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琳玲

1990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一毕业，吴晓波卷起铺盖就回到了杭州。

他骑着自行车到新华社浙江分社报道。和他一并放弃保研名额的同学秦朔则去了南方，和他一样，为了爱情。

“没想过去其他地方。因为女朋友在杭州。”他和恋人结婚、很快生小孩，把根牢牢扎在了故乡。

24年来，吴晓波沿着在学生时代定下的道路急速前行——像李普曼那样做一个以写作为终生事业的人。他跑经济新闻，写书，出书，经营自己的出版企业，渐渐成为中国知名的财经畅销书作家。

生活在这个优美、富足的江南古城中，吴晓波觉得自在、充盈。这很契合他的自我定位——以自己的专业能力一点点地去改变社会；在这过程中，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并获得小小的乐趣。

他的家在京杭大运河旁。每天夜里，听着书房窗外古运河的声息，他的思绪在历史的尘埃里盘旋，寻索千年帝国繁华和衰弱的因果。

吴晓波

一个“介入世界”的旁观者

新办公场地还显得很凌乱，年轻的员工坐在电脑面前正忙碌。

几日前，“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下文简称“蓝狮子”）刚刚搬到了下城区西文街的这一处写字楼。3年里因为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员工数已从20号人增加到七十多号，其中包括运营新媒体的6名“85后”和“90后”年轻人。

今年5月8日起，吴晓波做出了他写作生涯一个重要决定：推出个人品牌的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全部停掉在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的专栏。

“现在，每个礼拜两篇专栏加一个视频。好像又回到了创业状态，十多年前那个写作状态。我都认为自己应该退休了，结果又杀到前线去了。”他坐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开播4个月，吴晓波频道已拥有超过28万的粉丝量。他的一篇《我的总编同学们》8月5日一发布，在微信上被疯狂传播，当即阅读量到达20万，增加了八千多粉丝。

在这篇“致青春”里，他曝光了如今在风口浪尖的“澎湃”CEO邱兵当年以邋遢出名，毕业后常回复旦找人打麻将，执掌《东方早报》被人笑称是“东方少年报”主编；《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当年是学霸，年年成绩第一，读书读到了黑格尔的《小逻辑》……

笑侃完“恰同学少年”，文章一转，在提及总编同学们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旧世界里的人”处戛然而止——“秦朔同学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一财的报纸和电视业务下滑惨烈，他的一位副总编几天前跳槽去了万达。”

2009年秋我采访吴晓波，两人畅谈中央权力和地方博弈的大命题时，他正面临着中国出版业一次非常相似的“断崖式下滑 ”。

2005年，吴晓波和几位合伙人共同创办蓝狮子。在4年里，借助他的两本畅销书《激荡三十年》、《大败局》，以及万科和阿里巴巴的企业史，蓝狮子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并确立了在原创财经图书领域的地位。

2010年，中国出版业的冬天忽然降临，传统渠道开始萎缩，因为介质的变化，年轻人开始数字化阅读。更雪上加霜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财经类出版的连锁打击：之前一度热销的理财、股票投资类图书忽然一本都卖不出去了，企业史类图书的单品销量也大规模下滑。

当时，蓝狮子的一个编辑部主任跑到他的办公室说：吴老师，我刚从北京回来，北京很多民营的财经类工作室、出版社都关门了，许多国营出版社的财经编辑室都合并到社科编辑室去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我们就打到最后一个，他们都被砍掉了，市场就空出来了，我们慢慢做，直到中国人民不愿意看财经图书。但是，你靠坚守是不行的，你不转型是不行的，所以还得变。”

现在，在蓝狮子的整个业务里面，传统出版业务的比重已下降到20%，新增加的80%就是所谓转型的新业务——服务部门和无线部分。吴晓波坦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每年基本上是做5件事要做错4件，烧了很多钱。”

从事24年的财经写作，吴晓波说等自己做了蓝狮子后，对企业和企业家才有了真正的同理心。“你原来只是一个旁观者，看人家企业是怎么做的，它怎么死掉的，在旁边讲讲风凉话，做评论，当事后诸葛亮。”

“现在，我知道做企业苦在哪里，难在哪里，转型在哪里，关键在哪里，体验会更深一点。2005年以后，我的理解会跟原来只做媒体记者或者做一个旁观者有很大的区别。”

他每年的时间基本上三三三分：三分之一时间用来调研、写作，三分之一时间经营公司和旅游，剩下三分之一时间做演讲、在大学里讲课。他另外一个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

蓝狮子的新办公场地里有一堵墙，上面陈列了82本书。这是他们自2010年以来4年里出版的82家公司案例。其中的三分之一，吴晓波到实地去做过调研。

“有一些原来很小的企业，现在变成很好的；有一些我们研究时还非常好的，这几年已经变得很糟糕。你看着它们起来，看着他们下去。这些年我对很多公司案例的研究，跟蓝狮子的业务本身有很大的关联度。”

“经常有人对我说，吴晓波你如果不做蓝狮子，肯定能够写更多的书，能够更多钻研学术。其实，我不后悔，也不认为会更好，因为蓝狮子还是给了我很多到一线去看这些企业的机会。”

当然，这也让吴晓波在经济上更为富足。

财富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个前提

在文人、知识分子、商人的多重角色转换中，吴晓波看上去处理得游刃有余。

这里也有“另一半”的功劳。据他身边的人透露，蓝狮子的实际运营由精明、能干的夫人来负责。

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姿态不同，吴晓波从不忌讳谈钱，他说：“我一直蛮喜欢钱的。”

众所周知，他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对不动产进行长线投资。在杭州，他拥有十几套房产，包括住宅、商铺、写字楼。他还在千岛湖买了一个140亩的岛。在房地产显露疲态的当下，吴晓波刚刚又入手了一套两千多万的房产。

“我觉得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被收买。人同此心的话，每个人其实都是很难经受住诱惑的。怎么提升抗拒诱惑的能力呢？如果我足够富有的话，就可以拒绝出卖自己。”此外，“你要在商业界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你肯定会得罪人，一旦得罪人，你会打官司。”

《大败局》是吴晓波于2000年出版的代表作，该书记录、分析了中国10家中国明星企业的辉煌与陨落。写作时，他说自己一直忧心忡忡，因为只要其中有一家企业告他，他就会很麻烦。

“后来我想，这样，我拿50万放在边上，万一打官司，大不了这50万没了。然后，我写作的时候小心一点，字字有出处，避免被认为是恶意诋毁这些企业家，用守正之心来面对他们。但是，你真的告我，我也不怕。”

3年前，这位李普曼的追随者曾和记者谈到他的一个个人观点：以写作为事业，但不以写作谋生，“财富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个前提。”

“我从来不认为清高和清贫是知识分子能够保持的，因为人第一都是很虚荣的，第二其实是很难经受住诱惑的。坐怀不乱，大概是阳痿的人才能够做到的。那我就不要让自己去经受这样一个考验就可以了。”

个人财富的自足，让吴晓波拥有了另一种“清高”的底气。“你现在拿一个亿来收买我，挺难的，我老早就超过一个亿了，你要买我的什么东西？一百亿来买我的话，我可能会动心，如此而已。”

在新华社当了13年记者，吴晓波深度接触了鲁冠球、宗庆后、马云、张瑞敏、王石等许多企业家，和他们交往甚早，他也为其中一些明星企业写书立传。但是，他强调自己在企业界没有朋友，“我认为我不应该有特别亲密的朋友，这是很危险的。”

2007年，娃哈哈和达能发生纠纷，宗庆后随后祭出了民族主义大旗。当时，吴晓波为FT中文网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晚上发给了主编张力奋。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张力奋就给他打来电话。“他说我收到你的稿件，非常好，但是你的稿子写完以后，你恐怕就要跟娃哈哈断交了。”

“我说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够看到一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煽动民族情绪。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财经界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讲话。我跟这家企业很熟，而且我反对他这样的做法，所以我必须站出来讲话。”

在那篇文章结尾处，吴晓波写道：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我跟宗先生大概断交了。果不其然，二十多年的交情随后烟消云散。

吴晓波说自己无所谓。“作为一名财经写作者，他和企业家阶层的关系距离一步之遥是必须的。”

为自己写作

自1994年起，吴晓波发愿要保持一年一本书的写作速度。

相比3年前的相见，他的心态已悄然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更多是为自己在写作，我觉得我写得比较开心，言之有物，能够对得起自己这一两年时间就可以了。”

“我以前写作希望影响什么人，改变社会。今天，我很大的推动力是因为我想解决我自己心里的问题，我对很多问题都有强烈的好奇。那么，这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是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至于最后哪个年龄段在读，是政府官员在读，还是企业家在读，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也是我掌控不了的一件事情。”

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从《浩荡两千年》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这些年的写作一直是被“那个问题”推着向前走。

2004年美国访学归来，他开始着手写作《激荡三十年》，想从企业史角度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梳理清楚。“写到一大半的时候，发觉中国企业史的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更长跨度来研究，比如企业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使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曲折性。”于是，他以1870年为历史起点着手写《跌荡一百年》，待处理到一半，又发觉需要更长的跨度来研究中国的企业史和商业史，于是有了之后的《浩荡两千年》。

在这段历时十年的思考、写作期间，国家、企业家的命运以及吴晓波个人的心境也在急剧变动着。

“2004年我开始写《激荡》的时候，企业界还是信心满满的样子，等到写《跌荡》的时候，国家主义对于民营企业家的压迫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等《浩荡两千年》写完的时候，很多企业老板都开始要移民了。”后来，他又写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希望从历史角度来梳理一下经济改革和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

政商博弈，民营资本的发展和遭遇的问题，一直是吴晓波的写作主题。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于2013年出版，书名沿袭了钱穆先生的史学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当时，出版社方面和编辑们和他一直协商，希望他能改动下书名。

“他们说吴老师这个书名没人买，现在大家都关心房子好不好，股票涨不涨，能不能创业，谁还看什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我跟他们说别改了，第一我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书名来，第二我写的就是这一摊事，就那么卖吧。他们又说书名太长了，能不能简短一点。”

让吴晓波自觉满意的是，《历代》最终卖出了20万册。

“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世界很碎片化，越来越浅薄，年轻人不读书，物质主义使得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可爱。但是，就我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讲，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蛮严肃的，还是有一些人在关心这些特别枯燥、特别宏大的话题。”

《历代》延续了吴晓波一贯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在他的梳理中，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变革史被归结为“大一统”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国有官僚资本与民间私营资本之间的进退博弈。在国进民退的现实大背景下，这样的书写显得十分“应景”。

吴晓波说自己是把现有历史研究中非常冷僻的经济商业史部分打通，“拉回到现代来”。

“ 我觉得我十几年来在学术上最大的一个工作，是建立了我自己的一个坐标系、一些价值观，以及对史料的一种掌握能力。这可能也是学术研究最有趣的一部分，每个人最后是掌握了一套学术工具，你用这套学术工具去解释历史和解释当代。如果还有能力的话，你去看未来的水晶球，看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件更大胆的事情。”

也有批评的声音。一位历史研究者认为，吴晓波的分析框架看似完美、清晰，实则过于武断、似是而非，譬如忽视了经济演进中的其他因素……

吴晓波并不讳言自己有“先入为主”的概念预设，不过，这也一样发端于个人史的演进。

自1990年在新华社跑经济条线，他用两三年跑遍了全国各地，调查了百来家企业，尤其是在浙江省。他一共写过3本研究浙江经济和企业的书：一本是《温州悬念》，是目前发行量最大的一本研究温州模式的书；一本是他在早年完成的《农民创世纪》，话题是有关浙江省专业市场的发展。此外，他还有一本研究娃哈哈的书——《非常营销》。

在这位“历史的旁观者”眼中，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正是民营资本的崛起和人们的财富意识的崛起，以及对自我命运的解放意识。

“我蛮幸运的，一直工作在这么一个地区，如果我是在北方或者在一些国有企业特别强大、政治势力特别强大的地区，可能就观察不到这些特别激烈的变化。”

我们的宏大叙述、忧国忧民的话题一谈完，他赶着去隔壁会议室主持蓝狮子的一个会议。晚上，还有一场麻将之约在等着他。“还有什么比生活的乐趣更重要的呢？”

吴晓波（大食）

“这个城市在气质上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认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

人物周刊：一般来说，企业所在的城市往往会给企业打上精神文化的烙印，杭州给您的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杭州是商业相对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但是它又不是属于像北京、上海这样特别喧嚣的中心城市。所以，在这个杭州做一个文化公司，第一是能够感受到商业最前沿的气息，第二相对能够比较安心地做一些像编辑、创意的工作。所以，你看，杭州的文创产业蛮发达的。

人物周刊：杭州精神是怎么深入到你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

吴晓波：杭州这个城市在气质上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认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这个城市本身就有这样一种氛围。在我的生活中，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家庭和生活快乐比工作更重要，我不会没日没夜地去工作。

人物周刊：您在上海念书、工作过。相比上海，在跟杭州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吴晓波：我本身就是杭州人。杭州人和上海人最大的区别是，上海相对来讲比较斤斤计较，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特别的强。相对，杭州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比较富足，互相的关系更亲密。比如说在杭州，我喜欢打麻将，我如果5点钟开始请人打麻将，大概6点半就可以聚得起来。你在上海5点钟请人打麻将，说6点半聚在一起，你肯定在折磨人家了。上海人跟人的关系更客气一点，杭州更像家里人一点。相比，杭州是一个更小、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

人物周刊：怎么看待杭州这个城市的精神？

吴晓波：我觉得杭州精神最大的特点就是飘忽不定，它不是一个有特别鲜明的城市特征的区域。它很古老，曾经是一个帝国的都市，第二它很优美，有像西湖这样一个自然环境。

但是，它的气质非常飘忽不定，人来人往。这个城市的市民比较注重工作和生活的质量，所以竞争也不是特别的激烈，但是物价很高，主要是房价有点贵。

人物周刊：对于杭州，自然、精致、开放、包容，哪个词更能概括这个城市的性格？

吴晓波：自然。

人物周刊：您觉得杭州的自然气息、人文气息，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晓波：我认为体现在历史上。像我这么一个杭州人走在杭州街巷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条马路是当年司徒雷登住过的地方，再旁边一点是戴望舒写《雨巷》的地方，再往那边看看，是当年宋美龄和蒋介石住的地方，再看看那个是苏小小的墓，那个是苏东坡的。

杭州的城区面积很小，在全国的省会城市里面，大概排在倒数第三、第四位。但是，它在南宋以后是江南的一个后花园，很多文人逸士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过。如果你对中国的文化史比较有兴趣和有一定认识的话，你会发觉你是在历史中散步。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西湖边请朋友。我随便站在西湖边的任何一个地方，东西南北一指，大概可以指出10个历史遗迹给他们看。

在别的城市，可能就没有那么密集的历史感。

人物周刊：杭州哪个地方对您来说意义最为重大？

吴晓波：家。我自己买的第一套商品房就在运河边，我现在还住在离那个房子不远的另外一个小区的运河边。我写作的时候，我那个书桌是面对着运河的。

对我来讲，运河是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所在。小时候我们会在运河里游泳，我读初中的时候在运河里游泳，后来就不能游了，河水变得很臭了。这两年河水又慢慢好起来了。京杭大运河北面是积水潭，南面是艮山门，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地段。

人物周刊：你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杭州吗？在更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性么?

吴晓波：我就没有想过，没有过这样的选择。我的女朋友在杭州，所以我大学毕业，我就得回来，我双方父母都在这儿，回来以后很快就生小孩。我觉得杭州确实挺好的，它不偏远，所有的商业氛围、文化氛围，这些都有。这儿你可以认真地看书，然后写点东西。

我在上海曾经呆过半年。基本这半年就处在“接客” 状态，我根本没有办法待，因为上海是一个码头，然后我的朋友比较多，人来人往，几乎每天都会有人问我吴晓波你在哪儿呢，过来喝茶吧。半年处在接客状态，根本安不下心来写东西。但是，要是朋友们到杭州来看我，他其实得下点工夫飞到杭州来，就会好很多，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蛮好的。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 如果你在很年轻时没有离开杭州，以后就不会离开了。

吴晓波：其实还是因为朋友和亲人，这是每个城市对你的意义。我也很喜欢上海，在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面，我最喜欢上海，主要是因为我在上海的同学、朋友有很多。杭州也一样。

人活到后来，这个城市的大小跟你关系都不大，关键还在于你在这个城市里，晚上有一些朋友、客户一起喝茶，周末大家可以一起玩，因为还是活在社交圈子里，一个比较真实的社交圈子里。纽约也很好，但是，纽约跑进去人生地不熟的，巴黎也很好，但是，这个城市跟你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