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中国与埃及的合作是什么情况，但伊朗的问题非常大。

实际上，我认为在现阶段，跟伊朗达成的任何合作，都像是在辛亥革命前跟大清签条约一样。

在中东诸国里，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唯一一个会产生颠覆性变化的国家，就是伊朗。

波斯是文明古国，它会长期存在于世界之林，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寿命，是很难说的。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伊朗的种种抽象行为，包括首鼠两端，色厉内荏，抽象升旗等等，大家都知道，伊朗被渗透成筛子了，其渗透的严重程度，几乎已经达到了“政权失能”的程度：在国内，伊朗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宾，无法保护自己的科学家。在国外，伊朗无法支持自己的小弟，无法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

任何理智的国家，都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政权，看做可以合作的对象。

一个政权，可以穷，可以弱，但绝对不能失能。失能的政权就像瘫痪的病人一样，是没有社交价值的。

伊朗之所以出现如此抽象的表现，大家都知道原因：反贼太多。但是，为什么伊朗的反贼如此之多呢?

伊朗政权一没有叙利亚那样的民族矛盾(小族临大国)，二没有海地那样丧心病狂的腐败问题不是沙特那样的世袭王权政权，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政权，会有如此多的反贼?

其浅层原因，其实很直接：伊朗现政权，无法向人民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美?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可预见的，必然到来的。这与中国的制度，文化，统治阶级意志都无关，对于这一点，哪怕五十年代的美国人都看的清楚，当年的中情局报告里，写明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判断：中国由共产党执政，将来不会听苏联的。中国由国民党执政，将来也不会听我们的。

原因无他，国家大，人口多，只要中国人想要过好日子，就必然要从欧美嘴里抢饭吃，除非彻底由买办执政，否则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但是，这个情况适用于中国，却不适用于伊朗。

以伊朗的体量，无论其如何发展，其上限都不过于一个地区强国，其经济体制应该为资源出口国加有限工业化，也就是沙特加士耳其。伊朗想要与美国进行世界争霸，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问题来了，成为沙特加士耳其，必须要反美吗?

答案是否定的，沙特不是反美国家，土耳其也不是。

美国并不介意世界上多一个石油出口国，也不介意多一个地区性的工业国家，这方面可能有人会反驳我，但伊朗人是有案例可参考的：巴列维王朝就是。

1979革命前的巴列维王朝，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关系好到美国可以把最好的飞机卖给他。在地域影响力方面，巴列维王朝的空军让邻国极为忌惮，但这支部队在伊斯兰革命后瓦解大半了。

虽然从史实上看，巴列维王朝其实同样有极大的问题，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域差距都大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我们无法指望每个伊朗国民，尤其是知识阶层能理解体谅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到的是：伊朗是可以与美国交好的，而且在伊朗与美国交好的年代里，至少德黑兰人还过的不错。

那么，我们又为何要和美国如此针锋相对呢?

伊朗很难对这个问题给出足以令精英阶层信服的回答，但是其原因其实并不难推导出来--伊朗现政权体制，与其社会发展程度高度不适配。

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伊朗政权的根本问题，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适配。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兴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农民起义，其影响波及十八个省，死亡人数何止千万。太平天国在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定都十一年，部队几乎有百万之众，其北伐先锋摸到了北京城下，然而结果是，太平天国最后被镇压了，清朝在其灭亡后又存在了几十年。

1911年，辛亥革命，发动起义的义军人数很少，占据的武汉也并非全国的核心城市，然而四个月后，清朝灭亡。

为什么两次起义，结果如此不同?

根本原因在于，1864年的中国，还可以适配清政府的制度，但1911年的中国人，对清政府已经是天都忍不下去了。

一个政权的稳定性，不取决于它是否先进，而取决于它是否适配于它的社会现实。

从政治体制来讲，沙特的政体远不如伊朗先进，但前者的政权比伊朗稳定的多，因为沙特的社会对于教权政权是可以接受的。

相比于沙特，伊朗太开放了。

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伊朗曾经被英国和苏联深入影响过，两者的思想和文化在伊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伊朗左翼运动曾经搞的轰轰烈烈，但沙特几乎没有共产主义的土壤。在巴列维时期，伊朗上流社会处处与欧美同频，但沙特的统治阶级从未脱下过阿拉伯长袍，这导致了两国社会的根本区别。

1979年的伊朗革命，其本来不是一场“伊斯兰革命”，其更类似于一场反王权的“同盟会"的革命，参与革命的力量众多。但霍梅尼+以其极高的斗争手段，让这场革命变成了教权一家独大。对于世界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给世界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因为在那个冷战最激烈的时期，所有人都在投共投资或者民族主义之间摇摆时，霍梅尼将一种已被扫入故纸堆的存在--宗教力量，重新推上了舞台。

这固然有当时伊朗社会现实情况的因素，但也不得不承认，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最终结局是一场因人成事的奇迹，从某种角度讲，它是历史的偶然。

现在我们看到了，当创造偶然的人消失后，其结构性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的过程。

对于宗教化政权，最好的参考是阿富汗，塔利班才是这条赛道上的翘楚。

塔利班明白了，宗教的基础在于封闭，只要国家足够封闭，垄断了信息的塔利班可以稳定的维持执政地位，封闭带来了落后，但对于塔利班来说，落后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其原理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是一样的。

但阿富汗可以闭关锁国，伊朗不行。

在霍梅尼时代，老霍成功做到了跟中国一样两面开弓：既反美又反苏，加之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让伊朗必须与外界交流，它无法成为一个封闭的政权。

除此之外，为了提升国力，以及吸取前朝城乡差距过大的教训，伊朗现政权做了一件德政--普及教育，拉小城乡及地域差距。这让伊朗产生了庞大的知识阶层，但是，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伊朗的问题是，它无法给予这些知识阶层足够的岗位，它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够高，让伊朗国内没有足够的就业，与国际联通的程度又不够，让伊朗精英无法向印度人一样大规模的润欧美，两相夹击之下，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不产生怨气的。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在他们看来，有一个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投美。

伊朗的地缘政治情况，要求它发展经济，发展科学，但发展经济，，发展科学，又必须以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为前提。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俗化就等于一定程度的美国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里，我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美国化运动，而伊朗，要如何在政治上反美的情况进行美国化呢?

这种极度拧巴的情况，就是伊朗反贼塞路的原因，偏偏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的政治体制还非常奇怪。

如果伊朗是一个单纯的政教合-+国家，他就应该如沙特王室般垄断所有的政治权力。如果伊朗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他就可以像土耳其一样搞民选，但伊朗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民选总统的政教合一国家。

民众的意见，可以通过直选来形成力量，但直选又无法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力--因为有最高领袖的存在。所以，虽然在最高领袖的压制下，伊朗整体上呈现了反美态度，但政权内部已经四分五裂根本无法形成合力。

这就像晚清最后的时光一样，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汉人军阀，八旗贵胄，各有各的打算，大清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个帝国，但实际上已经默默碎掉了，伊朗的统治阶级明显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他们在巴以冲突以来一直如小丑般的表现的原因，他们知道自己不堪一击。

在中东各个国家里，各有各的问题，沙特等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基本等于洋务运动版的带清，但由于石油带来的天降财富，其政权远较带清稳定，如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其统治集团的水平还颇高，极具国际性视野，如埃及这样的人口大国，基本已经快被人口压力压垮，经不起任何风浪，但好在其政治体制基本适配其社会情况，哪怕再多来几次政变，也不会对国家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伊朗不同，伊朗一日出现改变，将会是剧烈的，极具颠性的，至少在现阶段，对伊朗进行长期性的投资和合作都不是个很理智的做法，对于这个国家，我们很难预料它的未来。
评论区的朋友们提出了一个两个问题，其一是，伊朗是被迫反美的，是欲亲美而不可得，其二是，伊朗为什么不投中呢？

我们先说第一点，伊朗和美国交恶，确实是双向奔赴，可这又和伊朗国内的知识分子亲美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在很多人眼里，美国打压伊朗，究竟是打压伊朗这个国家，还是打压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政权呢?

恐怕在伊朗人眼里，这个答案显然不是第一个。原因很简单：1979年之前，伊朗是美国最铁的盟友，伊斯兰革命后，就反目成仇了

所以，伊朗的精英很自然的会得出结论：美国制裁的是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政权，一旦改朝换代就好了。

这个看法，足以让伊朗的精英顶着美国打压来亲美了。在如今的伊朗，反贼已经多到了明火执仗的程度，典型代表就是伊朗国家队，在世界杯这样举世瞩目的场合里，伊朗国家队居然能上下同仇的表达反政府立场(唱国歌不张嘴，进球了不庆祝)，而伊朗现政权居然能允许这样的队伍出战，证明现政权已经根本没有了哪怕从表面上压制反对派的能力，这跟辛亥革命前的清朝一样，辛亥革命前，西安的清朝地方官参加宴会，同盟会的人就在席上高喊反清口号，清朝官员也只能尬笑几声这证明这个政权已经彻底失能，所有人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等待着他的死亡

一个政权，想要在世界之林中占有一席位置，强弱都在其次，最重要就是不能政权失能。政权失能的国家就如同全身瘫痪的病人，你无法指望他还能在社交(外交)场合中有任何地位，1950年的中国一穷二白，但中国能拉出几十万人去抗美援朝，这让新中国在世界上坐稳了位置，后来的波匈事件中，人们会公然打出“我们听听毛泽东同志怎么说吧”的口号，这就是典型的案例：哪怕穷，哪怕国力弱，但只要你能打，敢打，都依然会有人尊敬你。

但如伊朗这样，七个人八条心，哪怕连表面上的团结都做不到的政权，你没法指望他获得任何尊敬，它的现状真如元首那句判断：是个破房子，踹一脚就能倒。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朋友们说，伊朗政权无法投美，为啥不投中呢?

这里所谓的“投”，其实指的不是简单的合作，而是一边倒的同盟关系。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国家，想要“投”向另一个国家，需要哪些因素呢?

核心因素无非三点--历史沿革，文化影响，巨大的现实利益。

这三点中只要能做到任何一点，都足以在对方的国家里培养出巨量的“亲X派”，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前两点的重要性甚至远强于第三点。

前两点的代表，比如中国对朝鲜。

晚清时期，中国已经极度衰弱，但朝鲜境内依然以亲华为主流，士大夫们对于蒸蒸日上的日本不屑一顾，直到甲午战争前夕，袁世凯还能在朝鲜士人的配合下轻而易举的镇压亲日派的政变(也就是“三日天下”事件)，实际上当时的清朝已经给不了朝鲜多少现实利益，完全是历史和文化的惯性让朝鲜继续亲华。

比清朝更极端的例子是明末，晚清再属弱，比起晚明在国势上还是强不少的。而明末的朝鲜统治集团对明朝的忠诚简直达到了令人落泪的程度，那真是真正的“父母之国”(有趣的是，当年朝鲜士人对明朝的忠诚颇有些类似于今日中国自由派对美国的忠诚)，谁要是敢提背明投金那几乎立刻会被同僚们开除人籍，这充分体现了文化影响的巨大威力。

历史沿革，文化影响，甚至与国家的强弱无关。今日西班牙早已不具备任何军事投放能力，但其企业依然能在拉丁美洲做的风生水起。法国在非洲已经孱弱到离了俄罗斯的运输机连营级部队的投放都很难做到，但非洲依然存在大量的亲法派(虽然法国影响力越来越弱了)，就是因为法国多年来深耕非洲，在统治阶级中培养了大量的山竹人(外黑内白)。

如果没有前两点，那么巨大的现实利益也可以让一个国家投靠另一个国家，典型案例就是巴基斯坦和中国。两国无论文化还是信仰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历史上也几乎没怎么打过交道，但由于印度的存在，两国居然成为了坚定的长期同盟，巴基斯坦几乎是全世界与中国关系最稳定的国家，这体现了现实需求的重要性，毕竟印度的威胁始终存在。

这种需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中国的所有邻国中，巴基斯坦是唯一的特例。然而，

那么，复盘这三点，伊朗与中国有这三种因素吗?

论历史沿革，伊朗对中国的印象恐怕只能靠民间传说，近代以来两国几乎无交往。论文化影响力，两国上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恐怕要追溯袄教（拜火教）时期，彼此的印象不能说差，而是斥根。

就没什么印象。

论现实利益，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国依然是很难给伊朗提供保护的，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力完全做不到，如果中国能够拼上全力，想要为伊朗提供军事支持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是伊朗看得很清楚：中国不可能为伊朗拼上全力。

在近代朝鲜，朝鲜士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反复摇摆，但在二战以前，很少有朝鲜士人考虑过投靠沙俄，哪怕沙俄的国力远强于清朝和日本。

虽然朝鲜有部分士人曾经提出过投靠沙俄的想法，但这种思想不成主流，略作尝试就迅速放弃了对于朝鲜而言，沙俄就算再强，也与自己没有关系，因为其重点全在欧洲，对远东的兴趣相当有限。大清就算再弱，也视朝鲜为腹心之地，孰轻孰重，自己还是能拎的清的。沙俄跟朝鲜好歹还是接壤国家，中国跟伊朗则离的更远，很多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伊朗人会高看俄罗斯?俄罗斯的实力跟中国怎么比啊?其实这就像当年的朝鲜比较沙俄和大清一样，沙俄也许比大清强，但大清真TM挨着我啊!

中国如果将来真正要收小弟，一定是越南这种文化、历史、利益都高度契合的国家，不可能去隔着半个亚洲去对伊朗结成什么样的钢铁同盟。

而伊朗看中国，无非就像当年的朝鲜看沙俄一样：你也许很牛逼，但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伊朗全面投靠中国，是根本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