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30年前的1986年4月26日凌晨1:22分，在乌克兰基辅以北135公里，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酿成有史以来最大的核灾难，当场死亡50多人，超过33万居民被迫撤离。 凤凰网记者 孙莹/图文

在切尔诺贝利30周年之际，凤凰网走访了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地区，以及俄罗斯南都的布良斯克，走访森林、废弃的村庄、公墓、医院、商店，访问了当地医生、律师、学校、消防员、NGO，以及核事故受害者和见证人.。

我们恳切地希望：重返切尔诺贝利，除了唤醒沉痛的记忆，还能激发人们对核能安全现实与未来的再次思考。图为我们记者的路线图。

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往北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切尔诺贝利。“去切尔诺贝利，就像乘坐时光机回到1986年的前苏联,”25岁的当地导游Johnny Pirogov笑着说，“从现在起，我们要互称‘同志’。” 第一个检查站过后，道路开始变得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图为切尔诺贝利的入口，这里辐射量是0.28。

如今切尔诺贝利被军方看管。旅行社与军方达成协议，开发“切尔诺贝利游”，双方将利润分成。这里的官兵月薪只有约1500元人民币，收入太低，所以他们想尽办法从游客身上多挣点钱。官兵们设立了种种规矩，而且这些规则变来变去。导游咬牙切齿地说，“他们跟这鬼地方一样，还活在前苏联。”图为官兵站岗的门口，放了许多80年代的洋娃娃。

我们住进切尔诺贝利的小旅馆。窗外的房子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除了野草和树木长得有点疯。但这里的一切看起来并不只有死亡的气息。春日阳光中，这里繁花盛开，地上经常能看到蚂蚁和蜥蜴。有人甚至看到过野马——人类撤退的地方，大自然接管了一切。

这里有只开放了一天的博物馆，还有如今在乌克兰境内难得一见的列宁雕像——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通过法令，清除境内所有的列宁雕像，但“这里他妈的显然没人在意”。图为切尔诺贝利的列宁雕像。

我们在切尔诺贝利的第一个“景点”，是拜访87岁的“回迁者”玛莎。“回迁者”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本来是切尔诺贝利的居民，如今老了，执意要搬回家乡居住。政府把他们赶走，他们又偷偷摸摸地回来；再赶走，再回来。如是多次后，政府不再管他们，反正他们“已经离死不远了”。

“红树林”是切尔诺贝利最可怕的一个地方。1986年核事故后，人们发现树林变得像彩虹一样美丽，后来才意识到，这里的树吸饱了核辐射。一旦失火，辐射粒子将随烟尘飘出数百公里，在人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入呼吸道，造成非常可怕的核扩散。唯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树木全部砍掉。尽管树林已经被砍光，这里的灌木、野草和土壤仍然具有高辐射性。“前几年，这段路上还有标志，要求车辆以最快速度通过，”导游说，“这里是全世界辐射量最高的地方。”

我们的车渐渐驶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塔。1986年四号反应炉出事时，五号反应炉已经建好了80%。因为事故突然发生，五号反应炉和冷却塔再也没有完工。这个从未投入使用的冷却塔，代表了前苏联最高精尖的工程技术。在塔中央，我们还发现了一堆白骨。导游说，这大概是一头麋鹿。

从冷却塔出来，我们继续前行，终于看见了当年出事的四号反应炉。

1986年，前苏联用一个石棺将四号反应炉封闭，旧石棺号称能至少用30年。如今当局在四号反应炉旁花五年时间建造了一个圆拱型的新石棺，今年年底完成后将沿轨道平移过去，将旧石棺一并盖住。新石棺号称能用100年。

切尔诺贝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偏远、荒芜的小城。30年前，这里是前苏联精心设计的“五星级”城镇，一个住满年轻人的年轻城市。连首都基辅的人，都经常跑到这里来，购买首都没有的时髦货。30年后，这里是鬼城。图为城中曾经最高级的餐厅，透明的大落地玻璃外，可以看到漂亮的湖景。

走在如今的废墟上，你才意识到，这个城镇在1986年是多么先进：这里有文化宫、酒店、电影院、游乐场、大型超市，有15所幼儿园，6所学校，3所医院，还有美丽的红树林。这里居住着五万人口，都是核工业的高精尖人才，平均年轻只有26岁。图为门外的苏联式自动汽水售卖器。

走到餐厅后厅，落地玻璃上有非常漂亮的琉璃画。事故后曾有人想把它们卸下来运到基辅的博物馆，但发现辐射量实在太高，只好一直留在原地。

我们见到了在各种切尔诺贝利图片中最著名的游乐场。这个游乐场本来计划在1986年5月1日正式开放，但4月26日就发生了核事故。如今，这座黄色的摩天轮，成为各种“鬼城”照片中最著名的标志。

一些访客会将布娃娃放在摩天轮的座位上以寄托哀思——这座摩天轮，从来没有孩子坐在上面欢笑过。图为摩天轮上锈迹斑斑的座位。

室内篮球场，在1980年代就用上了木地板。

当年的舞场。“曾经美女如云的地方”。

钢琴上都是灰。琴键已坏，但如果拨动琴弦，音乐仍能流淌。

一个在80年代就使用塑料袋和购物车的超市，在西方也许并不算罕见，但在前苏联，则令人惊叹。

曾经的幼儿园。

曾经的学校食堂，还有收银机。我们问导游：“这里发生了什么？”他摇摇头：“只是时间”。

当我们爬上16层的顶楼，看到地面粗糙的天台，不禁想起当年那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你看，这并不是一座小城，”导游指着楼下的城市。这里曾经有300多幢建筑，其中160幢是住宅楼，住了五万人。当时，他们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打包匆忙离开，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他们曾经拥有一切，但他们搞砸了。”

“我是镇上核污染的第一个证人，”57岁的斯科夫声称。斯科夫住在俄罗斯南部布良斯克州的一个镇上，这里离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180公里——大概相当于广州到大亚湾核电站的距离。1986年，他就是用这仪器第一个发现该镇受到核污染。

对核辐射来说，森林是最危险的地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在俄罗斯南部，蔓延17.13万公顷的布良斯克森林，吸收了大量核爆炸释放出的放射性核物质。森林火灾、森林里的食物和木材，都是恐怖的健康杀手。/n

在布良斯克的森林里，一块指示牌上清楚标识着：危险，此处辐射量为43.2 kBq/m2（超过40即为定义为“高”）。这片看上去并无特别的野地，30年前曾是5000人居住的村庄。

“按法律规定，这里是禁区，”护林员尼克拉（Nikolay Makarenko）说，这里的辐射量是正常值的六倍。但是还是有很多本地人到这里来非法伐木。“他们才不管是不是危险，他们要用这些木头盖房子、取暖，或者把这些带着辐射的木材卖到别的地方去。”图为护林员尼克拉，他曾经是森林消防员。他说，他们原来有30个消防员，如今活着的只剩下三个人了。

还有很多人到森林里采集“桦树汁”：人们在桦树上钻一个洞，放个瓶子，就能收集源源不断的汁液，做成这个地区很受欢迎的一种饮料。政府给的补助很少，村民也无法拒绝他们自己地里或后院里种的食物——即使这些食物都被污染。吃森林里被严重核污染的蘑菇和莓果，会在体内积聚辐射量，对健康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但贫困的人们还是经常到森林里采摘食物。

42岁的女店员卢瓦20年前嫁到这个村子，在村里唯一的一家国营食品商店里工作。“我们这里卖的食物都是干净的，从别的地方运来的。我们不卖本地食物，”她骄傲地说。在她说话时，一个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跑进来，“哗啦哗啦”往柜台上撒了一把硬币。卢瓦给小姑娘拿了一罐饮料。“你这里不卖有污染的食物。可是你自己会吃森林里的食物吗？”“会呀，”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的月薪是12000卢布（约合人民币1200元）。这样的收入，不够只吃“安全的食物”。

我们来到一片被废弃的公墓。这片公墓大概有两个半足球场那么大。俄罗斯人用土葬，他们把先人的尸骨埋下，堆成一个小小的土堆，再用栏杆围起来，看起来仿佛放大了的婴儿床——人生来与死去的地方如此相像。在公墓里，我们甚至看见1987年死去的人——那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一年，村民仍然把先人葬在这里。事实上，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三年，官方才正式实施撤离方案，将全部村民迁走。

村民维克如今经常来拜访墓地。七年前，他将父母葬入这个本已属于禁地的墓场。如今已经40岁的他说，父母在七年前过世，他总觉得如果不是切尔诺贝利，父母不应死得这么早。“但我永远也无法知道确切答案，”他耸耸肩。“你不担心核辐射吗？”面对记者的提问，维克又一次耸耸肩，“我照常生活，不去想这些事。”

从被列为“禁区”的废弃公墓一路开车，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叫Starye Bobovichi的小村庄。一位名叫瓦西里（Vasily Pustovoitov）的老人主动邀请我们进屋。穿着旧西装裤和旧皮鞋的他，进门时，把自己的鞋脱在一旁，却热情地对记者说：“进来吧进来吧，不用脱鞋。”

离开瓦西里的家，走在村子路上，一位老太太追上来，哇啦哇啦对记者说话。“她想跟你说话，”来自莫斯科的记者试图做翻译，最终还是放弃了，“她口音太重了。”尽管无法沟通，老太太还是一直跟着我们，微笑着，哇啦哇啦说话。“老人们太寂寞了，”莫斯科记者摇摇头。

在村头，村图书馆馆长娜塔莉亚（Natalia Kundik）告诉记者，1986年4月下那场黄色的雨时，她的家还没建好，当时连屋顶都没有。后来她母亲，还有一位同事均死于癌症。“州政府完全遗忘了我们，他们从来不来这里。”被问及村子是不是只剩老人，她说：“也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啊，我才47岁！”她说，如今村里没有医生、诊所，很快也会没有药品了。“州政府没有钱。这里不但有被遗弃的村庄，还有被遗弃的人们。”

最让人揪心的，往往是孩子。俄罗斯南部布良斯克州的维克特（Victor Khanayev）医生说，尽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已经过去30年，此地患癌率仍比其他地区高很多，尤其是甲状腺癌、胃癌和肺癌。在一个叫Stary Vyshkov的小村庄，我们看到一个小姑娘正要骑车去学校。她身后就是一大片林地。

“像这样的林子，辐射会很高。孩子们在里面玩耍，东摸西摸；然后回家又直接拿糖塞到嘴里，”绿色和平专家艾利克斯摇着头。在学校门口，艾利克斯测出的辐射值，比正常值高六倍。

“当你听到有关‘切尔诺贝利儿童’，你想象中的当事人大概应该是40岁上下，因为那毕竟是30年前的事故了。但实际上，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只有十几岁、甚至几岁、几个月的孩子，他们的身体仍然出现各种问题，因为他们父母受过核辐射，”74岁的NGO工作者沃维科说。他领导的“切尔诺贝利儿童”NGO项目已工作了30年。

在学校后面的玩乐场，孩子们玩得很开心。“还好这里的辐射值不算太高，只有正常值的两倍，”艾利克斯说。“在这样辐射量的学校里学习，孩子们应该去看医生，由医生通知政府，政府派人来清理。但像学校这种事，你很难找到应该找谁负责，”艾利克斯说，乡村破产，政府预算空空如也，这种“麻雀学校”的事情要从村里报到镇，再报到联邦，逐层上报后，很可能的结果只是关闭学校，而孩子们就会没有地方上学。

“这里出生的婴儿，身体比其他地区脆弱得多，”奥斯卡娜说。她本来经营一个母婴中心，对母亲们的诉求感同身受。如今母亲们遇到新的困境，就是政府打算出台“388-03号法案”——裁减新生儿补助。她们于是再次发声抗议。对新出生的婴孩，俄罗斯对低收入人群有补贴政策。在3岁前，其他地区每月给每个婴孩2900卢布（合人民币290元）的补贴，布良斯克因为核辐射，给予的补贴是其他地区的两倍——每月6000卢布（合人民币600元）。因为这里的补贴较高，有不少其他地区的人跑来冒领。而地方政府采取的对策，不是加强甄别，而是以此为借口调低了补贴。

奥斯卡娜在办公室里贴了好多幅漫画。其中一张显示：一个市杜马（俄罗斯对议院）议员的月薪是45万卢布（合人民币45000元），按每个月6000卢布算，这笔优厚的月薪，足够补贴75个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之前提过的维克医生，日以继夜地工作，月薪仅18000卢布（合人民币1800元）。

维克特医生刚刚给一个病人看完病。他放下手中的笔，面容疲倦：“这个地区，对一个做医生的人来说，太困难了。我在这里工作了30年，几乎从来没有时间休息。”见过病人哭吗？“我的病人不哭。他们觉得能活下来就很幸运了。”图为维克特医生在给病人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