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里斯本丸沉没》:跨越国仇家恨的人道主义

凤凰网原创|记住历史不是为了生活在仇恨中,而是防止罪恶再度降临到当下;不活在仇恨之中,以宽恕的心态对待,与当下的自我、当下的世界进行和解,才能拥抱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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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易

资深媒体评论员

9月28日,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正式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竞逐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

《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1942年9月,装载1816名英军战俘的“里斯本丸”号货船从香港驶向日本,日军并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标志,导致船只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救起384名战俘,仍有828名战俘不幸遇难。

导演方励及其团队历时多年,辗转多国进行采访和资料搜集,包括仅存的幸存者、历史学家以及相关人士的后代,以确保影片的真实性与全面性。通过口述史、照片、信件等素材,《里斯本丸沉没》不仅还原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也探讨了战争背景下的人性黑暗面与超越国仇家恨的人性光辉。

正如影片的拍摄顾问莱恩·费恩祺所说,这段历史同时展现了人性最糟的一面和最好的一面。《里斯本丸沉没》不仅反思了战争与仇恨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也展示了战争中伟大的人性之光。同时,这部电影还向我们呈现了受害者与肇事者,如何去面对不同面向却又经历相同的历史记忆。

跨越国仇家恨的人道主义

日军货船经过舟山群岛海域时,遭遇美军潜艇的袭击。为了防止战俘逃脱或引发骚乱,日军将舱门钉死,战俘们面临窒息或者淹死的双重威胁。日军的如此行为,违背了国际战争法规与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日军对战俘生命的极端漠视与残忍无情。

一些勇敢的战俘设法使用工具打开求生通道,手持武器的日本士兵对任何试图逃跑的人进行无情射杀。这种无差别的屠杀行为,是对生命的极端蔑视,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亵渎。日军不顾国际法规与人道精神,将战俘视为草芥,肆意剥夺生命,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

当“里斯本丸”号被击中后,渔民们驾着简陋的小渔船,冒着风浪与枪火的双重威胁,从冰冷的海水中救起384名英军战俘。这些获救者随后被安全转移到附近的岛屿上,并得到初步的照料与庇护。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战争的阴影伴随他们一生,不仅要面对失去战友的痛苦,还要承受心理创伤的折磨。这种创伤,不仅影响个人,也波及到他们的家庭和后代。

当时的英军战俘的另一身份是,中国香港的殖民者;在中国近代史上,英国军队对中国实施过残酷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有人由此说,英国战俘也曾是殖民者,不需要拯救。这个观点反映了对历史事件的狭隘理解。

从当时的政治局势看,虽然英国仍是中国香港的殖民者,但在二战期间,中英同属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救援盟友不仅是出于国际义务,也是为了增强联合抗战的力量。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敌我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转换的。这也给我们对于培育超越族群国界的人性之光提供了历史的殷鉴。

考虑到战争期间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渔民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深层的政治背景,他们的行动更多基于直接面对的生命危机以及对受难者的同情心。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无论这些战俘来自哪个国家或曾有过何种历史行为,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况下,拯救生命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超越了国籍、种族或政治立场;在战争这样极端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深刻而纯粹的同情心与互助精神,并足以跨越国仇家恨。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历史上不同国家之间,或许存在伤害、敌意与积怨,但用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去对待当下的个体遭遇,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加深仇恨循环。

哪怕这些战俘在不远的年代属于殖民者的身份,但在共同抵抗罪恶寻求和平的行动中,通过展现宽容与善意,人们可以逐步化解旧日仇恨,促进彼此之间的共同理解与和平共处。面对鲜活的个体生命与人类共同的罪恶行为,人性的光辉是超越种族人群的善举:是善举,而非恶行,才能促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友谊与理解。

宽恕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由于日军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标志,导致美军误以为这艘日本货船运载的都是武器。直接按下鱼雷发射按钮的,是美军机械师加菲尔德。英国幸存的战俘以及后人,虽然不曾遗忘这段历史,但他们对于美军并非仇恨的态度。根本原因是,美军真诚的忏悔态度。

加菲尔德因此深受内疚之苦,并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加菲尔德在多年后参加幸存战俘的聚会时,曾痛哭着向他们致歉,表示当时并不知船上有战俘,只能看到一艘前面装有炮的日本货船。他不仅主动承担历史的责任,还在内心与余生都充满着忏悔的心态。这种悔罪态度,体现了个人对无差别伤害的深刻反思和内疚。

我们必须承认,只有正视历史、直视罪恶,才能赢得真正的谅解与和平,才能防止仇恨继续蔓延。但是,共同铭记历史,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英国战俘及后人对待美国士兵的态度,便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历史悲剧和战争罪行的典范:肇事者进行自我的深刻反思,受害者家属在面对肇事者的真诚内疚时选择了宽恕与原谅。这种宽恕的态度,让受害者家属的后人们与当事人和当下生活进行了和解。

这让人想起了从纳粹德国幸存下来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她在《人的条件》中写道,宽恕是“为了抵消过往的行为”。但是,这并非是要抵消历史的记忆,而是宽恕所具备的力量能够解除过错方的内疚,让受害者与肇事者双方能够在平衡恢复中,从往事折磨和行为后果中挣脱出来;否则,双方的行动能力都会被限定在仇恨的劣迹之上,余生乃至后人都会沦为后果的囚徒。

宽恕并不意味着遗忘。在面对善恶之际,阿伦特认为反思和责任才是真正的解药。如果人们停止思考或反思,不复在善和恶、参与和抵制之间作出选择,恶就会成长壮大。所以,在她看来,“对纳粹大屠杀这样的种族灭绝是不可宽恕的,然而让自己释怀于往事却是可能的。假如宽恕意味着卸下肇事者的罪责,那么和解则意味着释怀者虽认定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是罪恶的,却也接受了木已成舟的事实。”

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后,历史发生的事实早已成舟,阿伦特提倡理解与和解的“爱世界”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种专注于宽恕、接受与和解的行进方向——必须理解和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就像必须理解今日正在发生的事一样。铭记历史,意味着承认并记住过去,包括那些痛苦和不幸的经历,从而更加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

就像《里斯本丸沉没》一样,挖掘出这段罪恶与人性交织的历史往事,这是导演主动而出的责任与担当,它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与警醒,避免重蹈覆辙。但也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样,虽然爱这个世界并不意味着遗忘罪恶,但同样意味着关爱具体的生命,而是不能沉迷于过去的情绪,携带着历史的仇恨生活在记忆的折磨中,我们需要懂得如何与记忆和平共处,如何与我们自己安然共处。当然,还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遇见的种种人与事。

对于历史,无论对于当事人还是后世人,当然不能轻易遗忘;但制造罪恶的当事人,应该拥有自行忏悔的深刻反思,没有忏悔的态度就没有和解的桥梁。在电影中,美国人的忏悔和英国人的宽恕,这种超越族群与国界的和平心态,夯实着当下生活的良善基础。毕竟,记住历史不是为了生活在仇恨中,而是防止罪恶再度降临到当下;不活在仇恨之中,以宽恕的心态对待,与当下的自我、当下的世界进行和解,才能拥抱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仇恨本身是战争的根源之一。近代历史所承受的种种罪恶,往往会因为种种历史问题、地缘问题或现实问题而成为我们热爱生活的障碍。不延续仇恨,乃因历史是木已成舟的过去,而我们生活在当下和未来;面对过去的冲突或伤害,尽可能不将负面情绪带入当前及未来的关系中,有助于减少种种莫名的紧张和冲突,有助于彼此专注于实现更大的共同利益和良善生活。

这就是为何美国哲学家玛格丽特·霍姆格伦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尊重自己,就必须尽全力去挖掘我们所能表现出的最值得尊重的姿态,而宽恕正是这样一种姿态。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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