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她想要“报仇”，她设想的报仇方式是：生下孩子，然后告诉所有人。
胎儿是不是人？如果是的话，从多大开始算一个人？世界范围内对此并无定论。但对每一位母亲来说，从胚胎的影像出现在B超画面里那一刻，或许更早，这个孩子就存在了，而且显然是一个人。然而，这个孕育在母亲身体里的人有不低的概率会死去。
在中国，育龄期女性（15-49岁）发生一次自然流产的风险为10%左右。全球每年发生约2300万例自然流产，相当于每分钟44例。这还不包括因胎儿发育异常造成的人工流产或引产。
对女性来说，失去胎儿意味着孩子去世，死亡降临。与其他丧亲不同，这场死亡发生在女性身体内部。
流产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一种疾病，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治愈。在传统的医学逻辑里，疾病的治愈值得庆贺，女性的身体恢复了，可以准备迎接下一个孩子的到来。最亲近的家人也这样劝慰她们。
但死亡造成的创伤，以及告别、哀伤、悼念等人类合理的情感需求，往往被忽略。医疗单据中赫然写着“死婴处理”，甚至胎儿曾被作为医疗废物，集中焚烧。直至2010年，我国才规定将胎儿遗体纳入遗体管理中。
女性承担着流产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她们必须服用药物，让停止发育的胚胎从子宫脱落，她们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杀死了孩子。如果胎儿已经发育成形，她们不得不把死去的孩子“生出来”——这被称为引产，产妇会承受超过正常分娩的宫缩疼痛，引产后同样会涨奶、分泌乳汁，怀中却没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流产过的女性，再次流产的风险会不断升高。她们越来越担心自己保不住孩子，为了保胎而打针、住院、辞职。
我们访问了五位失胎妈妈，她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广州、香港、杭州等发达城市，从事教育、创作、互联网等行业。反复流产后，备孕成为了她们的生活重心，在访谈中，她们频繁提到“目标”、“成功”、“失败”。医疗系统将女性流产定义为“妊娠失败”，这个专业术语更让她们成为“失败者”，要面临着外界严苛的审判。
更残酷的是，因为害怕失去，她们面对即将诞生的生命也更加小心翼翼，不再为TA准备衣服，不告诉别人自己怀孕的消息，不敢觉得开心。孕育新生命带来的快乐不复存在，只剩下无尽的治疗与恐惧。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变成了试纸上的两条杠、血检单上的hCG值、B超里的胎心和胎芽。
除了失胎女性，我们还访问了一位妇产科医生、六位护士和助产士、两位社工、一位社会学教授以及围产期心理咨询师，试图理解，当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生命从母体离开，她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震荡，以及身边的人能为她们做些什么。
死亡
杨怡在B超室的床上得知了孩子的死讯，医生告诉她：“胎心和胎芽（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全都没了。” B超影像里，孩子是一个像圆形泡泡的被称为孕囊的组织，还看不出人的形状。这是她怀孕的第九周，胎心和胎芽是判断胎儿发育的重要标准，如果孩子还活着，几周后，胎心会发育成心脏，而胎芽会分化成大脑、肾脏等全身器官。
杨怡深吸了一口气，拿着单子，推开门，对着站在墙边的丈夫小声地说：“娃没了。”
这是第四回了。在医疗记录里，她的状态被描述为，“孕4产0”。
这一次的原因是胎停，指胚胎或胎儿在子宫内已死亡，但未自然排出。医生建议杨怡先做药物流产，再做清宫手术，这是对她子宫内膜损伤最小的方案。她需要吃两种药物：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前者通过阻断孕酮而终止妊娠，使胚胎脱离子宫壁；后者促进子宫收缩，让胚胎组织排出体外。
胎儿停止发育了，但她的血检报告上的hCG值（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没来得及回落到未孕状态。这时做药物流产，对杨怡来说，意味着她要亲自结束胎儿的生命。
“我（不得不）要吃这个药，把TA杀死了，不像一个手术，给了我一个痛快。” 另一位经历胎停的产妇说自己服药时手发抖，觉得这是“把孩子毒死弄出来”的过程。
杨怡在两天内先后服用了三片药，第三天，她被送往手术室。快进去的时候，她看到另一家人等在门口，正在打电话报喜，“要生了”。她又看到自己的老公独自坐在最靠外的椅子上，感到很难过。
除了清宫，妇产科的手术室里还会做另外两种手术：人工流产和引产。前者是在麻醉下用负压装置将胚胎组织物从子宫内吸出，要在孕早期完成。而当胎儿发育到12周或更大，骨骼硬化，无法被负压装置吸出，产妇就必须将孩子“生出来”，也就是引产。
姗姗在怀孕四个月时做了引产。她的孩子被查出患有18-三体综合征，疾病由18号染色体中出现第三个染色体引起，会导致严重的智力障碍和生理畸形。
她想保住孩子。医生说孩子的一只手和心脏可能会有问题，她想的是：也许生下来以后可以修复呢？又得知智力可能受到影响，她想：笨一点不代表不能活。直到确认大多数胎儿会在出生前或出生后一年内死亡，她才彻底死心。
引产之前，医生会用药物“杀死”胎儿，常用的方式是向羊膜腔内注射利凡诺。药物会切断母体和胎儿之间的氧气交换，注射后，胎儿的心脏会在24小时之内停止跳动。如果产妇无法自行生产，医生也可能采用剖腹产取出胎儿。
引产开始后，每隔三个小时，医生在姗姗的阴道后穹窿放置药物米索前列醇，令子宫收缩，减少胎盘血流，使胎盘缺血性坏死，最终让胎盘与子宫壁分离。
药物很快起效，姗姗感受到一种和痛经相似的痛感。渐渐地，宫缩不断加重。腹痛和腰痛前后夹击，肛门有坠胀的不适感，她蜷缩在病床上，手死死地抓着床的栏杆，再没力气喊痛。
医生准备塞第二颗药时，姗姗提出想休息一下，但被拒绝。“我们在强行软化宫颈，休息半个小时，你的宫颈就硬回去了，前三个小时的罪就白遭了。”医生说。医生给姗姗打了止痛针，但也没能缓解疼痛。
十个小时过去，羊水终于破了，她感受到胎儿从体内滑落，她看了一眼，“它和一个iPhone Plus差不多大”。又过了半个小时，胎盘也出来了。“宫缩的疼痛立刻就停止了，风平浪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位助产士回忆，有的孩子生命力很强，没有在药物的作用下死去，引产出来后会发出微弱的哭声。产妇会因此更加痛苦，也有人会生气，对医护人员说，不想听到孩子的哭声。
另一位杭州女性因胎儿生长受限而引产，产后第三天，她开始出现涨奶症状，服药后也未缓解，胸部肿胀，皮肤发红发炎，一碰就痛。后来妈妈帮她通乳，每天用吸奶器排出30毫升乳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逐渐好转。在她眼里，生一个孩子的所有步骤，她都经历了一遍。这些经历也不断提醒着她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在中国，胎儿不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人”，也因此，胎儿死亡后，告别、哀伤、悼念等人类合理的情感需求，容易在流产、引产的过程中被忽略。医院里，死胎曾被作为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理。直至2010年，我国才规定严禁按医疗废物处置死胎，将胎儿遗体纳入遗体管理中。但是，“在16周胎龄以下或重量不足500克的胚胎组织等”依然给归类为“病理性废物”，一些医院的流产、引产收费单据中，仍能见到“死婴处理”、“医疗垃圾处理”字样。
病上加病
胎儿死亡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死亡，它发生在女性身体内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疾病。她们经过治疗，做完手术，养好身体，在医疗系统里恢复成健康的育龄妇女。
在就诊记录里，杨怡的身份是“孕4产0”，姗姗则是“孕1产0”。但这些数字对她们来说是一个个死去的孩子。
失去孩子后，有的产妇删掉了朋友圈里所有生育过孩子的人，因心情抑郁而无法去上班；有人则出现失眠、胃痛等病理化症状，吃药也没能缓解症状；有人对失胎有着强烈的悲伤记忆，长达20年。区别于传统的精神疾病，这一类由哀伤引发的病理性哀伤被称为延长哀伤障碍。
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妇没有及时得到治疗，甚至会出现与抑郁症、焦虑症等其他精神疾病共存的情况。
流产三次后，吴郁又一次来到医院，但这次不是为了制定保胎方案，而是去精神科看病。她被确诊为焦虑症。医生告诉她，一旦开始服用精神类药物，需要停药半年后，才能备孕。吴郁选择不吃药。
叶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她怀的第一个孩子患有心脏病，她和丈夫选择了引产。一年后，她开始酗酒，还被确诊为重度双相情感障碍。她不相信，先后换了四五位心理医生，去过医院，也做过专业测试题，但结果一致。医生开了药，她只吃了一个星期，便因急于备孕而停了药。丈夫劝她继续吃药，她拒绝了。二人各退一步，选择吃保健品：辅酶Q10、生物素，睡不好时还会吃褪黑素，但保健品没能缓解她的症状。
病情随着反复失去胎儿的哀伤起起落落，叶真第二次、第三次怀孕，都流产了。在没有任何专业治疗的情况下，叶真的自救方式是，暗示自己不要把疾病放在心上，严重时，她自残过两次，病程持续了将近四年。
随着流产次数的增加，自然流产的复发风险也会上升。根据《自然流产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0年版）》，曾有3次以上连续自然流产史的患者，再次妊娠后胚胎丢失率为 40%～80%。失胎女性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是，即便动用全部医疗资源和精力，可能也无法改变再一次失去孩子的结果。
吴郁从28岁到30岁，每年怀孕一次，每一次都流产了。2014年，吴郁第二次怀孕，医生让她住院保胎。她立即暂停工作，住进医院，每天打黄体酮针，吃保胎药，一周做一次B超和血检，就连去B超室都要坐轮椅。可胎停却又一次发生了。
吴郁开始更频繁地去医院，每十二天去开一次中药，喝中药调养身体，喝了三年。2015年到2018年，她甚至频繁往返于杭州、上海、潍坊三座城市医院。
针对复发性流产患者的一种治疗方法是：提取丈夫血液中的淋巴细胞，注射进妻子体内，来对妻子进行免疫治疗。（治疗的前提是女性的封闭抗体呈阴性，但这种情况是否需要治疗，医学界尚存争议。）
吴郁要把老公的血注射进自己体内。每隔21天做一次治疗，她先后做了六次。治疗时，医生分别在她的左、右前臂注射八次。结束后，针扎过的地方鼓起十六个包，还会渗血。在公交车上，常常有人盯着她的手臂看，让她“无地自容”。
两次胎停后，吴郁时常下腹疼痛、腰酸，还患有可能导致不孕的宫腔粘连。手术治疗后，她第三次怀孕，这次她住进了杭州一家三甲医院保胎。在梦中，她胎停了。后来，她的噩梦成真。
连续多次失去胎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郭良慧等人发表的论文《复发性流产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将悲伤以一种具象化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复发性流产患者的平均悲痛指数与失去亲密家属的悲痛指数十分接近。实际上，对于女性来说，腹中的胎儿即便尚未发育成形，也已经是自己最亲密的骨肉了。
“为什么别人行，我不行？”
第四次经历胎停后，杨怡从B超室出来，不停地问医生：“几月能重新开始？”她指的是重新开始备孕。医生说，“至少要停三个月。”流产五个月后，她再次怀孕。
“我不能让自己一直处在低迷的情绪里，得想办法让自己走出来。所以我才一直抓住医生问什么时候再开始（备孕），哪怕去做一个检查，对我来说都是我往前走了一点。”杨怡说。
围产期心理咨询师谢菲在15年里持续为失胎女性和家庭提供哀伤辅导，据她介绍，经历妊娠丢失的女性会呈现三种典型心理行为模式，第一种是选择绝育或者放弃生育；第二种是短期内再次妊娠；第三种是先修复创伤后再决定是否生育。差异源于个体对创伤的修复方式不同。
接受访谈的女性，大多数选择了第二种应对方式，也就是迅速再次备孕。她们在流产后的休息时间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
四次怀孕、流产期间，杨怡不断研究与怀孕生育相关的医疗知识，阅读国内外的论文。访谈中，她会脱口而出“绒毛膜隆起”“精子DNA碎片率”等医学术语。为了找出胎停的原因，她找到了多位国内针对复发性流产患者的知名专家。就诊的人很多，每一次进入诊室前，她都准备好要询问医生问题。
受访的5位女性都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广州、香港、杭州等发达城市，从事教育、创作、互联网等行业。在访谈中，她们频繁提到“目标”、“成功”、“失败”。失败是在医疗系统中常见的表述，它几乎贯穿着女性的整段生育经历：“妊娠失败”“反复妊娠失败”“试管失败”，在一场场“失败”的隐喻背后，女性身体被视为需要不断修复的载体。
有的人对生育的态度原本是顺其自然，但随着一次又一次失胎，她们改变了想法——
“为什么别人行，我不行？”
“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只有你一个人落单。”
姗姗的妈妈曾拿她和家族成员对比：“你爸家和我家没有一个生不出孩子，咱家就只有你。”
生育被社会异化为一场竞赛，效率成为了衡量成败与否的标准。在这套标准里，女性证明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是生育。相反，不孕和流产对应的是“失败”，失败者则面临着外界的审判。
姗姗的妈妈得知引产生下的胎儿是男孩时，下意识说了句：“是个儿子，太可惜了。”在她因输卵管粘连而备孕无果时，妈妈很纳闷：“你真奇怪，我当年就一碰就怀上了，就是生病也没用。”
人们往往回避失胎女性的痛苦，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生命的死亡，并将怀孕视为努力就能成功的事。杨怡记得，身边人安慰她的话里，出现频率很高的表达有：“没事儿”、“别想么多了”、“下一次就好怀了”。她还收到过这样的建议：“是不是你有啥问题，不行你就看中医吧。”
吴郁曾流产过三次，为了怀孕和保胎，她做过五次宫腔镜手术、注射几百针肝素，总共花费数十万治疗费用。
有一次，吴郁的同学和她一起吃饭时，一遍遍询问：“为什么你不生孩子？”吴郁以“先忙着工作挣钱”搪塞过去。对方显露出作为两个孩子爸爸的优越感：“生孩子也可以挣钱，不然你每天下班回家，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多无趣？”
那一刻，她想要“报仇”，她设想的报仇方式是：生下孩子，然后告诉所有人。
谁的责任
女性通常被认定为怀孕和流产的唯一责任人。今年，香港一次关于失胎认知的调查显示，超过九成受访者认为，是子宫或子宫颈问题导致流产。女性的生活方式如剧烈运动、吃了某些食物等，也被认为是直接因素。
从科学的角度看，自然流产（妊娠不足28周流产、胎儿体重不足1000g而妊娠终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往往是由胚胎染色体异常引起，与孕妇日常活动无关。男性精子质量差会导致胚胎发育不良，也已被广泛证实。另外，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当父方年龄在 35岁或以上时, 早期自然流产的概率会增加。此外，环境因素如空气污染等，也可能影响生殖健康。
但在家族、婚姻、社会观念的多重压力下，女性面临着更复杂的现实困境。
备孕不成功的那段时间，杨怡最怕参加家庭聚会。她丈夫的哥哥、嫂子连着生了三个孩子，会把孩子抱到她跟前，给她“蹭蹭喜气”，让她也赶快怀孕。
一次，杨怡的公公在饭桌对客人说：“你看我都60岁了，还当不了爷爷，现在人不知道怎么想的，不生孩子。”杨怡气得手在发抖，这时距离她做完清宫手术还不到一个月。
吴郁选择逃离，却仍未逃出家庭的粗暴干预。在第三次经历胎停后，她连续两年都没有回老家过年，因为“无颜见爹娘”。为了祈求她能顺利生下孩子，她妈妈常去拜菩萨，还去算命预测生育时间，得到的答案是“现在没有子女运”。
后来，吴郁的妈妈又听信偏方，两次给女儿寄去动物胎盘，其中一次，直接把胎盘炖好，装在砂锅里，托人带过去。吴郁看见胎盘连着胎儿，胎儿长着毛发，觉得恶心，就丢掉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敢走进厨房。
而她的婆婆，则四处打听，想给吴郁抱养一个小孩，婆婆给出的理由是“抱养个小孩之后，下次你自己就能随便怀”。
广州某医院的一位护士回忆，有女性请求她一定要帮忙安好胎，因为丈夫威胁生不出孩子就离婚。还有一些复发性流产患者，遭遇了丈夫一家人的冷眼和孤立，她们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生孩子。还有一次，在B超室，医生认定胎儿已经不行了，孕妇的妈妈跪在婆婆面前，说女儿对不起男方的家族。
吴郁也曾担心丈夫会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而提出离婚，她见过这样的案例。有一次，她在医院就诊时，碰到一个43岁的大学老师在医生面前哭诉老公出轨，老公冷漠地站在一旁，没有辩解。这位老师选择继续做试管，因为一旦离婚，握有胚胎处置权的老公，可能会拒绝她使用仅剩的最后一枚胚胎。
失去的机会
15到49岁是人口学定义的女性育龄期，同时这也是女性学业和事业的黄金期。2018年，为了备孕，28岁的姗姗放弃了在北京深耕多年的编剧资源，还有国内知名影视平台的A级项目，随工作调动的丈夫一块去了香港。离开北京时，姗姗把两只猫放在了好朋友家，打算怀孕以后就回来。
七年过去，猫还在朋友家。期间，她经历一次引产、四年备孕，这让她与行业的核心圈越来越远，一些北京项目找上门来，工作要求是要密集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会议，她选择婉拒。
在教育机构做老师的叶真，在30岁那年面对过两难选择：接受晋升两个职级的机会，外调到上海新校区工作一年，或者留在广州备孕。
她选择了后者。第四次怀孕时，叶真因为保胎而选择辞职。前三个月，她每天两次独自前往佛山的医院打针。到了孕晚期，她又住进医院保胎，丈夫偶尔来看她，多数时候，她自己照顾自己。
吴郁主动放弃了电商公司管理层的工作机会。为了找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她向一个自媒体岗位投了简历，但这家电商公司所有岗位对女性的要求都是“已婚已育”（这种要求违反《劳动法》），吴郁谎称自己已经有孩子，才成功入职。
由于计划做试管治疗，吴郁不得不以患有妇科病为由请假，她会提前一天工作到深夜，提前把第二天的工作量完成。但她无法适应试管治疗的副作用。促排卵药物让她长期失眠盗汗，月经周期扰乱，情绪也变得暴躁易怒，无法集中精力看电脑屏幕。
做完取卵手术几天后，公司组织员工去泰国旅游。在海边，同事们把吴郁抬着扔到了海里，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吴郁全程配合，当时她的阴道还在流血。从海边回来，吴郁害怕伤口感染，买了抗生素。
不忍看到吴郁受苦，丈夫考虑过代孕，他问好了价格，是60万。他卖了房子，想去试试，吴郁没有同意。“挣钱本身就不容易，对不对？拿别人的肚子试的话，还不一定能一次性成功。”她说。
2018年，通过试管治疗，吴郁第四次怀孕，并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连喝水都会吐。她计划独自去山东潍坊的医院保胎，因为至少要住院住到孕十二周，考虑来考虑去，她还是辞了职。
失而复失的恐惧
在自传《 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中，作家蕾切尔·卡斯克捕捉到了生命最初的悸动：“医生问我要不要超声波照片，我得到了一张亮晶晶的纸，上面印有屏幕上出现的雪花般的图像。回家的路上，我看着那张纸，可以模糊看见那个小生命的侧影。”
这种对新生命的期盼，吴郁也曾真切体会过。第一次怀孕时，吴郁在B超室听医生说，宝宝会在孕囊里长大。那一刻，她开始期盼明年春天的到来——有一个孩子即将出生，还会叫她妈妈。她每天轻抚肚子，叮嘱孩子“要稳稳地待在里面”，还提前买好了婴儿衣、帽子和摇铃。
失去第一个孩子后，吴郁把那些从未用上的婴儿用品锁进柜子，以作纪念。再怀孕时，压抑喜悦变成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
她不再跟人分享怀孕的消息。一次，在地铁上，一个大伯给怀孕六个月的她让座。她才突然意识到，在备孕的六年时间里，这是她第一次被当作一个孕妇。她也不再提前购买婴儿用品。
杨怡记得第一次怀孕时，丈夫看到验孕棒，开心得蹦了起来。可在经历多次自然流产后，丈夫跟她说，他已经对这件事降低了期待，也不敢因怀孕而高兴。
对于失胎家庭来说，任何一次怀孕都同时蕴含着希望与风险，流产的次数越多，他们越不敢抱有希望，也越害怕风险。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马良坤介绍，孕妇可能会因焦虑出现频繁做产检的情况，越接近上一次流产时间，越焦虑。也有患者出现了躯体化反应，背部疼痛到无法正常生活，同时患上了重度焦虑症。
姗姗加入了有相似流产经历的同命人微信群，一个群友每隔一两个小时验孕一次，还把每天的试纸贴在本子上，对比两条红杠的颜色深浅变化，一旦颜色没有更深，她就担心胚胎是不是又要保不住了。
实际上，试纸颜色变化并不能准确反应胚胎发育情况。但大家都能理解这个孕妇，没有人劝阻她，而是把更便宜的早孕试纸推荐给她。
2024年，姗姗第二次怀孕，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但恐惧并未结束。看到关于儿童发生意外的新闻时，她会想：这个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怎么办？有时，因照顾女儿而筋疲力尽，她想去无人打扰的地方待一天，哪怕只是酒店，但另一个念头会从她的脑海中闪过：你怎么敢有这样的愿望，不怕老天把你的孩子收走吗？
2019年2月26日，34岁的吴郁也通过剖腹产生下女儿。在女儿一岁多时，她再次怀孕。她患有严重贫血，多次的宫腔镜手术增加了生产的风险。这次分娩中，她冒着可能会被切除子宫的风险，最后还因大出血而被送进了ICU。
“没有经历过生育困难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生一胎这么难，你还要去生二胎。”吴郁提出了这个问题，又继续说下去：“因为人生无常，我害怕失去，为什么害怕失去？我死了三个孩子，我就很害怕，万一我的女儿哪天发生了意外......”她害怕成为失独母亲。
告别
前文提到姗姗曾经历宫缩疼痛程度超过顺产的引产，那是2021年12月2日，姗姗引产生下一个男孩。此后，她在医院参加了儿子的告别仪式。
仪式在病房里举行，宝宝身上包着红蓝相间的碎花襁褓，躺在一个铺着蕾丝的小竹篮里。姗姗捧着小篮子，摸了一下宝宝，又仔细检查了发育畸形的双手。她给宝宝念了佛经，告诉他爸爸妈妈很爱他。大约20分钟后，她和丈夫给宝宝拍了一张照片，结束了这场告别。
医院送给她的纪念卡上写着：人生中总有一些悲伤的经历，这些回忆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这张纪念卡，她保留到了现在。
失去胎儿的母亲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纪念那个来过的生命。叶真会独自庆祝母亲节，还把宝宝离开的“2020年10月31号”设置成了密码，使用至今。吴郁仍保留着12年前孕期准备的婴儿连体衣，她还会跟6岁的女儿谈起并未出世的哥哥或姐姐。
心理咨询师谢菲在引产之后，在女儿离开的纪念日悼念她，还给她取了名字，买了衣服。但很长一段时间，她仍无法谈论起死去的女儿。她离了婚，陷入产后抑郁。有想了解生育信息的孕妇问她，你有孩子吗？她条件反射般回答，你们的孩子不就是我的孩子吗？
一天晚上，谢菲梦见孩子又回到她的肚子里，她还明显感受到了胎动。她决定用正式的方式去悼念这个孩子，为她举行了多次宗教仪式。
失去亲人在学术上被称为“丧亲”，丧亲的痛苦感受也有专门的名字：哀伤。失去胎儿是一种丧亲，有研究显示，在香港，有54%的人会在失胎一年后仍然深陷哀伤中，这些人的经历被定义为“延长哀伤障碍”。
与失去父母、亲人一样，失去胎儿的母亲也需要哀伤辅导。在香港，辅导从产妇获悉胎儿死亡开始，持续到流产、引产的不同阶段，其中包括举行告别仪式。比如姗姗就诊的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2019年4月，香港政府宣布成立首个公立墓园“永爱园”，专门安葬未满24周的离世胎儿。
在内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也开始为失胎父母提供举行告别仪式的选择。在2020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妇产科护士长胡凤欣去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进修，随后把相关理论和实践带回所在医院：为产妇及家属提供独立告别空间，如果父母愿意，可以为胎儿穿衣、拍照、留手印和脚印做纪念，写爱心卡片或信件。除此以外，医护人员会就产后康复给出建议，提供心理咨询的转介途径，并定期回访。
形式也发展得越来越多元化。北京协和医院每周举办工作坊，通过音乐、舞蹈等媒介引导产妇表达情绪，并为产妇提供3-4次一对一哀伤辅导。
去年，叶真在佛山市顺德区第五人民医院参加了一次类似的哀伤辅导。护士组织妈妈们围坐在一起，每人选择一张喜欢的图形，再用画笔填色。
叶真想：如果是我的孩子在画画儿，会怎么画？她选择了一朵花，是最简单的一张画。画画时，她感觉宝宝的形象变得具体，“前几年一直是空的状态，（那一次）像和孩子对话。”
助产士林桂芹记得，一位怀着双胞胎的产妇在怀孕二十周左右失去了胎儿，在装饰举行告别仪式的产房时，产妇在箱子里装满了为孩子准备的玩具、衣服，丈夫也买了两朵花。医院准备的悼词里写着：希望你们能重生。
妈妈，爸爸，孩子
引产后，叶真的丈夫曾看了一眼孩子，看完后在走廊里流泪，这是叶真听护士说的，丈夫并没有告诉她。他们都默契地回避提起那个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遭了那么多罪，丈夫却看起来并不痛苦。
吴郁也记得，第一次胎停以后，丈夫的同学邀请他们参加宝宝的满月宴，她不想去，丈夫不理解她的抗拒，两人大吵一架。第三次胎停后，她独自做完手术后回家，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渴望一个拥抱或者一句安慰，但是丈夫只是看着她哭，然后背对着她睡去。
墨尔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凯欣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失胎哀伤。她在调查中发现，超过⼀半的夫妇同时患有延长哀伤障碍。但双方的应对方式往往不同，“男性更倾向于沉默，通过工作转移注意力，而女性则需要倾诉和情感支持。” 但更重要的是，哀伤的主体是一个家庭，父亲和母亲应该一起寻找疗愈的方式。
她认为，失去孩子的哀伤会一直存在，因为哀伤意味着爱，“如果它并未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你只是感到哀伤，有时仍会思念那个未能出世的孩子，这很正常，因为这是人之常情。”
香港生死协会会长梁梓敦从事多年生命教育和失胎哀伤辅导，他创作了一本绘本《我永远是你们的孩子》。针对失去胎儿的父母会遇到的现实问题，他在书中和访谈中给出了一些实用性建议：
1 在保护胎儿方面，你花费的时间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多，试问孩子的离开，又怎会是你的错呢? 或许你会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导致失去孩子。可是，希望你能明白，面对生命，人实在过于渺小，无法掌管生命。请你不要责备自己，不如尝试跟自己和你的伴侣说:“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2 面对误解，你可能会沉默，但为了自己，起码要向你的伴侣或好朋友诉说你的感受。
3 在伴侣哭泣时，给予温柔的拥抱和耐心的聆听。作为男性，你也可以在伴侣面前表现你的情感，这会让对方发现原来自己在经历哀伤时并非孤单一人。
4 关于生育，永远不要给女性压力。相反，给彼此足够时间作好心理准备。即使她拒绝，也请尊重她的选择。在家人朋友面前，保护她的情绪，最好预先提醒亲友不要再说“为什么孩子会没有了?”或“你还年轻，下一次再孕便可以了”等。
5 如何让面对长辈的生育期待？长辈未必懂得说一些安慰的话，甚至会说一些令人难过的话，但他们其实很关心你们，可以尝试将哀伤和想法清晰地与他们分享。
6 如何面对刚有孩子出生的亲朋好友?如果你认为自己见到亲友的孩子只会更难过，不如就向对方表示，你仍然未准备好面对他们，所以暂时不会出席聚会，或避免在你面前谈及孩子的事，然后希望他们体谅你现在的心情。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哀伤减轻，再主动联络他们。
7 如何向家中其他孩子讲述失胎的事？父母可以如实将事实告知他们。请肯定他们作为哥哥姐姐的身份，一同制作一件纪念品，或透过一些仪式纪念这个家庭成员的存在。你也可以在孩子面前表现自己的哀伤，因为亲人的去世而流泪绝非羞耻的事，同时你的孩子更能学会，负面情绪该适当地抒发出来。
8 可以做一些令你感觉好一点的事情。面对哀伤，我们不是去降低哀伤的程度，而是增加生命的容量。拿分数来举例，分母是生命，分子是哀伤，如果分子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可以改变分母。
杨怡、姗姗、吴郁、叶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