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再次和大家在重阳金融研究院这个平台上相聚。

“新的动荡变革期与中国未来”这个题目很大，我根据我的理解谈一些看法和思考，不一定对，让大家批评。

过去三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大家都期盼着明年会好，未来会更好，但我认为，明年可能和今年一样困难，今后5到10年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

我最近搜集了一些资料，看来当前有不少投资机构对未来两年的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太乐观。譬如高盛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警告经济将面临着“坎坷时期”。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也认为，美国将陷入“温和到严重的衰退”。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部门的首席投资官丽莎·沙勒特（Lisa Shalett）对企业盈利发出警告。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部门首席投资官马克·海弗莱（Mark Haefele）表示，他认为经济持续好转的条件尚未具备，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各大央行仍在加息。美联储前副主席罗杰·弗格森（Roger Ferguson）称全球衰退已不可避免。事实上，当今世界正在面临新冠疫情、气候暖化、粮食短缺、能源危机、地区冲突、高通胀、脱钩断链等7大危机，这7大危机正发生共振，共振效应短期内不可能迅速消失。这一情况在过去80年的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正是因此，现在有一种经典看法认为，“今年是我们所经历的最差的一年，但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新环境、新世界。

2022年以前，我们大多数人基于传统思维认为：全球化浪潮不会逆转，俄罗斯是世界令人畏惧的军事强国，西欧发达国家民众永远不可能挨冻，粮食危机早已远离我们，各国在芯片产业链上相互嵌套，不可能发生人为切断芯片产业链，中国-沙特之间不会讨论公开使用人民币进行油气贸易结算，北上广深的房价还会继续上涨。过去这两三年，我们国家的独角兽数量正在逐年下降，但我们对此越来越不关心，因为在一级市场风险资本疯狂追逐独角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还有多少地方会以引进了独角兽企业、平台企业获得巨额盈利而沾沾自喜呢？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企业责任。之前我们认为天方夜谭的事都在2022年陆续发生。现实告诉我们，国家间、一国内部的信息流通、组织协同、资源禀赋、技术分工等诸多要素都可能发生变化，都在发生变化。我不知道这种变化会持续多长时间，但是，我们需要保持淡定，人不能总是活在理想状态。

一般地认为新的世纪会开启新叙事和新逻辑。从这一角度上讲，有人认为，2022年我们才真正进入21世纪。从2022年开始，我们之前看待、理解问题的逻辑都需要做出改变，我们对投资的期望和偏好将发生变化，也正发生变化。国际上，竞争博弈代替合作互利成为主旋律；国内，对公平、安全、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

长时期以来，我们总说中国经济面临挑战和机遇。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挑战一直都有，而机遇转瞬即逝。未来中国经济走的将是跟科技创新、新型工业化深度绑定的实体经济之路，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把握决定了未来的出路和格局。

本届卡塔尔世界杯上，两支亚洲劲旅淘汰欧洲老牌，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不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崛起是必然。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有远大追求的大国。未来美国越打压，中国越发展。欧美越希望中国接受西方制度模式，中国越会坚持中国特色。

全球竞争格局极其残酷，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的经济、金融、贸易和投资发展，必须有一个全球定位逻辑。基于这个逻辑，我认为，未来中国至少有三大问题需要注意：产业转型升级、国家自主品牌、产业和人口内迁。

第一个问题，产业转型升级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核心是制度改进和技术进步。当前，在中国，我们特别需要关注芯片和房地产两大产业。这两大产业对未来5-1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芯片等半导体产业升级对经济金融的直接拉动和辐射效应是巨大的。之前美国半导体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相比一般科技行业，半导体行业每雇佣一个工人能够间接支撑7个工作岗位，几乎是其他行业的2倍之多。中国台湾人口2300万，仅半导体行业直接就业人口就有30万，间接教育人口更是有200万之多。

房地产是涉及面最广的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房住不炒”在未来相当长时间是政策调控主基调，赚快钱、大钱的模式和时代已经过去。房地产主体是政府、金融机构、房地产企业。如果不降低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就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国房地产向健康良性方向发展。如果金融机构不把房价变得让购房者更可接受，房地产终端产品的市场化机制就无法实现既定目标。房地产产业的常态化的核心问题是提高购房者的购买力。金融机构不是简单提供开发性信贷便利和扩大按揭贷款，应在创新产品和降低购房者承担的房价负担等方面有所作为。房地产企业要转变思维，转变过去认为“大而不倒”的惯性认识，要从更宏观视野，更大战略眼光，摒弃规模崇拜经营理念，通过兼并重组强化专业化，通过加强长租房运营，拓展业务新边界。具体到业务上，应加快从建房售房转型升级到居民养老、教育、健康颐养、休闲、生活，以及家政服务上来。

第二个问题，发展国家自主品牌。过去几十年我国商业发展中一个比较欠缺的是在市场上没有形成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发展自主品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传统行业升级着力点在于做高品牌溢价，以换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高的销售附加值。我们常见的阿尔卑斯、奥利奥、德芙、士力架这些都是欧美日品牌。很少有国货品牌走出国门的。在国外基本看不到来自中国本土的酒店品牌在经营。星巴克、麦当劳都能开到全世界。而我们的海底捞、鼎泰丰等品牌多数还局限于华人圈。

品牌国货的崛起将让中国本土企业真正从中国强大的内需中获益。前40年中国企业做OEM、做产品，后40年中国企业应注重发展国货品牌，因为品牌的背后是价值观，是理念，是生活方式。中国的中产阶级愿意为美、为设计、为美好生活买单。

第三个问题，人口内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人口最大规模的流动。劳动力流入一线城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显著特征。据统计，202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突破5亿，其中流动人口3.85亿，流动方向主要是往经济发达地区聚集。同时，得益于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全国所有城市都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即便是三四线城市及交通配套、公园建设、城市绿化等基建设施也急速跟进。但由于产业仍集中在东部地区，因此，劳动力仍在往东部聚集。

未来，在乡村战略的实施以及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一线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就业机会有限、收入提高不如预期的现实，未来三四线城市、小的县城也可能出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三四线，甚至五线城市生活也可能很惬意。

这让我想起了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提出的：市场的发展总是会经历“实业资本扩张”和“金融资本扩张”的交替循环。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种循环的确存在。站在今天的时点看未来，在监管“红绿灯”的指引下，金融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被实体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取代。与新时代相伴，未来人口流向可能有所变化，就业可能出现“内迁化”和“乡镇化”。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有了苗头。一是跨省流动减弱。广东在2017-2019年平均净流入98.1万人，但是2020-2021年平均净流入仅33万人。二是核心城市虹吸效应减弱。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在近两年平均人口净流入43万人和150万人，较2019年减少了11万人和34万人。而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近两年平均人口净流出规模也较2019年收窄了3.7万人和18.6万人。“内迁化”和“乡镇化”将会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虽然以前也提出要双向赋能乡村振兴、从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但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要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一趋势。

上述三个方面是我通过研究资料，发现的三大机遇，他们只是众多机遇中的三个，是中国未来众多经济潜力中的一部分，可能也不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机遇，然而抓住这三大机遇，非常有助于提高人民收入，提高国家实力，能为扩大内需提供重要战略基点，但需要注意的是，就这三大机遇，我们的窗口期可能很短，也就5-15年，我们要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机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会面对纷繁复杂地外部挑战。美国人不怕中国商品卖向全世界，美国人怕的是中国人改变整个世界的规则。这是文化的差异。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人担心就畏手畏脚。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云啸且徐行。[footnoteRef:0]该来的总会来。相反，他人担心的正是我们的发展机会。

总体来讲，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大拆大建、高速发展的模式结束了。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中等速度的增长，就必须转变思维。我们要紧跟时与势，不断地深入理解大势变化背后的全新叙事和经济金融逻辑变化。

展望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相信经过这段疫情的寒冬，中国又将迎来大发展。毕竟中国2021年人均GDP才1.25万美元，离美国的6.4万美元还有相当差距。我认为，差距亦是潜力，有潜力就有希望。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诗经》中的一句话，我用这句话结束我今天的演讲。谢谢大家！

黄毅

（建设银行原副行长、人大重阳原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