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久期

监制 - 她姐

全球数据显示，不吸烟的年轻女性，正成为肺癌新发病例中增长最快的群体。

曼迪从没想过，自己竟恰好落在这冰冷的统计里。2023年7月，36岁的她被确诊为肺腺癌中晚期——她不吸烟，年纪还很轻。

确诊时，她身处头部互联网大厂，一个关键的升职机会近在眼前；她刚领完结婚证一个月，正满心欢喜地筹备婚礼。

确诊后，一切失控：被大厂“合规优化”、收入断裂，她还不得不与20%的五年存活率做抗争。

两年抗癌路，是一场漫长的暴露实验。

“生病之后，我最想感谢的人，竟然都是花钱雇来的。”她说。

疾病拷问的，远不止身体，还有职场、家庭与爱的全部真相。

从「升职期」坠入「生存期」

罹患癌症后，HR 来找曼迪沟通离职事宜。

这场景对她而言并不陌生。作为一名资深人力资源从业者，她曾在会议桌的另一端，面对过形形色色的离职者。

此刻，位置调换。她成了被约谈的一方——一位身患重疾、正被“合规优化”的员工。

年轻的HR没有流露出丝毫同理心，反倒像在审问一个“不知足”的人。

他只想尽早走完流程。“以你的薪酬，补偿金很多了，你为什么还不满意？为什么还不开心？”

“你都生病了，拿着钱在家休息不好吗，为什么还非要上班？”

曼迪生病前

2023年，曼迪36岁，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担任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HRBP）。

那时，她正忙于年中绩效总结，忙着业务合并升级，满心欢喜地筹备着婚礼。她与相恋四年的男友，领完结婚证一个月。

5月，她经历了“二阳”，咳嗽反反复复近两个月，终于抽空去了医院。为了不耽误下午的工作，她特意挂了特需号。特需部CT结果出得很快，还没完成肺功能检测，她就被医生叫到了办公室。

报告上全是术语，但她一眼就看到了最刺眼的一行：“肺部占位，恶性可能”。

医生告诉她，CT上发现了一团阴影，怀疑是肿瘤，要尽快住院做进一步检查。

当天下午，她回到公司继续上班。她用电脑检索了报告上的每一个关键词，结果全都指向癌症，她依然觉得这可能只是“乌龙一场”。

她不抽烟、年纪还很轻，怎么可能得肺癌呢？

曼迪生病前

第二天，医院的电话打来，通知她住院。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住院。她收拾了衣服、护肤品和小零食，但很快，她连认真洗把脸的力气和心思都没有了。

住院第4天，她拿到增强CT结果——左肺上叶肺癌。住院第13天，她拿到病理结果——肺腺癌三期，局部晚期，ROS1融合基因突变，癌细胞已经扩散。

根据医学统计，这个分期的五年生存率只有20%。

她想吃点巧克力豆让心情好些，但在网上查到，癌细胞最喜欢糖，她立刻把手里的零食扔掉了。

曼迪喜欢潜水

回忆倒推，曼迪意识到，早在确诊之前，身体就已发出信号。

除了持续的咳嗽，还有那股挥之不去的疲惫。

她常熬到一两点睡觉，早上醒来从未感到神清气爽。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让她早已把疲惫当成常态。

这和北京大部分职场人没什么区别。她想：“大家现在不都是这样吗？”

确诊后，曼迪得知了两个事实：第一，她所患的肺腺癌，恰好就是她这个年龄段、不吸烟的女性是首发群体。第二，她从未见过面的姥姥，也正是因肺癌去世。

曼迪在医院

但为什么偏偏是她？她想不通。

北漂十四年，她几乎是赤手空拳，一步一步在北京站稳脚跟。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全凭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从最基础的前台做起，一路辗转行政，最终在人力资源领域扎下根来。

从五百强外企到一线互联网大厂，她每一步都走得扎实、紧凑、带着一股“只能往前”的劲儿。

你能在她身上看到一个人活着的劲道。她爱潜水，爱蹦极，爱跳伞，爱挑战极限运动，她觉得人就活这一次，要尽兴。

她刚刚熬过一段沉闷的职业瓶颈期，迎来一个职业上的关键机会。谁都以为她的职业路径会顺理成章地继续往上走。

可偏偏，升职机会和癌症诊断，同时到来。

把癌症当成一个项目去搞定

曼迪没有在“为什么是我得病”这件事上纠结太久。

恐惧刚浮起，就被更急迫的现实压了下去。她激活了自己最熟悉的模式：把癌症当作人生中最重大的项目来攻克。

她第一时间联系保险代理人，启动理赔、调动医疗资源；她迅速梳理出关键路径：确定医院与主治医生、明确治疗方案、研究肺癌分型与生存率数据、查阅国际诊疗指南。

她像寻猎高端人才般筛选专家，做表格、标重点；将病情整理成清晰文档，为与医生实现最高效的沟通。

很快，她确定了主治团队，决定先通过新辅助靶向治疗争取手术机会。

曼迪服用的靶向药

一直以来，曼迪都是那个习惯拿主意的人。

她在部队大院长大，父母工作繁忙，一家人聚少离多。从幼儿园起，她便开始了住校生活。

父母对她的管理遵循着“18岁后自立”的原则。

家，像一个偶尔落脚的驿站。母亲的杂物总是从自己房间满溢出来，侵占她的空间，这让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借宿的人。

这样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她独立的性格。成年后，她去北漂，凡事靠自己，习惯了独当一面。

因此，当癌症猝然来临，她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我只能靠自己拯救自己。”

曼迪攀岩

服用靶向药五个月后，医生告知曼迪可以考虑手术。

这本该是个好消息，但风险来了：肿瘤与大血管紧密粘连，手术极易引发大出血。医生坦言，可能需要开胸，甚至切除整个左肺。

要不要做手术？没有标准答案，连权威专家都没有定论，更没人能替她抉择。

最终，她在家组织了一场特殊的“项目评审会”。

她和伴侣请来两位朋友兼同事，将自己的病情、各医生的方案、相关案例和数据系统整理成文档，客观分析不同医生给出的方案、潜在风险与利弊得失。

几个月前，他们还围在这张桌子旁打着德州扑克；几个月后，他们在这里推演着她的生存概率。

曼迪了解癌症相关知识

一个人罹患癌症后，真的能一直保持冷静吗？

眼前的曼迪，你很难把她与“病人”联系起来。她妆容得体，脸庞圆润，看起来气色不错，还搭配了一对绿色的、精致的耳环。

我几乎快要忘记，坐在对面的是位癌症患者。但一些细节会提醒：即便在茶室聊天，她仍随身带着保温杯；她的声音始终嘶哑，那是无法逆转的声带损伤。

这嘶哑源于那场开胸手术，她最终决定赌一把。她没有将手术消息告诉远在老家的父母，不忍心让他们在手术室外煎熬地等待。

被推进手术区时，她躺在移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一个待修的零件，等待被修复，也可能被宣告报废。

10小时的手术，15 厘米的手术切口，3天的ICU监护。

醒来后，她发现嗓子“坏了”，声带永久损伤。比这更残酷的是——癌细胞，仍未切干净。

从确诊那一刻起，她几乎不允许自己悲伤，全力投入最激进的治疗方案，抱着“一定要把癌症弄死”的决心，与之抗衡到底。

直到那天，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没有办法了。她在病房里无声地崩溃——嚎啕、嘶吼，却一点声音发不出来，只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随后，她进入漫长的治疗期。28 次放疗后，她患上放射性肺炎；肺动脉堵塞，引发肺梗死。

放疗和手术带来的副作用接踵而至：乏力、高烧、哮喘反复、食道灼伤、吞咽困难…如今她的肺功能仅剩正常人的 60%，走快一点，就会气喘吁吁。

在药物刺激下，她的身体像被水悄悄灌满，轮廓松开。

两年里，她经历了密集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把所有力气都花在一个方向上——活下去。

被剥夺的选择权

癌症夺走的，远不止是健康。

2024年5月，历经靶向治疗、手术、放疗等一系列治疗后，曼迪的身体状态逐渐恢复。医生建议她，别总想着疾病，试着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她满怀希望地向公司提出返岗申请，却遭到明确拒绝。彼时她的合同即将到期，公司希望她主动离职。

确诊后，她没有耽误过工作，即便是在住院期间，仍在开线上会议、认真交接工作。

住院期间，公司没有派任何人前来探望。她接到过几次上司的电话，每次都是匆匆寒暄两句，便切入正题：她负责的业务被拆分了，她的绩效被打了低档。坏消息，接二连三。

她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但无助感还是涌上来。身体的创伤尚未平复，公司的拒绝又给她沉重一击。

那一刻，她感觉自己“被彻底抛弃了，成了一个无用之人。”

“如果这一家公司拒绝你，那是不是意味着别人也会拒绝你？”

生病后，曼迪胖了 30 斤

折磨她的远不止是失业，还有被社会边缘化的无助，和选择权被剥夺的无力。

全球数据显示，癌症等重疾正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医学的进步不断延长着患者的生存期。

但如果社会和企业没有准备好接纳他们回归，延长的生存期也可能伴随巨大的经济压力、社会脱节，以及自我价值感的侵蚀。

对罹患重病的人而言，能上班，不仅意味着缓解治病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意味着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那种被许多健全人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不屑一顾的“正常”，是重疾患者们最奢侈的渴望。

“很多人努力工作和赚钱，不就是为了换来选择自由吗？为了在想做某件事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在北京拼搏多年，她曾拥有过一定的权利——职业选择权、收入选择权、生活选择权。

如今，她不仅失去了这些，连“正常人”的身份都开始摇摇欲坠。

曼迪在医院

被拒绝返岗后，曼迪选择继续休完医疗期。

根据劳动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可享有3至24个月的医疗期，在此期间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癌症、瘫痪和精神病等属于特殊医疗期，一般适用24个月。如果期间劳动合同结束，则要顺延至医疗期结束。

医疗期结束后，曼迪再次试着和公司提出返岗。她主动让步：放弃医疗补助金，接受降级降薪，若无法胜任再离职。然而，公司再次拒绝了她。

返岗无望，曼迪转向协商医疗补助费。

根据北京、江苏、广东等地的地方劳动合同条例重，重疾员工可以依据伤残鉴定情况获得医疗补助费。

公司最初只愿按照最低标准支付医疗补助金，这让她感到荒诞和失望。如果公司认为她“病得不重”，为什么拒绝她返岗；可如果承认她“病得很重”，为什么只给最低补助？

“当法律赋予‘自由裁量权’时，本意是希望企业根据经营情况和员工情况，展现人性化的一面，大公司能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带头作用，小公司能守住法律底线。然而现实是，大公司往往选择‘死守法律底线’，甚至试探底线。”曼迪解释道。

曼迪治疗打药

她决定为自己争取更合理的补助金。

谈判远比她想象中痛苦，“你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有多惨。”

一次次提供病历、检查结果、收入、支出、医疗账单等材料，这些最隐秘、最私人的信息被层层传阅、反复评判。

这笔钱本是法律赋予她的权利，可整个过程，却让她感觉自己像个乞讨者。在无休止的拉扯与自证中，她选择了放过自己。她没有纠缠，决定尽快离开这个让她身心俱疲的地方。

作为一名资深人力资源从业者，她深谙公司的运作逻辑与法律的条文边界。然而，以她的专业背景，想要争取合理的医疗补偿依然步履维艰。“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

在与年轻病友的交流中，她看到了系统性的困境：有人不知如何与公司协商，有人遭遇非法解雇却求助无门。她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面临同样困境的病友提供帮助——解读条款、分析处境、寻找依法维权的依据。

越是帮助别人，她越清晰地意识到一个刺痛的问题：

在一个精密、高效的系统里，个体的尊严与价值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望过去的几年，她用健康换来成长，用透支身体换来被看见。但当身体率先倒下，一切随之崩塌：

曾经最引以为傲的职场成就感消失了，尊严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带走了。

父母，也不是天生的照顾者。

癌症逐渐吞噬了这个世界的颜色。

开胸手术后，曼迪将父母接到了北京。她在除夕前一天出院，在她的设想中，时间或许已所剩无几，理应和父母共度，她渴望亲情的温暖。

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尽孝心态，希望把最后的光阴留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春节期间，保姆和护工都返乡，丈夫特意为她准备了口哨和小黑板。不方便说话时，她可以吹一声，他们就过来看看，黑板上写上需求，他们来做。

两天后她发现，口哨往往只能唤来家里的狗。粗心的父母和伴侣常常听不到，他们或是在房间休息，或在看电视，很少主动关注她的状况。

她希望在生病期间能吃得更可口些，通过合理的营养搭配提升食欲、增强抵抗力。父母却说：“别挑，做成什么样就吃什么样。”

因为难以获得均衡的饮食，开胸手术后不到一个月，她不得不自己下厨，或选择外出就餐。

最初，父母得知她患癌后，确实被吓到了，害怕、心疼、掉眼泪。可除了情绪波动外，他们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

她感到孤单和无助。在抗癌的道路上，她缺少家人的实际支持。

曼迪家

有些对比，让现实更加刺眼。

今年她住了两次院，都需要全麻取病理：一次穿刺，一次气管镜。住院期间，她依然要在病床上写菜单，把菜谱发给家里的阿姨，安排家人的饮食。

她的病友，一个和她同龄的女孩。父母卖掉老家的房子，每个月在发工资那天给女儿转三万块钱：“你以前挣多少，我们就给你多少，你安心养病，不用着急上班。”

为了让女儿吃好，他们在医院旁租房，每天做饭送饭，风雨无阻。

而她在病房里，还要牵挂家里的菜谱。

住院时，曼迪每天在视频里看她的小狗

两代人的生活习惯差异无处不在。

曼迪曾试图调和这种差异。考虑到父母经济条件不错，建议他们在附近租房，既能互相照顾，又能保持适当距离。

但这个提议被断然拒绝。父亲坚持要回东北老家生活，舒适自在。曼迪渴望得到亲情陪伴和照顾，但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你好好养病，不用操心我们。”

父母最终在曼迪家附近租了房子，但这一切与她曾经的期盼毫无关系。

去年秋天，父亲脑血栓复发，决定长住北京，争取最好的医疗资源。

曼迪心里难受，“我曾那么希望他们来北京陪我，如今终于来了，却是因为他自己病了，需要这里的医生。”

类似的情节也发生在母亲身上。当母亲体内查出结节时，父亲建议回老家手术，母亲坚持要留在北京接受治疗。

尚在康复期的曼迪，为母亲奔波于医院间，雇佣护工，安排照料。

那段时间母女同住却相安无事。母亲突然愿意遵守所有曾经引发争执的生活规则——使用公筷、及时冲马桶、清理洗手台头发等琐碎细节。

曼迪出 ICU

今年春节，曼迪给照顾她两年的阿姨包了一个红包。

红包递出去的那一刻，两个人同时红了眼眶。她感谢对方分担家务，更感谢她在治疗期间为自己精心准备每一餐。阿姨总是劝她别太劳累，有什么事她来干，这让她觉得很暖心。

生病至今，她发现最想感谢的人，竟都是花钱请来的——无论是悉心照料的护工、精心安排膳食的阿姨，还是全力救治她的医生。

病重之初，她曾以为，这场人生灾难会让整个家庭发生彻底改变。但事实证明，人是最难为了他人改变的，父母也不是天生的照顾者。

她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典型的东亚式期待——父母自己未能做到的，却希望子女能够做到最好。

经过漫长的内心挣扎，她接纳了父母的不完美，也开始理解，爱从来不是等价交换。

重启人生

“命运从来都没有公平而言。”

抗癌两年，曼迪的生命以三个月为周期去衡量安全期，每一次复查都如同一场大考。

仅在一家医院的门诊，她就跑了 100 多次，不包括住院、放疗和其他医院的治疗。

在医院，她目睹到另一个人世间，那是一个让人不得不低头的世界。吝啬的人不得不大方，急躁的人不得不耐心，傲慢的人不得不顺从，忙碌的人不得不停下，拼命挣钱的人也开始精打细算。

“当病痛降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接受无常，接受痛苦，接受这一切，才能继续向前走。” 她说。

曼迪确诊后，向伴侣提出分开，但伴侣坚持去雪山办了一场只有两人的婚礼。

确诊癌症前，曼迪的人生从未有过“躺平”的时刻。

即便是旅行，她都不允许自己偷懒。新西兰跳伞、斯里兰卡看海、土耳其登热气球……一定要去一个远的地方，才不算浪费假期。

抗癌初期，她依然被惯性驱使，为各种“无效率”感到焦虑。睡觉、吃饭、单纯地休息，这些在养病中必需的事，在她看来像是一整天的荒废。

被疾病困住的两年里，她对许多事物都失去了兴趣。她一心想要康复，但发现与康复这两个字始终有距离。

今年，她开始重新构建生活的秩序。她尝试在国内进行短途旅行，希望像以前一样，多看看这世界，继续好好热爱生活。

她在社交平台记录自己的抗癌历程，分享在北京就医的经验与流程，意外地帮助了许多面临相似困境的病友。

渐渐地，她发现：这个世界依然有很多值得投入的事情。

她开始允许自己“无所事事”。花整个下午陪狗玩耍，去朝阳公园看秋叶飘落，探访一家新开的咖啡馆。

也为一场并不“划算”的相聚，横穿半个北京。过去，她与好友一年也只见上一两次。如今，她不再计算时间成本，哪怕堵车 2 小时，也要频繁约见朋友。

曼迪尝试去旅行，重建生活秩序

今年五月，曼迪九十多岁的奶奶去世了。

老人一生没什么积蓄，最后只攒下两万元。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她每天都提心吊胆，“她总担心万一钱花光了，子女有纷争，养老送终怎么办。”

直到最后，这两万元也未曾动用。

这是她生病之后第一次离死亡那么近。她忽然想通了，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还焦虑什么呢？与其为未来担惊受怕，不如认真过好每一个当下。

前段时间，她看到一则新闻。一位从不吸烟、专门研究肺癌的医学教授，确诊了肺癌晚期。教授说：“我每天都会想，这一天我要怎么度过。”

其实不管有没有得癌症，每个人都该这样问自己。她想。

注：图片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