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何进行“真正的交流”？

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于7月6日至9日访华。这是今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后，美国又一高官访华。这也标志着，去年中美领导人巴厘岛会晤后，因“气球事件”一度中断的高层接触，已逐渐回归正轨。

“布林肯和耶伦访华，证明拜登政府并不缺乏对华接触的勇气。”7月4日，来京出席第11届世界和平论坛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副总裁丹尼尔·拉塞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拉塞尔指出，虽然中美关系仍未走出低谷，美国国内政治现实也影响了拜登政府采取更灵活的对华政策，但自布林肯访华以来，中美接触对话呈现出积极态势。他特别强调，布林肯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不仅举行了长时间的正式会晤，还共进工作午餐，这种“非正式对话”能给予双方坦率交流的空间，中美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的高层会晤中可以多多使用。

今年69岁的拉塞尔长期在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曾任白宫国安委亚洲事务高级主任。2013年到2017年，他担任美国国务院分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受新冠疫情影响，这是拉塞尔三年来首次访问中国。他感慨道，自己的第一印象就是“北京的天真蓝”。近期，受加拿大山火影响，拉塞尔在纽约家中看到窗外一片灰白和朦胧，这让他想起曾在北京经历的雾霾天。而现在，“北京的空气改善是积极且显著的，我祝贺这里的人们取得这个重要成就”。

拉赛尔。图/世界和平论坛组委会供图

“要争论，但不要试图赢得争论”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你自201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你觉得中美双方人士在北京的对话氛围，和三年前相比是否有什么不同？

拉塞尔：我看到的是一幅复杂的画面。在公开场合，一些人的发言比较放松，另一些人则比较紧张；一些人思想很开放，也有一些人表现得很愤怒，尽其所能地指责对方的错误，展开最激烈的争论。

对于这些景象，我首先要说：批评并非是坏事，如果我们想寻求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我们都必须批评对方做错了什么。

但是，外交官不是律师，国际关系中的对话——不管是一轨对话还是二轨对话——都不是法庭辩论。这种争论的状态将持续下去，却不会有什么“终审判决”。因此，我们要争论，但不要试图赢得这种争论。这才是沟通。

三年来，中美之间缺乏沟通。这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疫情隔离的因素。如今，疫情已基本过去，但政治上的僵局尚未结束，或许还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找到有效管理分歧的方法，需要润滑剂以避免紧张局势升温，需要“灭火系统”以避免升温演变为危机。

中国新闻周刊：布林肯6月访问中国，或许是缓解你所说的“政治僵局”的关键一步，中美之间更多的高层对话也将启幕。那么，我们应如何提高这些对话的“质量”？作为奥巴马政府分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拉塞尔：说以前中美之间的会晤更友好，但现在不友好，是不准确的。我认为我接触过的中国同行大多非常有外交谈判的天赋，英语流利，善于表达，解释中方的政策极有说服力。他们可以展现出强硬的一面，也可以表现得很热情。

不过，近些年中美之间的外交对话，在一些方面变得更加“正式”。比如说，以前中国官员可能会在会晤中使用英语，而现在更多地选择用中文发言。

但是，在非正式场合，我们依然能进行坦率的交流，我能感受到中国外交官的专业和才华。在这种“会议室外”的对话中，他们会有力地陈述中国的利益和立场，但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一种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各自宣读论点。

现在，在布林肯国务卿访华期间，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积极的互动。布林肯和秦刚国务委员不仅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的正式会晤，还在钓鱼台国宾馆共进了工作午餐。我想这是一次坦率对话的机会。考虑到中美之间的高层外交对话才刚刚开始，这一点是令人欣喜的。未来我们应当推动更多非正式的对话，我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我们一定要多进行“真正的交流”。

6月1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中右)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中左)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图/新华视觉

“拜登政府并不缺乏对华接触的勇气”

中国新闻周刊：你关于加强“非正式对话”的建议很有趣。不过，未来一段时期的中美对话是否仍存在一种“隐忧”：因为缺乏互信，高层对话的正常化进程或许会被类似“气球事件”的新突发状况所打断。我们应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维持双边高层对话的正常化？

拉塞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美关系就像一个气球。我们必须离开危险的地面，但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气球千疮百孔，使我们无法起飞。有时我们刚刚升起，新的裂缝在气球上出现，使我们回到原地。

解决方案是，我们需要快速地、努力地工作，要不断向气球中注入氢气。是的，中美之间的互信已经流失，这是非常艰巨的挑战，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用。这意味着任何微小的因素都可能导致我们的关系重回不稳定。所以，我们当下需要务实，努力寻找机会以加强沟通，尝试重建一定程度的信任。

我认为，重建互信的一种可能是增加透明度。我可能不喜欢你在做的事情，但如果我明白你在做什么，并了解你为何要这样做，我就能对未来的情况有所预判，不会被你做的事情惊吓到。另一方面，如果我明确知道你对我做的事情有什么担忧，我也可以充分考虑，进行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美双方都需要抓紧时间寻找重建互信的机会，但在国会共和党人的压力下、在明年“大选之年”的背景下，拜登政府能做什么？

拉塞尔：我同意你的观点，国内政治现实让美国政府的工作比以前更难做。随着大选年到来，调整中美关系将变得越来越难。但我们总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布林肯国务卿和耶伦部长的访问，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面临压力，拜登政府并不缺乏对华接触的勇气，他试图通过重启高层访问，找到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提到过，美国政治中的固定“模式”是，政客们会在竞选周期中用激烈的言辞谈论中国，这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为了缓和中美关系，拜登政府是否可能改变一些语词的使用，释放善意？

拉塞尔：我明白语言很重要，但行动更重要。是的，有很多来自华盛顿的声音可以被视为对中国政府乃至中国人民的冒犯。这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双方能保持更多的克制。但是，如你所言，我们正在进入选战周期，而“克制”可不是选战周期的标志。

我想我们还是需要专注于从行动层面上改变。如果拜登政府加强了与中国的接触对话，但没有显著结果，那么美国国内的批评声音会变得更大，拜登政府将不再有能力为其接触对话政策进行辩护。但反之，如果这些接触对话推动了建设性的行动和措施，政府能够向选民展示“通过对话，我们获得了成果”，局势将不再一样。这意味着一味对中国“大喊大叫”没什么意义。

我再次强调，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不是说责任在于一方。我是说我们双方都必须更加努力。

“要更努力地向上爬坡”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谈论了很多政府间对话接触的问题，但中美关系的基础在于双方社会的密切交往。在二轨对话方面，你有什么改善对话质量、推动重建互信的建议吗？你所在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对此是否有所行动？

拉塞尔：一个对话渠道的好坏，首先在于人的素质。我们的优势之一是我们有很多在中国的朋友。不论身处政界、商界还是学界，他们都是杰出的思想者。

其次，我并不是批评美国的其他智库，但西方智库确实有一种倾向，即通过智库专家们代表亚洲、代表中国说话，由美国人向美国人讲述东方。而我们的方式是让亚洲人为自己说话，让美国人成为提出问题的人，而非提供答案的人。我们应当从源头上获取来自亚洲的信息，确保由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解释中国的政策、利益和关切。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人的因素，这很重要。在美国，下一代“中国通”官员和学者，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你觉得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是否会和你这一代有明显的不同？

拉塞尔：是的。坦率地说，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在过去的十年和之前的20年、30年有很大的不同，过去五年和更之前的五年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变化在我看来是戏剧性的。所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看到的是中国与以前并不相同的一面。

至于在中美建交时“在场”的那一代人，他们熟悉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曲折发展道路。他们拥有更平衡、长远的视角。可惜的是，这些人都已经年过八旬，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新闻周刊：疫情后的首次中国之旅，让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感到更乐观还是更悲观？

拉塞尔：乐观和悲观都不是正确的衡量标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听到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值得尊重的声音。我想现在我们没有乐观或悲观的余地，我们只有下定决心，为了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而努力。当我们面对强力的逆风、面对上坡路，我们能做的，只有更努力地向上爬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