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 | 维舟
“苏联”：
一个散装的省份
由于“散装”，江苏向来号称“苏联”：这个省份仿佛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十三个地级市的联盟。不像东北三省的人都会自称是“东北人”，江苏人别说是那么大的地域认同了，连本省的认同都很薄弱。
网上有个著名的段子说：“至今不能原谅白素贞，两条四川的蛇，为了浙江男人，水淹我江苏人。”底下就有人嘲讽：“这肯定不是江苏人写的，因为江苏散装，只会说水淹我镇江人，不会说是江苏人。”
这是真的。一位老家苏州的朋友感慨：“我们江苏人没有归属感的。我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了，最怕有人给我介绍‘这是南京人，你老乡’，双方都极其尴尬……”还有人发现，在南京做活动，问起场上有多少是江苏人，没人搭理；再问有多少扬州人，很多人站起来。
在日前的“苏超”联赛中，南通足球队积分暂列第一，常州队则垫底，网上因此有人编了一个段子：常州中华恐龙园对持南通身份证的游客，门票收费加征124%的关税！
这种“散”，不仅限于各地市之间，还向下渗透到更下面的层级：昆山很少会称“苏州昆山”，仿佛自己根本不是苏州的一部分；无锡下辖的江阴、宜兴一直想闹分家，不承认自己在无锡，当地人有着强烈的本地自豪感，从没觉得“无锡人”的标签有什么好的；海门市2020年变成南通的一个区，换作有些地方或许欢欣鼓舞，但在海门，普遍的情绪是为此愤愤不平。还有更夸张的：我一位同事的老公老家在盐城市射阳县特庸镇，但他总不肯说自己是射阳人，而喜欢跟人说“我是特庸的”。
资料来源：@福桃九分饱
在这种情况下，江苏各地呈现出五花八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内部的鄙视链极其复杂：苏南瞧不起苏北，觉得苏北人又穷又糙，苏北人则嫌苏南人自大又矫情；苏锡常共同鄙视南京，而苏锡常镇又彼此看不上；南通、扬州、泰州看不上更北的；苏北城市之间，徐州与盐城、淮安和宿迁，也是互相不服。至于南京，作为省会的地位也相当尴尬，很难作为老大哥被其它城市尊敬，倒是在安徽颇受仰慕，号称“徽京”。
互相不服，也是有资本的：江苏确实每个城市都拿得出手，像苏锡常甚至是底下的区县明显强于市区。天津人在外地，绝对不会宣称自己是塘沽人，但宜兴人就算出了省，也不愿意自称是无锡人，这种地方认同既是源于本地文化自豪感，也是因为在经济实力上确实有底气。尤其是昆山、江阴等地，按行政级别只是县级市，但GDP都高达5000亿以上，甚至高过一些省会城市。
确实，越是经济繁荣、文化自信的那些地方，就越注重独特的自我定位。表现在当地人的潜意识中，就是他们会自豪地直接认同本地，例如深圳人很少会说自己是“广东人”，而是说“深圳人”；东北三省的人普遍都会自称是“东北人”，唯独大连人除外，他们更喜欢说是“大连人”；青岛人也很少对外自称“山东人”，更不会是“山东青岛人”，而是直接称自己为“青岛人”——据说这都已经成为青岛人的一个标志了。
从这一意义上说，“散装”的背后是文化的多样性，就好像一个群体里，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异彩纷呈，专注做好自己。苏州下辖的那些县级市，常常自称“中国昆山”、“中国常熟”、“中国张家港”，这并不只是为了夸大其词，而正可见到一种非凡的努力：我们这地方自有特色，也值得被看见，积极获得曝光的机会，而不是被“苏州”这个大标签所覆盖。相比起内地大部分的县在省外连名字都很少被人听说，长三角这些区县的“能见度”要高得多了，而这本身就对当地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散装”其实是好事
江苏的“散装”，绝不是现在才这样，而有着深远的结构性根源。
早在明清时期江苏、安徽尚未分省之前的南直隶时期，这种格局就已经有迹可循了。应天府（今南京）在明代属于“两京”之一，统辖全省，却又并非南直隶的行政省会，这样一来，南直隶就没有正式的行省衙门，各府州都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六部，互不统属。清末江苏籍日本留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第一期发刊词就感叹江苏的“一盘散沙”为全国之最：“我江苏人民如支那，我支那之人民，以薄弱闻于世界，我江苏人民又以薄弱闻于支那。”
江南市镇数百年来的繁荣发达，也使各地强化了自身的地位和认同。研究中国城市史的赵冈认为，江南地区的市镇是“超层级”的，像周庄、同里、震泽等市镇，可以越过其所属的府、县直接通达全国性市场。既然如此，它们对府州一级的认同感也就淡了。昆山之所以会自我定位为“中国昆山”，其历史渊源就在这里，可以说是这一发展路径的现代版本。
尤为重要的是，江苏十三太保都是准二级财政，地级市的税收都直接交到中央，而县级市也是直接交到省里，无论省管市还是市管县，都只是代管。昆山与苏州、江阴与无锡，看似是上下级隶属关系，其实早就近乎平起平坐了。当这些强县被省直管之后，市域一级也就只能在城区范围内练好内功，而不能吸血下一级的区县，这就使得资源配置更为均衡而不是一味向上集中。
江苏省内本来就发展相对均衡，不需要强大的省级财政汲取更多资源去进行“省内再平衡”，把那些从富裕地区收上来的钱去救济穷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各地自己有钱，也不求着省里“转富济贫”，自然就专注于把本地搞搞好。这样一来，省里无法集中各地市资源做大做强省会，地市也无法把下属区县资源都堆在主城区，又更趋于“散装”，驱动地方经济进一步均衡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资料来源：@江之岛绫小路
与其它省份对比，江苏这种均衡发展的特性尤为突出，别处是单一中心，江苏却是多中心的漫天灯火，没有一家独大。像长春、银川这样的省会，GDP都能占到全省一半以上，但在江苏，最强的苏州也只占到20%，省会南京更只有15%。论人均GDP，2024年江苏最高的城市（苏州，17.8万元）和最低的城市（宿迁，7.4万元）不过相差2.4倍，而广东省内最高的深圳和最低的梅州差距达到5.5倍。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全国共有105个城市的城区人口规模突破百万，其中江苏共有11个城市（只有泰州、宿迁、镇江暂未达到，但县级市昆山也过百万大关了），位列第一，其整体实力可见一斑。近些年来，江苏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设区市全部跻身全国百强城市的省份。2024年，在江苏省内GDP总量垫底的宿迁（4802亿）也轻松超越拉萨（990亿）、西宁（1862亿）、海口（2471亿）、银川（2940亿）、兰州（3742亿）、呼和浩特（4107亿）、乌鲁木齐（4502亿）等一众省会城市。
像这样的均衡发展，不仅仅是财政和管理体制上的分权安排，也意味着一个离心、开放的结构，而非向心、内聚的力量主导。江苏的不少城市，都与邻近省份的关系更为密切，安徽马鞍山与南京、昆山和上海，都差不多实现同城化了，所以才有“安徽南京，上海昆山，山东徐州，浙江苏州”的梗。换句话说，当地在实现自身发展时，并不为行政边界所局限，而是开放共赢，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当然，“散装”所带来的也并不只是“均衡”，“比学赶超”尽管能激发各地的竞争，但也可能造成事实上的“内斗”。常州/无锡（以及和宁镇）之间为了争抢过江通道，曾爆发连番斗争；无锡、常州、宜兴三地就修建宜马通道和常宜高速，也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博弈；北沿江高铁在经过扬州、泰州段时，当地民意也相当激烈。“内斗”正体现出地方利益的充分博弈，而这就使得协调沟通、互利共赢变得尤为重要。
形散神不散
要说“散装”，其实也并不只是江苏如此。大体上，全国的省份可以分为：单核省（典型如陕西，西安一城独大）、双核省（山东，济南、青岛双城记）、三核省（福建，福州、厦门、泉州三核驱动）和“散装省”。然而，有些省份看着不散，其实往里一看，也一样“散装”。
在广西，没有哪个城市能挑战南宁的地位，但广西的多元化也相当突出，仅就地方文化而言，壮语、白话、西南官话桂柳方言就三足鼎立。不过，如果说江苏的“散装”是分权之下各具特色，并不阻碍高水平的分工协作，那么广西的“散装”则更多表现为“内部缺乏整合”，这种低效的协同性，到头来会阻碍了其潜力的发挥。
浙江看起来是典型的双核省，但省内各地无论是文化多样性，还是不同城市的均衡发展，与江苏相比都不相上下。浙江各地的地方认同感也相当强烈，县域经济相当活跃，义乌的知名度甚至比金华市还要高。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推行“省直管县”的省份，这避免了地方财政被地级市“吃县、刮县”的现象，使县也能和主城区处于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同时保留了各地自身的特性，在地方利益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协调发展。
因此，“散装”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而论，真正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效地实现互利共赢。低水平的散装可能导致各方缺乏协调机制，在内耗中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但高水平的散装却可以在保证每个组成单位利益的同时，激发不同个体的积极性，更加灵活地抓住机会，达成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国社会历来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其实“散装”才是历史的常态。西方漫长的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其社会组织原则是分枝性（segmentary）与平等自主（egalitarian），强调不同组成单位的自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决策权”（decision making）分散在每个小团体手中，他们都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随时根据自身的状况来做出应变。
在农业社会，像修建水利工程这样的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如果资源不稳定、情况瞬息万变，那么社会结构就需要有弹性，每一个小群体都能根据自身状况随时调整，需要被赋予相当的决定权。这确实会看起来无法团结统一，但历史证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太多太复杂的信息，创新和机会也总是意味着风险，此时，自治、分权的制度安排会比铁板一块更有活力。
在欧洲，一些国家无论地域还是人口，常常也就是中国一个省的规模，但其“散装”程度则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德国、意大利这样历史上经历了长期分裂的，各地的文化特色、自主性都很强，即便是首都的首位度也不高。美国虽然地域辽阔，但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州权必须得到尊重，而州以下的每个市镇、县都是自治的，彼此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没有国内“市管县”这种设置，可谓相当“散装”了，但不可否认，美国的市场经济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都是高度发达的。
《易经》中有一句看似费解的话：“群龙无首，吉。”这体现出先人的智慧：无为而治，容许各方自由发展，才是正确的方向。当然，“去中心化发展”也可能出现诸如内耗、重复建设、缺乏协调性等问题，这就发挥市场机制“无形之手”的作用，协调各方利益，在明确的规则框架下，充分释放地方活力，这样才能“形散神不散”，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