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雅琪
指导教师｜洪兵
编辑｜柳逸
“在这一年，隐隐约约能感受到，你的生活会有一场大变化，是的，那一场风，终究是刮到了你的身上。”
该如何讲述那个变化？郑薇今年29岁，在深圳断断续续生活了9年。2024年初，她所在的公司危机不断，渐渐缩小规模，工作变得无所事事。后来她主动谈到降薪，再后来她和老板和平地谈论了离职。
那段时间她想了很多：她快三十了，一直没谈男朋友，但还想结婚。这么多年在深圳好像也没做出什么成绩，再选择的工作机会也不多。父母逐渐老去了。
她做出了选择。2024年7月，她回到家乡四会市——在行政区划上，这是广东省肇庆市代管的县级市。
你是怎么刷到我的？交谈快结束时，郑薇问我。
那是在今年二月底，我刚关注“县漂”这个话题不久。作为一个对未来感到焦虑的应届生，这同样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情：在日渐残酷的就业环境中，是继续在大城市拼搏，还是换个目标，去更小的地方。
我在西部的省会城市长大，自小听到的话语是，好好学习，考去大城市，然后找份好工作，留在那里。鲜少有人提及这种选择以外的地方。
但“县”是一个如此广阔的地域。统计显示，中国有2846个县级区划，包括县、县级市、自治县等等，如果再算上下辖的乡镇，这些区域覆盖了中国90%以上的土地，有着众多人口。
《中国2018—2022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蓝皮书》显示，应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县城就业比例从2018届的20%上升到2022届的25%。2024年，数据显示，包括江苏省昆山市、安徽省长丰县在内的部分县域人口也实现增长。
这其中，不乏如郑薇一样从一线城市“回流”到县域的人。为什么离开？为什么选择县域？在这里生活如何？带着困惑与好奇，我开始走进他们和他们的生活。
最后一根稻草
决定远程办公的前一晚，在北京工作的阿丁刷到了在外地买房生活的帖子，房子大概三万多块。对于这样的生活，阿丁当时觉得“还不错”——她想，如果彻底裸辞过这样的生活，会觉得有些焦虑，但如果能有一份线上的工作，即使工资很低，但社保和公积金都是存续状态，这种焦虑的状态会好很多。划过帖子，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夜晚。
“命运给我的指引”，在我们的对话中，阿丁重复了两遍。刷到帖子的第二天，老板找到她，说，工资可能发不出来了。阿丁所在的公司主营体育业务，疫情让公司一度没有生意。
她问老板：“你是想让我主动提离职，不给我赔偿吗？”
老板希望能够商量一个让她继续工作但降低工资的方案。昨天刷到的帖子给了她灵感。阿丁同意降薪至原来的十分之一，同时远程办公。
所有巧合撞在一起，事情进展非常快。周中和老板谈话、在网上约中介，周末她就来到凌海看房。不到一周，阿丁几乎敲定了所有事情。
凌海是辽宁省西南部的县级市，离北京高铁大约三小时，方便她有事随时回去。她老家在内蒙古，回家并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这只算是个假期。带着与帖子价格相仿的预算，阿丁在凌海市金城街道找到一个二手房，这也是她为数不多买得起的房子。
钱从信用卡刷出去，她觉得这和在北京付一个季度房租的感觉差不多。办完所有手续后，中介特别郑重地下车，和她握手，说，恭喜你，你有自己的家了。
阿丁居住的小区，图/阿丁
阿丁是我最开始接触的人之一，后来我意识到，她也是离我原始想象最近的——逃离北上广，做数字游民，在陌生的县域买房隐居。但更多时候，故事少了些逃离的浪漫主义，人们选择去到的县域往往与故乡有关，这常常被视为一种退路或者归宿，有时也意味着责任。
202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熙经历了考研失败，离开学习生活四年的杭州，入职广州一家4A广告公司。那段日子，陈熙经常去重庆出差，有时一周五天都在重庆，周末才能回到广州休息。改图、改策划、改活动，“很忙很忙”，她记得一个暑期水公园活动的策划案改到第九版才交稿。她常常和朋友抱怨，这辈子再也不要做这种动脑子的工作。
毕业时仓促租住的房子在城中村，三面对着马路，能闻到店铺的烧烤味。楼下有一个水果店，从早到晚放着喇叭叫卖，晚上常听到吵架声。早晨，陈熙七点多就要起床挤地铁。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夸张的地铁，从入口到轨道，满满当当都是人，人群几乎一步步挪动。挤上地铁，辗转好几班，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公司。
面对这样的境遇，看着周围的人考研上岸，想提升学历的陈熙选择了辞职备考。又一次考研失败后，她面试了南宁市的央企、国企、外企、事业单位，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我问她为什么不再考虑其他城市，比如曾经有些羡慕的杭州，那里有好的人才引进政策。她说租房要考虑很多事情，她本来有存款，但是在旅行时不小心丢掉了，失去了经济来源。父母也觉得，你总是折腾来折腾去。
没法继续gap了，她硬着头皮在老家P县找到一份国企工作。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很简单，不用花钱自己租房，国企听起来也很好。
对于三十岁的方世瑶来说，回到县域更多是反复斟酌后的选择，她条理清晰地向我阐述回来的原因：
“我们90后这一代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如果不回来，父母年迈或者有什么特别大的需求、想要子女在身边的时候就很不方便。自己年龄确实也上来了，毕业这么多年了，在外面其实也晃荡够了，也挺累的”。
前后犹豫小半年，最后，公司架构调整、降薪，成为最后的那根稻草。2024年过完年，方世瑶结束在南京的六年时间，回到安徽省宣城市下辖的县级市，广德市。
浮萍与故土
县域曾是很多人前往大城市的起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一股狂热的“进城打工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焦长权将这一阶段视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上半程，而农民工回归家乡，重构以县域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则是下半程。
三月中旬的广德市天气微凉，快要下雨了，风卷起衣角，带着潮湿的气息，空气很洁净。在拜访方世瑶前，她特地叮嘱我这里没有城市效应，天气偏冷，要穿得厚实些。
我们在高铁站见面。方世瑶穿着黑色长羽绒服，瓜子脸，高马尾，戴黑框眼镜，看上去很年轻。打车从高铁站出发，从窗户向外看，你很难把它与传统印象中的县域联系在一起。宽敞的柏油路旁种着修剪整齐的绿植，车驶入城中心，那里有一些模样很新的高楼和商场。
广德市街头，图/卫雅琪
在之前的电话远程沟通中，她说回来的想法在2023年上半年就隐隐浮现。那时，身边的许多朋友大都已经非常稳定，对比之下，她觉得自己像个“浮萍”。毕业后独自来到南京闯荡，和朋友、同学、家人都处于割裂状态，偶尔会孤独，“没有太大归属感”。
中午，我们在一家徽菜馆吃饭，重新聊起“归属感”这个话题。她说这是一种讲不清的感觉，很玄乎，现在还没有遇到，“有可能你如果在那个地方买了一个自己的房子，那也算是归属感。”
在这呢？她说也还好，当时以为回来会有，但是回来后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烈。
后来我们在街上走了走。老城区有许多徽派风格的建筑和老店，走进一条步行街，这里在她小时候很热闹，她让我看旁边走过的穿校服的学生，说自己上学时也必然走这条路，总会吃完买点东西再去学校。左手路边巷子里有一个二层灰色建筑，她说这是她初中时就开着的网吧，放假或者回学校时，这里都是满的。我跟着她，没有使用导航，拐过几个街口就走到她停放电动车的地方。
我从她的回忆中听出些熟悉的味道。我问她，那种归属感是不是有时就来自还认得这是哪，这曾经是哪？
“对，刚回来那会儿，会一点点比对记忆中的东西”，但她又说，“在外面那几年正是广德发展的时候，回来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这让我想起夏天在电话中讲过的例子。2017年毕业后，夏天在苏州的一家研学机构工作。在苏州的那一年，夏天觉得自己没有认真生活过。生活像是一场设定好任务的单机游戏，每天通勤上班，下班做饭、吃饭洗碗，想要结束一天已经是晚上八点多。生活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她虽然生活在苏州，但实际上只生活在小区和公司附近的苏州。
“没有那种归属感，你没办法真正融进那个城市”，她没法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这是她判断自己能否融入这座城市的标准。有一次她想买鸡肉，但她发现市场里的鸡肉都是冻鸡。她想，如果在云南，想买放养的山鸡是可以买到的，她知道要去哪个地方，但在苏州，只能去市场里挑已经被人宰割好的冻鸡。
夏天来自蒙自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县级市，也是过桥米线的发源地。疫情前，在这里买鸡都是直接在笼子中选，老板现场宰杀。或者哪怕在市场里买到养殖场的鸡，她总感觉某个长辈或朋友就知道该去哪个村、农户家里买到一只放养的山鸡。
第二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她坐在蒙自的一家过桥米线店里，米线汤底乳白醇厚，喝一口鲜掉眉毛。
焦长权在论文《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中，解读了阻碍流动人口在东部沿海务工城市地带扎根的原因。他写道，除了经济因素，这还与社会文化性因素密切相关：
“他们在家乡的城乡空间体系中重新扎根，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完整，并可进一步扩展和外推，进而嵌入家乡的城乡社会之中，浸润和汲取这一社会的养分，避免成为城市化洪流中的原子化个体，家乡的城乡社会是他们的栖居地和避风港。”
县域生存法则
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几乎所有人都谈到过最初的那段不适应。首要是工作上的，生计是回来的人们最先面临的问题：怎么找到一份工作？
在一线城市，这有一套明晰的流程：制作一份简历，下载招聘软件或者去对应的网站进行投递，然后等待面试。但在这里，好工作很难通过市面平台流通，这点方世瑶深有体会。她说，招聘平台上能刷到的都是非常一般的东西，如果想找一个综合条件待遇好，上班时间和福利都合理的公司，还是得托关系。
她的第二份工作就是这么找到的。去年下半年，上一份工作因为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方世瑶和同事被停薪留职。因为公司没有签劳动合同、没有交社保、欠薪三个月，正在进行集体劳动仲裁。现在，方世瑶入职了一家游乐场。
找到工作的过程说来也巧。当时她正要去一个开发区的办公室面试运营岗，正好遇到陪别人面试的朋友。聊到求职，朋友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刚好缺一个活动策划相关的岗位，问她愿不愿意尝试。第二天她去见了老板，聊了两个多小时就基本敲定下来，甚至不用带简历。回来后，方世瑶尝试在招聘平台上搜索，没有搜到。不过机缘巧合下，园长辞职，她没有做成活动策划，反而进入管理层。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方世瑶发现，县域的工作常常聚焦在服务员或是销售岗。有一种说法是，小县城只有三种工作，销售、主播和公务员。
做主播是郑薇周围人都认可的工作。四会市因玉器闻名，这里有全国最大的翡翠玉器专业集散交易市场，也被誉为“中国珠宝玉石电商始发地”。有数据显示，四会市玉器电商直播商家超过1000家，约有6万人从事直播行业。
做直播工资高，至少有五位数。有亲戚曾喊她做这份工作，她拒绝了。后来见面时话里话外，对方都带着些暗讽意味，“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赚不到钱”。
在深圳，郑薇从事茶艺相关工作。回来前，她为自己规划了两条路：考公或者进私立学校。她对自己在一线城市积攒的履历有信心，但事实与想象截然相反。前前后后，她投了十几个学校，石沉大海。她发现，哪怕在这样一个县级市，私立学校的招聘要求都是本科起步，有教学经验，最好是学科带头人。有时仅仅是教务岗位，也并不回复招聘信息。
换行试试。她也尝试投递过两家玉器电商直播类公司，也没有水花。后来，一家电商巨头找到她，提供的岗位是主播。郑薇对玉器了解不多，面试时对方很直白地说，如果要从一个新手培养，他们更愿意选择20岁出头的人，而不是一个快要接近30岁的女性。
对方又给她两个岗位：一个负责做海报，另一个是主播助理。面试中，主播看到她简历中的教师经历，说，你以前做老师的，转做助理可能不合适，会有落差。她说自己也做过助理的工作，这没什么，毕竟在这里，谁知道我以前是干啥的呢。但这份工作最后也没有回音。
刚回来的半年里，她关闭了朋友圈。还是会有落差，大学时玩得好的一群人中只有她一个人回来了，看到大家的分享让她很想念曾经的时间，没什么后悔的，只是想着想着有些难过，后来干脆就不看了。她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尽管做了很多心理准备，还是从心理到生理都不适应这个城市：融入家庭生活，体重渐降6kg，在本不多的发量中，也发现显眼的白发。回来前做的规划，碎了一……开始怀疑自己，质疑自己，渐渐陷入了自证的漩涡。”
一线城市的工作很难在县域找到对标。从北京回到家乡的火火和我举例子：在大城市，比如今天画场景，就只画这个场景，掌握了这个东西的流程后，以后再做这个就可以摸鱼，时间是固定的。但在小城市，什么东西都要学，做平面设计还要学摄影，学打光，学相机的使用方法等等。“我就是越回家越觉得北京的钱赚得很轻松。”
要学习的不仅仅是技能。入职乡镇政府编外工作后的第一个星期，李菲就被叫去帮一把手打扫办公室、洗杯子。她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她和其他同事了解情况，发现这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
在这份工作中，还有一些其他额外的事情需要多加注意：
记住每一个人的称呼和职级，关系好的小领导可以叫名字最后一个字加上哥/姐。
开会座位不够时，编外人员无法参加会议。拥有行政编制的人和编外人员在签到时分属两张表，每个人的名字按照年限职位等级挨个排号。
小心不要越级汇报，不要摆反大领导的名字，认真考虑说出口的每一句话是否妥当。
拥有这样一份工资很低的编外工作，周围所有人都默认她会考公，常常有人问她你怎么还没考上公务员。这让她压力很大。有一次，她的领导特意把她叫到办公室，说，你还年轻，不要在这里混日子，你一定要加油考。但与此同时，她在工作上的任务量也非常大。
在县域，考公考编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竞争非常激烈。夏天从回到云南后考过很多次。她说因为工作机会比较少，同时，“体制内和体制外工资差异实在太大了”。
城与乡之间
贵州省仁怀市，是由遵义市代管的县级市。2024年，被《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2024》评为2024年县域高质量发展百强。这里最出名的是酒业，比如茅台。2024年，仁怀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900亿元，这是一个可以比肩西部省会城市的数值——同年，西宁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862.1亿元。
该报告还显示，2023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千亿县”有59个，它们占据全国1.2%的陆地总面积和4.5%的常住人口，贡献了全国7.6%的GDP。
一种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县域消费正在崛起。这个春天我去了广德市和蒙自市，从城市外观上看，它们几乎与许多地级市无异。在蒙自市，夏天用小电驴载我到一个商圈，喜茶、霸王茶姬、耐克……门店种类很齐全。我感叹，好繁华，她惊讶了一下，说，你从上海来，你不要骗我。
这个场景和胡敏讲述的故事很像。胡敏家在扬中市，由江苏省镇江市代管的县级市。很多年前，这里的乡村发展就很好，和城市差距不大。她2008年大学毕业，上大学时，她邀请过甘肃和河北的同学到家里玩，对方过来后，感叹说，哇，你们这是乡下吗，感觉跟城里一样。
这也让部分县域拥有不输于城市的物价。“仁怀的物价居然比广州还高，这是我很烦的地方”。回到仁怀市的李茗汝和我举例子，在广州，哪怕是市中心，一份外卖22块钱也可以吃得很好。但是回来后，一份没有几片东西的潮汕麻辣烫也要27块以上。整体物价都很贵，包括房价。
与之相对的是，她的工资并不高。回来后，她和父母商量在家学习准备一年，等到今年夏天再去考试，但在过程中，焦虑的情绪蔓延着——新一批大学生要毕业了，还能找到工作吗？于是父母想尽办法，托关系找到一份工作，薪资只有3000来块，是在广州工作时的一半。这也让她有些怀疑，为什么回来后，反而越来越差了？
每次下班回家的路上，她从办公室路过一些“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的人，再在银行门口路过一群靠背背篓为生的人，觉得生活好像一台荒谬的剧。她在这里看到一种具象的贫富差距。
学者王春光将县域社会视为一个相对系统、独立的社会形态，县域社会既具有草根性又具有开放性：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但同时又接受着现代化的事物。人们虽然进入更加专业化的分工进程，但此前习惯了的熟人关系仍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社会支持。
很多矛盾自然而然滋生着。陈熙觉得自己坠入县城熟人世界，这是让她非常想逃离的一点。比如工作对接酒店，发现管理层刚好是亲戚；去医院看病，医生刚好是当时不爱学习的同学。她的每项工作都碰到过熟人。
我问她如何看待“熟人好办事”这个观点。“我只能说这分地方，在小地方确实是好办事，因为工作效率都很低下”，但她又说，“其实你根据正常公开的程序都可以完成，你去找他（熟人）帮你加速一下时间，你可能（就）要付出一些效果，你要请他吃饭，但在大城市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熟人关系不仅仅存在于外部，一个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是，习惯原子化生存模式的人们，如何重新回归家庭生活。
在某些时刻，郑薇忽然觉得自己要长大了。回来的那一个月，父亲出车祸，因为母亲正在上班，电话打到了她的手机上。
对面向她说明父亲的情况和地点，要她现在过去处理。她打车送父亲去医院。在医院的整个过程中，郑薇都紧张到想吐，在深圳，这些事情或许落不到她头上，但再次回来，那些曾经回避的责任迎面而来。
父母吵架后，她也需要面对面处理这些事情，情绪不再有隔着地域的缓冲期。“家可以常回，不可久住……之前在深圳也有逃避家庭的原因。”郑薇很坦诚地说。我问她现在呢，会想要搬出去自己住吗？她说有的，可以在这边工作，但是想搬出去。
今年过年，陈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相过亲。那次，她被以家庭聚餐的名义“骗”到餐厅，餐桌上不只有家人，还有一个男性。她不喜欢对方，也没有后续。对于这样的情况，她曾尝试向父母表达过不满，但后来又觉得“对牛弹琴”，不再浪费力气争吵。
很多女性都和我谈到过婚恋问题。这曾是她们中一些人选择回到县域的原因。胡敏决定回来就是因为“到了结婚年龄”。她有结婚的打算，在苏州时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她还是想找一个靠近家的对象。
但在另一个侧面，这又困扰着她们中的一些人。在陈熙周围，婚恋情况不再是隐私，出去吃饭时常有人喜欢点评别人的婚姻。聊天中的一些语句让她觉得很不舒服，比如：“这个人有人要去了没有？”“这个人找到人家去了没有？”她觉得很无语，“好像不把你当独立的个体”。当她想要反驳时，他们却说她，“读书读坏了”，或者，“知道你读书读多了，看不起我们”。
回来后，陈熙会思考如何能尽量与外面的思想接壤。她会听一些播客，看一些公众号长文，看最近他们在关心什么，城市里又发生了什么。这是不让自己变得麻木的方式，她觉得现在身边少了一些像大学时那样愿意积极拷问、转发的人。
读书也是必要的事情，前段时间她喜欢看港台和马来文学。印象比较深的一本书是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主人公牟天磊赴美留学但无法融入那个世界，回到故土却发现无乡而返，他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仿佛“无根一代”。
陈熙在看书，图/陈熙
这里的时间有自己的维度。“你在大城市的时候，二十几岁，正当年轻，正是看事业的时候，但你回来以后已经是别人眼中的一个大龄姑娘”。 母亲有时会直说，你到了很大年纪还没有谈恋爱、结婚，那说明你这个人不够优秀。李茗汝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本该专心自我探索和成长的二十几岁，在县城却已是该结婚生子安定下来的年纪，我真正想做的事，在父母看来过于理想主义……”
李茗汝觉得自己是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大学时，公益为她提供了一个锚点，毕业后进入公益行业，这个行业却渐渐让她感到消耗。刚离开时她还挺开心的，但一个多月后，回想起曾经去一线支持女孩们的经历和工作的产出，她又觉得有点成就感和价值感。
寻找生活
人们常调侃县域在就业、婚恋方面的苛刻，或是抱怨熟人社会的运转规则。在最开始接触这个话题时，我看到的信息的确更偏负面。我也在交谈中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些困难。但同时，我也意识到，人们依然展示着适应环境的创造力，和想要做些什么的活力。
李茗汝觉得现在半政务单位的工作过于保守，大家宁愿不出事也不愿意创新。这个岗位让她“有种在浪费生命的感觉”。但后来，曾经工作过一个月的公益组织找到她做兼职，她慢慢探索出一个更加平衡的状态——在赚外快的同时也保持和公益的链接。
她内心还有一个小的愿望，希望贵州能有一个专门支持、赋能女性的公益组织。今年妇女节的活动恰好由她和同事合作推进，尽管预算只有三万块，她仍然希望能够把一些公益行业中真正赋能的活动用进去，让更多人看到故事，获得支持，而不仅仅只走个形式。这件事让她充满向往，“好像在一片精神荒漠上种一朵花”。
后来我在她的朋友圈看到了这次策划，我很喜欢其中一个叫做“撕掉标签&夸夸墙”的活动，人们撕下刻板印象的标签，在夸夸墙上写下对自我的欣赏与祝福。
我是在一条帖子的评论区认识胡敏的，那时，她提起回来的这个选择显得有些消极。但在电话中，我感受到不一样的一面。胡敏说话利落，学园艺出身，做过后勤统筹也做过销售。回来前，她想过承包土地，自己创业，一直没有实现。不过现在村委会的工作倒是和她曾经设想的创业活动很相像——村干部并不仅仅承担服务功能，还要成为经营老板，忙产业，比如农业或者旅游，拉动村里经济发展。
尽管在这里推进新鲜事常常有些力不从心，但她仍然觉得这是她想要去做的事情，上班种地、搞产业，很快乐。
阿丁在凌海的房子是个南北通透的两室一厅，一推开窗户就是火车轨道，几乎没有任何遮挡物，房子旁边偶尔有老式绿皮火车经过，车轮划过铁轨带起轰隆声，那一刻很治愈。
她在这个空间中度过了很多时光。每天，她早上起床，处理远程工作的事情，中午简单吃饭，下午有时喝茶、看书，或者找一部电影，四五点时去公园遛个弯。她计划在春天恢复晨跑。
阿丁南卧室书架旁 图/阿丁
大部分时候都在过“很普通很退休的生活”。这里几乎没有人认识她，没什么熟悉的人，例外可能是快递驿站的大姨和超市卖炸鸡店的老板，每次去，老板都会送她一个小鸡腿。
不用租房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以前在北京，房子到期后的一系列事情最让她头疼——要不要搬家？要不要续租？要不要整理一些东西？这也是阿丁为数不多感到漂泊的时刻。但这个房子不会到期，“只有我嫌弃它的时候，它不会主动来嫌弃我”。
房子是很重要的事情。拥有一个客厅是回到秦皇岛对她最有吸引力的一点。最后一间在北京租的房子被隔成三间房，没有客厅，三个人甚至六个人共用一个厨房或厕所。
合租做饭时，她需要把灶火打开烧一会，等蟑螂从里面跑出来再把锅放上去。疫情封楼时，室友放在厨房的垃圾没有倒，她拿酒精一喷，密密麻麻的小蟑螂往外跑，那个画面她到现在都记得。共用的冰箱里，也有可能有上一任租客留下的烂掉的蔬菜或汤。
她说自己是个“很世俗”的人，她的愿望就是有点钱，不加班，有自己的生活，下班后看剧，或者出去“招猫逗狗”。回来后，她也不像在北京那样，下班后还想要学习或者赚钱——她现在下班就开始玩游戏，看小说，一天就过去了。
七年前的阿丁是这样的人：她相信人生每一步都要有规划。那会她的人生中有很多模板，当时的领导就是其中之一——北京土著、名校毕业、婚姻顺利、薪水可观。
“但是现在我看来，可能那并不是我真正追求的，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都把别人眼中的想要的东西当成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走了很多让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快乐的路线。”
第一次产生这样迷茫的想法是2022年。那年的北京举办了冬奥会、冬残奥会，经历了几轮疫情高峰期，很长一段时间独自在家，她不自觉地想一些事情。
“非常好的跳槽”让还没到30岁的阿丁实现了自己在工作上的目标，突然间她有点“无欲无求”了。曾经身边的“样板”，也不再让她羡慕，甚至让她排斥。
我问阿丁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她说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想清楚，但她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想每天坐在格子间里，不想不知道今天的天气如何。
方世瑶在广德市内租房住。房子旁边就是公交车站，坐城乡线就可以去到父母居住的镇子。选择自己住是想要一些自由度。方世瑶主动带我去了家里。她住在隔断房——一间屋子拆分成五个单间，她住在最大的单间，房子被改成了一室一厅一卫。
这是一间很有生活气息的屋子，被布置得井井有条：进门的玄关处的柜子上插着捧花，斜靠一幅蓝色的画。客厅有一张办公生活的桌子，对面放着镜子和健身器材，还有一个书柜，摆着很多书。
煤球在阳台 图/卫雅琪
我们坐在这间客厅聊了一个下午，某个安静的时刻，窗外下着小雨，方世瑶坐在客厅的工学椅中，小猫跳上桌子窝在她手边。我忽然理解了我们谈话中的很多感觉，比如说，生活变得松弛了一点。
更好一点，往上爬一点，在父母面前“有面一点”。以前总想着这些。现在，她在工作上会更随意一点，也没有那么拧巴了。她曾经也想要在事业上达到某种高度，但“越长大越发现命运是不在自己手上的，掌握不了”。
够不着的东西也不必勉强，“有些东西得量力而行”。现在，她更想看看什么东西会更挣钱一些，钱包鼓不鼓是安全感的来源。她还是有点野心，很多时候也会迷茫。她也在做自媒体，想有个副业傍身，求稳，不让自己陷入特别无助的境地。
日子也不总是尽如人意，离开的情绪一直很强烈。工作一段时间后，李菲开始失眠，有时候要靠听冥想音频才能睡得踏实，她的身体也变得糟糕，经常拉肚子，上肢会疼痛。她有时会忽然在宿舍开始哭，想要不要从16层的宿舍跳下去结束这一切。最难过的时候，她在网上搜索抑郁症该怎么办，刷到了大S早年间在一档《娱乐百分百》中讲过的一段话：
“其实在这里又跟所有年轻人讲，不管你这辈子做错多严重的事情，或者是你犯了多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的错误，可是你只要活下去，事情都一定会有转机。”
她边看边流泪，“我就告诉我自己，你一定要活着离开这个让你痛苦的地方”。今年过年期间，她终止了劳动关系合同。未来，她可能会去杭州或上海看看。
在她们的某个人生关口，县域、家乡是一种愿景，代表着和大城市截然相反的生活体验。后来，一些人失落，一些人满足，一些人留下，一些人转身。但或许选择这条路就是当下的命，要信命，要相信这是最好的结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