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工作间里，菊地雄斗正用一把长长的铁具专心地打磨着桌台上固定的一块石膏模型，他不时的停下手上的工具，拿起卷尺测量着石膏的围度，再用手机计算出一串数字，片刻的思索后，继续用磨砂网小心仔细地打磨着石膏表面，如此精雕细琢的专注程度，仿佛如米开朗基罗创造“大卫”一般。房间里，还有一位戴着眼镜名叫丁宁宁的年轻人，正带着他的学徒仔细地观察着菊地的一举一动。
菊地雄斗，并非是一位雕刻艺术家。他手中的石膏其实是一个小腿残肢的模型。
穿在腿上的“刑具”
2020年11月24日，这一天是王立盼望已久的日子，家住邢台的他要自己驾车两个小时前往石家庄一家名为impact的假肢公司，不远千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右腿换一副新的假肢，对王立而言，这副新假肢意味着他终于可以扔掉那副穿在右腿上的“刑具”——近二十年的旧假肢，自2001年遭遇车祸的这十几年里，王立正是穿着他的那副旧假肢进行着日常的生活，然而，旧假肢带给他的并非是便利而是折磨。
每天出门前，王立总会先给自己的右腿的残肢穿上袜子，套上假肢壳，再给假肢壳穿上袜子，最后把腿塞进假肢的接受腔里，撸下裤腿，走出家门。在外人眼里，王立走路的姿势和健全的普通人一样，如果不仔细盯着腿看，根本看不出区别，但这其中的酸痛滋味只有王立自己最清楚。
作为一名旅游爱好者，几年前，王立背上背包和朋友前往西安，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靠着自己的双腿登上大雁塔，可刚走了两百多步，王立就立刻感受到右小腿的残肢处如尖刺般钻心的剧烈疼痛，此时王立的额头不停地冒着汗珠，而那副假肢如同一把尖刀，深深地刺入到王立右腿的肉里，“一步也不能多走了”，忍着强烈的剧痛，王立打车回到自己的宾馆，小心翼翼地脱下假肢，当看到被假肢磨得又红又肿的小腿残肢时，王立知道，自己的这趟旅行又泡汤了，眼下，他只能静静地躺在宾馆的床上，望着天花板，慢慢的等待腿部消肿，然后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菊地雄斗在打磨假肢 刘晓琳摄
王立还记得，自己做完截肢手术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总会在病房里看到几个一手捧鲜花，一手提果篮，满怀关切的走向截肢患者床前嘘寒问暖的人，他们是各大假肢公司的推销员，每一个刚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截肢患者都是他们的目标客户，王立就是其中的目标之一，在一位自称是义肢推销员多次执着而卖力的推销下，王立最终掏了一万块钱购买了他们公司的假肢。
四个月后，王立的右小腿截肢部位已慢慢愈合恢复到了自然状态，他订了一张从邢台开往北京的火车票，来到了将要给自己安装假肢的公司，在此之前，由于王立的腿部没有完全定型，只能临时穿着安装假肢的实验腔（即接受腔，残肢与假肢的衔接部件），“我刚装上假肢时连走都不敢走，要拄着拐杖，甚至扶着双杠适应了半个月才敢走，这期间还摔过一跤。说白了还是不信任自己的假肢。”而这一次，在残肢定型后，王立要换上正式腔，开始真正的独立行走。
在一副小腿假肢中，接受腔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直接与残肢接触，支撑着人体重量，控制着假肢运动。假肢穿戴舒适与否，完全取决于接受腔是否合适。但王立的正式腔和实验腔一样，并没有重新进行调整，一年后，由于王立的体重增加，腿部截肢部位进一步的萎缩，导致走路时膝盖的韧带无法受力，不得已，王立便重新换了一副假肢，这副假肢一戴就是18年。
在戴假肢的这近二十年里，夏天成为了王立最讨厌的季节，为了保护腿部残肢，每次穿假肢壳前，王立都要先穿上类似于丝袜材质的袜子，由于他穿戴的假肢属于吊挂式假肢，膝盖骨又恰巧卡在接受腔内，假肢下腿属于摇晃状态，走上一百多步，假肢壳就会把袜子磨破，再加上夏天易出汗，假肢不透气，此时的袜子就变成了一张砂纸摩擦着王立脆弱的残肢部位，如果再继续走下去，就会抹掉残肢部位的一层皮，“那种疼痛我是没有办法和你形容的。”
“假肢穿对了是辅具，穿不对了就是刑具。”这是在假肢圈广为流传的一句略带讽刺的调侃，为了能尽快的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假肢，王立在这18年的时间里不间断的在网络上搜寻各种关于假肢的资料，但每一次搜索引擎里弹出的所谓的有效信息都被“莆田系”的假肢公司广告刷屏，想要找到一家真正靠谱的假肢公司犹如大海捞针。
直到2020年王立在知乎上发现了一位名叫夏夏的网友，她同样是一位右腿截肢的肢残人士，在知乎上为网友解答各种有关假肢的专业问题，为了给更多的残疾人提供真实有效的假肢共享平台，她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肢乎共享假肢”的公众号，在知乎浏览了夏夏有关假肢问题的解答后，王立隐隐觉得他离戴真正靠谱的假肢似乎更进了一步。
通过公众号，王立加了夏夏为好友，这时王立才知道，夏夏曾因穿戴假肢不适致使二次截肢，这也是王立一直以来所担心的，他不想重蹈覆辙，经历二次截肢带来的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寻找一副适合自己的假肢已经迫在眉睫。在得知了王立的诉求后，夏夏向他推荐了曾为自己安装假肢的丁宁宁。
每副假肢都是 “高定”
2020年，受疫情影响，包括中国和整个世界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倒闭、裁员成为了新闻里提及频率最多的词，但丁宁宁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经营的impact假肢公司居然迎来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小高峰，“3月之后，业务量直线上升，可能是大家闲在家里有时间刷手机了。”丁宁宁笑着看向了站在自己身边的好哥们儿菊地雄斗。
“你看我们公司破破烂烂的。”丁宁宁一边说着一边环顾着自己公司一楼的大厅，言语中透露出他对自己公司的发展现状并不满意。
菊地雄斗在为患者画骨性标记 刘晓琳摄
2018年，丁宁宁辞去了在北京担任“吴锡汉（中国假肢第一人）大师工作室”技术主管的职位，带着创业的热血，回到了家乡石家庄，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河北因帕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并找来了自己当年在日本留学的大学同窗，同样是从事假肢装具师工作的好友菊地雄斗，来为自己的事业助上一臂之力。
2020年10月，日裔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在自己的系列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中。专门记录了菊地雄斗制作假肢的过程，在竹内亮导演短短30多分钟的镜头里，菊地雄斗展现出了作为一名顶级的假肢装具师所具备的专业素养和超高的技术，甚至曾获得两届残奥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的茅经典，也慕名前来请他们制作假肢，这让很多人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一副假肢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到残疾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关乎他们下半生的幸福。
纪录片在B站播出后，虽然收获了一波好评，但公司却没有因此收获更多的顾客，更多的还是靠老顾客的推荐。
丁宁宁在观察患者假肢 刘晓琳摄
9月，丁宁宁收到了夏夏的微信，夏夏为他推荐了一位新客户，正是王立。
在添加了王立的微信好友后，丁宁宁按照假肢前期的制作流程，仔细询问了王立的身高、体重、年龄、截肢原因、截肢部位，以及截肢后腿部变化情况的照片，丁宁宁和菊地根据王立的腿部情况做出了具体的方案，最终王立选择了菊地来为自己制作假肢。
按照老规矩，王立在穿戴正式腔之前需要穿戴一个月的实验腔，与正式腔碳纤维材质不同的是，实验腔是用透明的塑料制成，这样可以直观地看到残肢在试验腔中是否完美匹配，也能让穿戴者给出反馈，并及时地加以调试。
但对于王立而言穿戴实验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常年穿戴不适合自己腿型的假肢，导致残肢部位畸形，走路时的受力点发生了严重的偏离，需要用实验腔加以矫正，以确保在穿戴正式腔后的成功率。
菊地雄斗在测量假肢石膏 刘晓琳摄
来到取型室，菊地安排王立坐在一把可调节升降的黑椅子上，而他则找了一个小板凳坐在了王立的对面，待脱掉假肢后，仅剩下硅胶套还穿在王立的腿上，“用力，肌肉绷紧”，菊地双手握住王立的小腿残肢，一边指挥一边用手掌和指腹进行按压。作为一名假肢装具师，菊地的手指甲盖总是修剪的干干净净，没有一毫的多余，注重个人卫生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在给患者取型手指按压残肢的过程中，避免伤害。
手指触感的敏感度可以说是一名优秀假肢装具师与生俱来的天赋，这双手要精准地按压残肢肌肉的走向，检查软组织的厚度，以及腿部在不同状态下骨骼凸起的程度，并且还要通过双手对腿部的施压来模拟腿部在穿戴假肢后走路时受力的感觉，以此确认患者最直接的感受，如果在施压的过程中腿部出现疼痛、压迫、摩擦甚至有出血的前兆，在取型时就会预留空间，避免触碰。“这个手感也需要皮肤的敏感度，不是所有人学了之后都能做到准确无误。”即使是在医用3D打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假肢装具师的双手依旧无法被取代。
某种程度上来讲，一副真正好的假肢犹如秀场上的高级定制，从腰围到肩宽，都需要设计师精准到毫米的测量，做出只属于患者独一无二的成衣，而不是从生产线上批量产出适合大街上任意一个人穿的均码产品。
按压结束后，菊地拿起一卷放在他脚边的保鲜膜，仔细缠绕在王立腿部的硅胶套上，用皮尺精准的测量出残肢的各个尺寸，再用记号笔画出骨骼的形状，骨骼凸起的部位会特别画一个小叉，以此标记出腿部耐压与非耐压的部位，紧接着用弹性和非弹性的石膏绷带缠绕在腿部，在石膏没有固化之前，用手按压出耐压和非耐压的骨骼形状，待3—4分钟后，石膏绷带凝固，菊地只需轻轻一拽，取型就顺利完成了。
“取型的过程我们要用30-40分钟，国内其他公司也就15分钟左右。”丁宁宁站在菊地一旁进行着翻译与解说，不仅如此，后续的腿部阳性模型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进行精准、细致地打磨，而模型与腿部尺寸的误差最多不会超过两毫米， “他们做这个最重要的是用心，将就的话受罪的就是我们。”王立道出了作为一名残疾人的心声。
观察，是假肢装具师另一个必备技能。王立穿戴好接受腔后，要进行试走，他走路时脚跟或快或慢落地的瞬间都逃不过菊地和丁宁宁的“鹰眼”，如果在走路的过程中步态出现偏差，菊地就会对假肢重新进行力线的调整，用改锥旋转链接脚板和接受腔之间的螺丝钉，调整的目的是保证王立在平时走路的情况下受力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而旋转的角度往往不会超过一毫米，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个细微的旋转，往往决定了一副假肢最后的成败。
通常一副正式腔的假肢从取型到制作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但由于王立当晚必须赶回邢台，菊地和他的学徒金资博只能加班加点赶制假肢，经过反复的试戴、打磨，从下午2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经过整整11个小时的连续工作，王立终于穿上了自己等了近20年的假肢。
“来中国和我一起做假肢吧”
2018年年底的一天，菊地雄斗在日本埼玉县迎来了自己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大学同学丁宁宁，二人于2015年毕业于日本“人类综合科学大学”，主修保健医疗学部康复医疗学科义肢装具学，这个听起来让人既陌生又有点摸不到头脑的专业，简单点说就是为残疾人安装假肢，但实际上，这门看似简单的专业涉及到解剖学、运动学、生物力学、材料力学等60多门学科，需要经过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学分达到128分，才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假肢装具师，毕业难度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才，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很抢手，尤其对于假肢装具行业还不成熟的中国而言更为稀缺。
丁宁宁不仅顺利毕业，还是第一位取得日本义肢装具士（假肢装具师的日本说法）国家资格的中国人，这次回到日本，他就是来正式向自己的老同学菊地发出邀约，希望他能同自己回到中国创业。
“祖传假肢装具师”
菊地雄斗在记录患者假肢数据 刘晓琳摄
“我爷爷的弟弟的爸爸开始，到我是第四代。”菊地操着不太流利的中文，一字一句的想要解释清楚他们家族世代做假肢事业的关系谱，显然他的解释有些混乱，“其实就是从他爷爷辈开始的”，作为菊地的中文老师，每当菊地遇到难以理解的中文词语或表达，丁宁宁就会成为他的翻译。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菊地的爷爷顺应了日本当时就业环境的大潮流，选择了最为挣钱的行业之一——假肢装具师，并且和菊地的叔祖父共同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而菊地的父亲同样继承了爷爷的衣钵，成为了一名假肢装具师，父子二人凭借着对假肢制作的精湛技术逐渐在日本的假肢行业打开了知名度，“从小家里人就告诉我，父亲是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而且（做假肢行业）是不会饿死人的”， 菊地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环境的耳濡目染下，顺利成章的成为了一名假肢装具师。
毕业后，菊地就职于埼玉县浦和义肢装具制作所，这也是菊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公司。有趣的是，公司从老板到十位员工，全部是菊地的大学校友，造成这一罕见现象的原因是，全日本仅有10个假肢矫正专业。当年，菊地和丁宁宁所在的班级也仅有17个学生，在他们毕业的2015年，全日本拿到义肢装具士国家资格的人只有五千人左右，而整个日本总人口达1.27亿（2016），残疾人占比6.77%，五千人对日本的假肢市场而言也只是刚刚够用。
和菊地不同，丁宁宁毕业后先进入埼玉县县立康复中心，担任团队医疗假肢矫形器顾问。之后前往东京，入职日本最大的假肢矫形器医疗集团“川村义肢株式会社”担任假肢矫形技术骨干，并达到了一年制作150支假肢的经验，作为公司里唯一的中国人，丁宁宁同时还负责对接中国的业务往来。
就在日本的事业刚刚起步之时，2017年，丁宁宁选择回到北京，入职国内行业一流的“瑞哈国际假肢矫形器贸易有限公司”，担任“吴锡汉大师工作室”技术主管，并为多个残奥会冠军假肢进行了技术服务和制作。在此期间，还为夏伯渝制作了登上珠峰的假肢，至此，丁宁宁这颗在假肢制作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受到了业内的关注。
“我在北京打工要比现在的生活质量高很多，也挺潇洒的。”回忆起曾经作为的打工人的日子，丁宁宁略带骄傲，那时，他年薪20万，每年要飞6万多公里，去全国各地扩展业务，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工作以外还顺便旅游，当地的好吃的好玩的他一个都不落下，可偏偏这样的好日子他过不下去了，“我感觉自己已经打工打到头了，没有意思了。”
刚到日本时，丁宁宁还处于专业选择迷茫期，这期间一位读康复医学博士的前辈建议他报考义肢装具学，在此之前并没有中国人选修这个冷门的专业，如果能拿下相关资格证书，那就会成为第一位取得日本义肢装具士国家资格的中国人，前辈的提议让丁宁宁感到“很有意思”，也激起了他内心的斗志，在报考义肢装具学前，丁宁宁就百分之百确定自己一定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人。
各种制作假肢的工具摆在架子上 刘晓琳摄
也就是在那时，丁宁宁有了创业的想法。终于，在2018年，丁宁宁投入了60万的启动资金回到石家庄开办了impact假肢公司（河北因帕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但在通往罗马的道路上，丁宁宁觉得他还少了一个同行的伙伴。
大学毕业后，丁宁宁由于工作关系每年都要频繁地飞往日本选购制作假肢的原材料，顺便和自己的老同学菊地叙旧，每次见到菊地，丁宁宁总会对他说，来中国和我一起干吧。
“一开始让他来中国就是开玩笑”，但丁宁宁心里清楚，自己的这句玩笑在当年不久的将来即将实现。2019年10月，菊地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辞职准备，终于来到了石家庄和丁宁宁一起并肩作战。
为了节约成本，公司选择了远离市中心较为偏僻的吉恒园小区，这里的小区都是三层的独立居民楼，如果不是专门去做假肢，外人根本就找不到，因为丁宁宁的假肢公司的门外和其他的居民楼一样，没有悬挂任何的广告招牌，为的就是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残疾人。”
各种假肢成品 刘晓琳摄
虽然丁宁宁调侃自己的假肢公司“破破烂烂”，但所有制作假肢的设备和原材料丁宁宁只用最好的，“我们把全世界最好的制作假肢的材料都买了”，单一台从德国进口的假肢打磨机就花费了30万元，虽然国产的假肢打磨机10万左右就能搞定，但所谓的平替在丁宁宁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石膏绷带是日本的，碳纤维是德国的，实验腔板材是比利时的……还有一个钳子是我从日本参加学术交流会自己背回来的。”
虽然做了老板，但丁宁宁并不想以商人自诩。丁宁宁和菊地曾给一位患者通宵做假肢，可患者在穿戴后反悔，以不合适为理由要求退货，丁宁宁二话没说当场同意，没有收取一分钱的制作费。这样的事情，在丁宁宁十年的假肢制作生涯中只遇到了一次，损失了一万元，虽然很无奈，但比起盈利，他更在乎的是服务。
“我们把很多客人都‘惯坏了’”，这让丁宁宁很有成就感，因为他和菊地几乎能满足患者们提出的关于假肢使用的所有可能性，在没有佩戴适合自己的假肢之前，患者每天最多只能走一两千步，但出了丁宁宁公司的门，他们现在可以每天在公园里走上万步。菊地坦言，和日本的患者相比，中国的顾客除了要满足日常生活外，他们想要做更多富有挑战的事情，“跳舞、攀岩、参加运动比赛，他们甚至想要做的比普通人更好。”这也正是丁宁宁和菊地所鼓励的。
在丁宁宁的记忆中，这种相互的鼓励总是产生于他和患者之间。丁宁宁还在日本实习时期，遇到过一位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12岁小女孩，由于小女孩肌肉力量发育不足，需要挺着肚子用笨重的金属矫正器才能辅助行走，丁宁宁便为她制作了一副轻便式的矫正器，穿上新矫正器后，小女孩步伐轻快地向前走了十米，就在这时，她回过头微笑地望向了丁宁宁，这个画面就像电影中的场景，令丁宁宁十分动容，并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中国假肢人才的参差
丁宁宁有很多的头衔，除了做老板，他还是“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假肢矫形系毕业考试兼ISPO国际二级假肢矫形器实操考官，同时也是特聘教师，每年都会去学校进行教学，然而，在教学过程中，丁宁宁发现很多临近毕业的学生连最基本的骨性标记都是错误的，本应该通过手的按压画出准确的骨性，但学生只是凭感觉画出个大概，这就直接导致整个假肢的失败。
在日本，丁宁宁一年最多能做150个假肢，这已经达到一位假肢装具师一年制作假肢的最高上线，但丁宁宁回国后发现，国内的假肢装具师一年能做200-300个，如此高的生产力，让丁宁宁和菊地倍感惊讶。
据中国残联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2月，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其中仍有1500万以上的残疾人生活在国家级贫困线以下，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2%以上。每年，中国残联都会为贫困户制作假肢，而在中国，取得假肢装具师资格的不到2000人，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假肢的批量生产和粗制滥造，而在假肢制作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各个环节的精准打磨，这也正是国内假肢制作行业所缺乏的，而恰恰是这些被忽略的小细节，导致中国的假肢制作行业落后于国际水平。
菊地雄斗和金资博 刘晓琳摄
金资博是impact假肢公司唯一的学徒，这位毕业于“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假肢矫形系的应届毕业生，前脚刚迈出校门，后脚就迈进了丁宁宁的公司，受到了丁宁宁和菊地的全方位重点栽培，生活中，金资博和丁宁宁和菊地相处的和哥们儿一样，甚至开玩笑的称他为金老师，但只要进入工作状态，丁宁宁的语气就会变得严厉起来，他会双手环抱站在金资博的旁边，揪出他忽略的每一个细微的错误。
至今，在公司的石膏室的工具架子上，丁宁宁还放着一把锋利的雕刻刀，那是入学后的第一节假肢课，学习的内容就是磨刀，老师告诉他，如果连自己的工具都处理不好就不能称之为一名优秀的假肢装具师，从大一到大四，丁宁宁和菊地把刀磨到可以把手上的汗毛剃掉，而在这一刻他们二人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假肢装具师，匠心早已成为他们职业的灵魂根本。
丁宁宁和菊地雄斗
3月14日，是白色情人节，这一天丁宁宁在他的朋友圈里晒了一组和菊地的九宫格，两人面带微笑，举起酒杯碰在一起，以此纪念他们跨越大洋的十年友谊。在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前夕，丁宁宁和菊地再次背起行囊，前往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免费为中国的运动员提供假肢的技术服务，以确保他们在赛场活动自如，发挥出最高水准。而让每一个残疾人都有成为一名正常人的权利，则是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文章中王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