇的一切都是无情的现实，这或许是成长的代价。

但对这些职校的孩子来说，这一课可能就在学校里，给孩子“上课”的老师有时候也情非得已。

研究生毕业后，晁亮在2017年入职了福建一家私立大专的金融学院。“还来不及实现教育理想，就被校方的操作震撼了。”

按教学安排，金融专业生会在大三下学期自主或统一联系金融机构参加实习。但学校却会统一安排大三上学期去工厂流水线、超市收银员这样的岗位实习，而且由校方安排大巴接送，日薪80元，不去不能毕业。

“好奇”的晁亮很快知道了这一动机的真相：学校和企业签约的实际价格约200元，给学生80元，剩下的120元以“管理费”为由被学校收取。

晁亮说，整个学校40个专业的学生，大三学生都在外实习，虽然不安排校内上课，但学费按每年2万元计算，加上“管理费”，实习生的群体，肯定能让学校获利不少。

晁亮觉得这样不对，联合了专业的负责人和学校抵制强制实习。

结果只保住了她带的第一届学生，之后她离开了这所学校，也彻底离开了教育行业。

实际上，在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就发布过《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于顶岗实习的暗箱操作和容易引发的争议，都有明确规定。

如《规定》中明确，“实习岗位应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学生经本人申请，职业学校同意，可以自行选择顶岗实习单位”。“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不得向学生收取实习押金、顶岗实习报酬提成、管理费或者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

如今看来，39条规定覆盖了各个方面，但难以落实在具体实践的方方面面。

除了对应《规定》的第29条：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的考核结果应当记入实习学生学业成绩，实习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毕业。

这也正是学生口中“强制”的核心：不实习不准毕业。

在这种叙事下，企业、职校、学生原本三角的结构开始失衡。作为最弱势的一方，学生希望寻求学校的支持，但因为种种原因，学校和企业站在了一起。

因为加班没有津贴，张宇墨和组长有过争论。他曾看到组长的休息室里有份名单，上面详细记录着实习工人的每日的加班时长。

“xxx，加班时长2小时，补贴金额一栏写着：30（元）”。

但学生并没有加班费。组长只会在备注栏上标注实习生迟到的时长，每迟到5分钟罚款10元。

张宇墨把这些事情如实传达给了学校，却被老师以“学校找实习单位不容易”“外面现在的工作难找，要懂得感恩”挡了回来。

刘讯签订的合同 图源：受访者

在武汉就读大专的学生刘讯也有类似的经历，被学校安排至上海一家MCN机构实习后，她发现要与自己签合同的是一所劳务中介机构，与学校描述不符，几乎是“上世纪的职业介绍所”。

出于对学校的信任，刘讯联系了学校的辅导员，希望能自主寻找新的单位。没曾想辅导员回了一句：“你都已经去了，至少要体验下，这家公司跟学校合作很久了。”

刘讯拿着手机愣了20分钟，辅导员发来了一条语气更严肃的消息：“请自行与公司解释清楚你的情况，并安心在上海实习6个月。”

被浇了一盆冷水的刘讯回到宿舍，发现其他同学都已经签下了合同。从众的心理开始左右她的判断。

最后，刘讯和许多同学的想法都是——早点干完，早点走。有高职的实习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是个不得已的选择，除了接受我又能做什么呢？”

但作为老师，对所谓的“强制”也有自己的解读，在宁波某县职高工作的老师张雪军向时代周报记者断言，“其他地方我不清楚，至少江浙沪肯定不会有这种强制实习的事情。”

“为什么要去校企合作的单位，因为会更有保障一些。如果是学生自己找的小厂，学校不好管，学生又都是未成年人，可能会有风险。但拿回扣什么的肯定是没有的。”

不过，张雪军也坦言实习的教育作用有限，“比如机械专业不会教你绘图，大多数都是流水线工作。毕竟学生实习也就三四个月，专业岗教会要一两个月，干一会儿又走了，那肯定不太现实。”

张雪军开始反问，“这算强制吗？”

廉价劳动力

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温州一家外贸企业的老板王腾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受限于国内制造业不断打价格战，上游企业借此挤压下游供应链的利润，也就是当下人们所熟知的“内卷”。

他算过一笔账，以他公司10人的团队来看，如果采用社招员工，算上社保、住宿等费用，一名普通员工的成本大约为6000元左右，公司的一年用工成本约为72万。但如果单量不多，用“实习生”的情况下，仅用工成本上便能节约近40万元。

最近两年，王腾接到的订单价格比以往降了30%。他说，目前的想法就是“死撑”，为了能等到形势好转，他将目光投向了这些实习生。

他说，高职、中专的院校应届生为了拿到毕业证，需要在企业实习三个月至半年不等。近两年，劳务中介也会在学生实习周期内安排到多个工厂实习，以此来满足不同工厂的临时用工需求。

同时，企业使用实习生也能摆脱法律上的约束。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赵志群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因实习生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一般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企业可以随时更换实习生而无需支付补偿金。

他说，一方面职校学生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工厂，企业不需要像社会招工那样签订劳动合同并购买社会保险，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

另一方面，职校老师会进驻工厂，利用自己的权威协助管理，学生如果有违背纪律的反抗行为，可能招致扣发毕业证的处罚。这两方面因素导致在过去十年，职业教育的学生工问题未能得到有效地治理。

更为重要的是，从十几年起，多地政府部门便先后发出过文件，提倡职校要支持企业。

比如，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厅下文省内各地的职业学校，要求各学校动员、组织二三年级的学生到富士康进行顶岗实习，以“保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中国政协》2010年 作者：吴江）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西省教育厅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也组织省内各职业技能院校学生前往富士康实习。

到如今，动员文件改成了“校企共建”。

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就能搜索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与比亚迪集团签订产业学院共建协议”“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共建产业学院签约仪式顺利举行”的新闻。

还有新闻标题写着“阜阳理工学校召开比亚迪实习暨安全工作动员会”，并在文中指出“实习是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关键环节”。

现任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的张翔此前有多年职校工作的经历，也曾就职于被打假人王海曝光的江西省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他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部分职校强制实习的情况是属实的。

“不同的学校，和企业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企业给学校的用工价格也不一样。”他以市场经济为例，用了一个词，“商品”。

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德技能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许辉曾撰文《中国职业教育走到岔路口》中表示，过去中国凭借“世界工厂”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奇迹。但也忽略了低价、低技能带来的恶性循环状态，这种战略选择虽然可以带来短期的增长收益，可长期来看，员工无法提升技能水平，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不能相应提高。

因此，从技能的角度看，中国产业升级本质上是要从“低技能均衡”向“高技能均衡”转变。用更直白的话说是，需要走出低价，以及内卷的恶性竞争，不再让人提到中国，便联系到“低价”二字。

于是，在几方利益纠葛下，张宇墨、刘讯等人的命运，被隐藏在巨大的潮水之中。

似乎经历了什么，又似乎没有

张宇墨也对实习有过期待，觉得可以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想象着从实习、留用，一步步走上正轨，但现实就是现实。

今年11月，南方的一个高职学生因为实习困境，留下遗书，里面说，“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张宇墨看完了全文，心想在命运的修罗场里，自己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能在围剿下等待出逃。

无力感开始蔓延。李佳在宁波市一间中职学校带学生，她形容职高的实训课就是和学生聊天。

“理论上应该是带着学生研究专业，但学生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也带不动。”她说，一个班里40几个学生，除了少数的10人，大多毕业后只能去做“拧螺丝”的普通工人。

李佳的学校里还有一门专业叫电子商务，课上需要讲摄影，但学生没有相机，她只好带着一本商品拍摄的书对着讲，偶尔带自己的相机来让学生看看。

至于实习，她说这样的学生做的也都是简单的客服工作。

刘讯在结束了上海的实习后说，自己明白了一些东西，并且隐约地感觉到怪异。她觉得这一切都好迷幻，像半夜喝醉酒躺在地上看这不停乱闪的霓虹灯，似乎经历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对于实习经历，她想早点忘记，但也许会留下，在未来遇到更大困境的时候，提醒自己是如何度过绝望的。

她回到学校，开始大四的生活，和上海再无关联。但公司和学校的合作依然坚如磐石。她和张宇墨一样，在未来的时间里，也会对下届的学弟、学妹们说：“实习很坑的，能不去就不去吧。”

提醒的话也只能说到这了。

（文中职校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