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1993年至1996年期间，余华英伙同龚某良（已故），先后拐卖了十余名儿童。

余华英曾供述，她初次作案是卖了自己的私生子，这个孩子目前尚未找到。

从卖亲生子开始的“生意”

余华英原是云南鹤庆县人，1963年生。她曾在狱中写过自述，称自己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家庭，家中姐弟四个，她是最小的。

“我的一生都在受苦。”余华英在自述中称自己8岁上学，但只读了两年，母亲去世了，她只好辍学回家劳动。17岁，父亲也去世了，“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

1984年，时年21岁的余华英在云南大理游玩时结识了重庆大足籍男子王某文。后两人结婚，王某文把余华英带回了老家。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并拥有了以“510230”开头的身份证号。

1987年1月，刚满23岁的余华英生下女儿王梅花。“两口子都不是勤劳、肯吃苦的人，王某文还在外面搞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在同村村民眼中，夫妻俩的风评并不好。

1992年，王某文涉嫌盗窃被抓，余华英母女俩断了生活来源。为了生计，余华英把王梅花交给王某文的哥嫂抚养，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打工。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人称“龚木匠”的龚某良。

龚某良比余华英大20岁。彼时的龚某良和余华英一样，都有家庭和子女。余华英在没有与王某文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龚某良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

据余华英供述，当时两人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抚养这个孩子，加上是私生子，两人商量着把男婴卖掉。在龚某良的运作下，男婴被带到河北省邯郸市某村一个叫王某付的人那里，王某付又将男婴转卖。龚某良和余华英由此获得数千元报酬。

陆续拐卖13名儿童

不久，龚某良在贵州做水果生意失败，亏了不少钱。余华英称，当时是龚某良提议再找娃娃去卖。在起诉书中，检方指控的首起犯罪事实为1993年正月初七，余华英伙同龚某良在遵义火车站附近，将6岁的男孩蔡战胜拐带至邯郸，以4000元价格卖出。

余华英采取的拐骗手法相似，都是在一个地方租房子住十天半个月，一边和周边的人混熟，一边物色合适的小孩。和小孩熟悉后，用零食诱拐离开。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是父母在做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在街边做补鞋生意，一整天都在外面；还有的以收废品为生，没人看顾孩子。等到发现时，余华英和龚某良早已离开。此前在审讯时，余华英曾招供其为避免他人怀疑是他们拐卖孩子的，会故意留下衣物、棉被等，不收拾便直接逃离。

余华英在庭上称，她和龚某良之间有分工，龚某良负责物色孩子，并安排好时间，将孩子带到火车站，余华英在火车站接上孩子，再带到邯郸。余华英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某良管着，“他是当家的”。

这门来钱快的生意，让余华英一度过上富人生活。余华英的表妹在证词中提到，她在2002年曾找余华英送走私生子，当时觉得余华英“特别有钱、有能力，在新疆、贵阳、河北、楚雄等地做水果生意、开饭店”。知道余华英拐卖儿童后，表妹才意识到“我的孩子相当于被她卖了”。

据检方指控，从1993年到1996年，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余华英和龚某良一共拐卖了来自多个家庭的11名儿童，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

1993年1月，两人在贵州遵义火车站附近将6岁的小A拐走；

同年8月，两人又在遵义将小B和小C兄弟俩拐走；

1994年，两人在贵州省都匀市白子桥附近将小D拐走；

1995年7月，两人在都匀市小围寨附近将小E和小F兄弟俩拐走；

1995年冬，两人来到贵阳，将5岁的杨妞花拐走；

1996年7月，两人又回到都匀，在西园村小河边将小H和小I姐弟俩拐走；

同年10月，两人在贵阳市东山仙人洞路口附近将小J拐走；

随后，两人回到重庆大足，将小K拐走。

2000年，余华英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4年，余华英重操旧业，她的同伙从情夫龚某良换成了丈夫王某文。

据检方指控，余华英和王某文后来没有在贵州或重庆作案，他们前往云南省楚雄，在南华县和大姚县先后将小L和小M拐卖至邯郸。小M被拐走后，他的父亲前往大姚县公安局报案。经过云南、河北两地警方配合，于2004年5月19日将余华英和王某文抓获归案。面对大姚县警方的审讯，两人均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余华英谎称自己叫“张芸”、王某文谎称自己叫“王伟”，并躲过了当地公检法的审查。

2004年9月27日，大姚县法院判处“张芸”和“王伟”犯拐卖儿童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年。该院认为，“张芸”和“王伟”主观上具有拐卖儿童进行贩卖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拐卖儿童两人获利1.35万元的行为，其行为已经构成拐卖儿童罪。

判决后，两人未上诉。服刑期间，余华英于2007年获减刑1年、2009年获减刑2年，于2009年5月18日执行期满，获释后返回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居住。

当时，余华英等人的更多犯罪事实未被发现。

在余华英服刑期间，龚某良被查出患有癌症。龚某良的儿子把他接回家过了四个月后，龚某良于2008年8月1日病亡。

如今，余华英涉嫌拐走的13人中，有2人（小L、小M）被警方解救，10人先后找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1人（小C）至今未找到。

她一直记得人贩子的脸

被拐那年，杨妞花5岁。

抵达河北邯郸，杨妞花记得中间人提供的住所是一处小院子，左右两间卧室。她和余华英住在较大的一间，那里有两米多长的炕，屋子中间放置了一个火炉。余华英总是板着脸，没有笑容。北方寒冷彻骨的冬夜里，杨妞花也会被赶出去看门。

由于是个女娃，杨妞花很久没有买家看中。大概一个多月后，她才被余华英带到两个村庄间的地里，以350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的老太婆，带回给聋哑儿子抚养。在这以后，杨妞花叫这个老人为“奶奶”，喊哑巴为“爹”。

她在养家没有受到虐待，奶奶和聋哑养父都对她如亲人。但奶奶从未避讳杨妞花是买来的；有时候走在村道上，其他老人会指着她说，“当时你太贵了，不然我们就买回去了”。奶奶觉得杨妞花聪明，学太多知识容易跑掉，于是小学六年级就没让她上学了，13岁开始外出打工。

余华英在拐卖杨妞花的过程中，曾经对她拳打脚踢，还用开水烫她的头。人贩子的形象一直刻在杨妞花的脑海里。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曾经给了她十几张照片让她辨认，她一眼就把余华英认出来了。

2021年5月，被拐26年后回家的杨妞花（左一）在父亲坟前痛哭 （视频截图）图片来源：极目新闻

余华英2009年出狱时，杨妞花还在寻亲。

“如果当时（2004年）余华英能把她拐卖的其他孩子供出来，我应该能早点找到我的家人。”时隔多年，杨妞花对余华英的憎恨并没有丝毫减少——“姐姐告诉我，父亲在我丢了之后把准备盖房子的砖都给砸了，房子也不盖了，到处找我也找不到，就开始借酒消愁，1997年就去世了。母亲精神出了问题，第二年也走了。姐姐成了孤儿，跟随外婆和舅舅生活几年之后也出去打工了。我被拐走后还遭到了余华英的虐待。后来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

杨妞花说，余华英不仅害得她家破人亡，上次被抓后也未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致使她26年后才寻到亲人。

和亲人团聚后，杨妞花向邯郸警方报案，希望警方能抓住人贩子。杨妞花说，报案后，邯郸警方对当年的中间人王某付进行了初查。因不清楚父亲当年有没有在贵阳当地报案，杨妞花又向贵阳警方寻求帮助。最终，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于2022年6月6日对杨妞花被拐卖一案立案调查。24天后，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

杨妞花在法庭上当面和余华英对质，问她是否记得自己，余华英说记得。“然后我亲口告诉她，是我打电话报的警，最终让她上了法庭，在法庭上也是我要求判她死刑的，因为你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任何东西弥补的。26年来，我一直记得你的长相。”

余华英的两次流泪

村民们和社区工作人员多多少少都知道余华英和王某文。多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知道余华英在外面拐卖小孩的事，也知道王某文曾因为偷东西被判刑。记者了解到，王某文目前处于失踪状态，他的户籍已于前几年被注销。也有村民称，王某文还活着，此前他们偶尔在村里能碰到王某文。余华英被抓前回来看过一次房子，但没有人跟她打招呼。

过去以贩卖孩子为生、东躲西藏的余华英，在接近六十岁时，过上了稳定安逸的生活。

2023年被抓捕归案时，她正在大足一个小镇上的茶馆打麻将。

小镇上的街坊说，大概在四五年前，余华英嫁给这里一位姓顾的老头，一直在镇上住着。

庭审时，余华英曾两次对被拐家庭道歉，希望获得他们谅解，也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罚。至于杨妞花等受害者提出来的民事赔偿，她说愿意赔偿，但自己的财产仅有老家的四间瓦房，无力承担。

一审时，余华英曾两次流泪哽咽，一次是提及自己卖掉了亲生儿子，她情绪激动，用手抹泪；另一次则是审判长问及她的女儿上学情况，她有些哽咽。由于常年四处逃窜，女儿并没有在固定的地方上学，余华英感到歉疚。

来源：中国新闻网综合澎湃新闻（记者 王鑫）、南方周末（刘怡仙）、极目新闻等

编辑：赵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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