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左翼取消文化被取消

《华尔街日报》:左翼取消文化被取消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表达了人们对进步主义者审查方式的广泛不满。但保守派也有一个取消问题。

在竞选之夜的深夜,一阵狂喜的欢呼声在棕榈滩县会议中心荡漾开来,特朗普竞选团队在这里举办了观选派对。这是胜利的声音。

对一些仔细聆听的人来说,这阵欢呼声也意味着别的东西:进步主义取消文化的丧钟。

多年来,美国人被前总统对女性的恶劣对待和对少数群体的煽动性言论的骇人细节所轰炸。然而,在选举日,大约一半的国家决定,他的过错并不重要。

在候任总统于本周一就职后不久,他的保守派支持者期待他对联邦政府以及高等教育和私营部门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倡议发起正面攻击。

特朗普的胜利可能是最明显的迹象,表明在过去十年或更长时间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风向正在转变,将美国从一个审查的时代带入一个更加宽容的时代,取消文化及其同路人正在节节败退。但这绝非唯一的迹象。

本月早些时候,Meta宣布将不再管控其Facebook和Instagram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言论。虽然批评者指责该公司向特朗普低头,但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表示,其核查事实的尝试太过频繁地演变为左倾审查。在一段视频讲话中,扎克伯格提到了"一个文化拐点,再次优先考虑言论自由"。

两天前,导演和制片人布雷特·拉特纳被亚马逊选中执导Prime Video的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纪录片,此前在2017年有六名女性指控他性骚扰或不当行为(他否认这些指控)。这标志着他从#MeToo运动造成的七年职业流放中回归。

在好莱坞的其他地方,女演员布蕾克·莱弗利与她的联合主演兼导演贾斯汀·鲍尔多尼之间的一场混乱法律纠纷表明,#MeToo时代的鲜明界限可能正在模糊。虽然莱弗利的性骚扰指控曾经会毁掉鲍尔多尼——毫无疑问——但他的否认和反诉似乎正在公众舆论法庭上得到倾听。

"信任女性"这一#MeToo运动的响亮口号,如今已然转变为"聆听女性心声,但切记查证核实"。

与此同时,在民主党内,就在几个月前质疑DEI教条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现在似乎可以接受了。甚至可能会有一个市场。

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国会议员塞思·莫尔顿为例,他在11月初将该党拒绝关注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问题,视为其不愿冒犯最进步派选民的一个佐证。活动人士们随即群情激奋,纷纷上街抗议,呼吁莫尔顿下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似乎因坚持己见反而获得了更多支持。

"我从未有过这么多人——家长,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许多LGBTQ群体成员主动联系我,对我说,'感谢你挺身而出,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语气轻松,似乎如释重负。民主党内部在反思败选原因时,一些资深党员,包括詹姆斯·卡维尔,将矛头指向了他们认为过于咄咄逼人的论调,而取消文化恰恰是这种语气的集中体现。

"整个文化正处在转折点,此时此刻," 一位与媒体和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关人士评论道。他推测,除了拉特纳,还有不少被取消的男性名人可能会在这个新时代获得复出机会。明尼苏达州参议员阿尔·弗兰肯似乎是个有力竞争者,七年前他因"令人不适的肢体接触"指控而辞职,尽管他对此提出异议。至于哈维·韦恩斯坦,恐怕就没这么乐观了。

当今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诱因,是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大学校园对此事的反应。许多人注意到,一些精英大学竟为哈马斯屠杀以色列平民辩护,甚至加以庆祝,这无疑让这些昔日塑造和传播新话语权威的学府声名扫地。

两个月后,在国会就反犹太主义举行听证会时,来自哈佛、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三位校长,似乎都无法解释:为何他们如此严苛的校园行为准则,能防微杜渐于一般冒犯言行,却对公然的反犹太敌意熟视无睹?皇帝(此处或可说是女皇)的新装,不攻自破。三位校长中有两位在听证会后黯然辞职。

鉴于事态的出人意料,作为长期抨击取消文化和校园言论审查的资深人士,格雷格·卢基安诺夫(与乔纳森·海特合著了《美国心灵的溺爱》一书)似乎并不急于庆祝。

卢基安诺夫指出,这个取消文化盛行、从众心理猖獗的时代,对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公信力造成了持久创伤。他担忧,尽管更广泛的文化氛围可能会日渐宽松,但新一代学者的思想可能比前辈更为僵化和偏执。

"我认为,人们严重低估了这些问题的顽固程度。" 卢基安诺夫说。他所领导的"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基金会"(FIRE),一直在追踪大学校园里剥夺言论平台、抵制和其他形式的"审查"事件。

根据FIRE的统计,自2014年以来,美国大学解聘教授的数量之多,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红色恐慌"。其中许多人都是在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和投诉声中黯然离职。这一趋势在2021年达到顶峰。

而去年,类似事件再度抬头,只不过,这一次发难的是右翼——一些作家和教授因支持巴勒斯坦、批评以色列而遭到谴责。这一趋势似乎暗示:取消文化并未销声匿迹,只是随着政治力量的更迭,从左手转到了右手。

这提醒我们,"取消"归根结底源于人性,而非特定的政治立场。正如哥本哈根自由言论智库"正义"(Justitia)创始人雅各布·姆昌加马近日所言:"取消文化的原罪不在于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或群体,而在于人类根深蒂固的部落本能,以及出于自以为是,急于惩罚异见者、放逐异端的冲动。"简而言之,那就是剿灭对手、压制异己的欲望。

大学历来是美国言论自由的前线阵地:从20世纪40-50年代的"红色恐慌"和麦卡锡主义,到60年代的"自由言论运动",再到近年日益审慎的氛围——制定规范、雇佣管理人员,以防范一些理论上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庇护,却被校方视为具有攻击性的言论。

言论自由的争议由来已久,但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新的变量:社交媒体。它既是百家争鸣(有时甚至是是非混淆)的舞台,也让喊打喊杀的暴民得以对"原罪者"进行网上公审、施以私刑。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语言学教授妮可·霍利迪认为,社交媒体是"取消文化"泛滥的主要推手。她指出,言论的界限一直都是浮动的,一个典型例证是上世纪90年代,善意的白人为如何称呼有色人种而纠结——用"黑人"还是"非裔美国人"?

以前,这类争论局限于各自为政(不管是伯克利还是伯明翰)、鲜少交集的群体内部。

如今,不同世界的公民却在社交平台上硬碰硬,"键盘侠"们随时准备对任何看似不当的言行发动口诛笔伐。当有人失语失礼时,迎接他们的不再仅仅是愤怒的信件,而是成千上万的"@"和"#"。

"网上的愤怒之声如此震耳欲聋,无所不在," 霍利迪感慨道。"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觉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随时准备'取消'你的文化中。"

类似的对立情绪也渗透到了人际交往中,霍利迪对此深有体会。2016年开学第一天,她让学生们做自我介绍,说明专业和首选人称代词。

2024年4月,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外举行反对以色列的游行

2024年4月,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外举行反对以色列的游行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问我们'喜欢'用什么代词!"一个进步学生愤怒地抗议。这位教授难道不明白,代词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喜好",而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吗?霍利迪吃了一惊,忙不迭道歉。在一个两极分化的时代,宽容显然是一种稀缺品。

尽管如此,霍利迪认为外界对"取消文化"的担忧被过分夸大了。"说实话," 她直言不讳,"有的是干了十恶不赦的勾当,却依然在常青藤名校里担任要职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引发轩然大波的丑闻,比如权贵人士的性侵,其实揭示了真问题所在,合理的抗议之声不该被视而不见("韦恩斯坦事件"就是明证)。然而,正如任何一场革命一样,"取消"的运动和它的"DEI"分支,似乎也走向了极端。

2022年,文化评论家劳拉·基普尼斯在一篇引发广泛讨论的文章中描述了她所在的西北大学是如何堕落的:众多"无耻的告密者"肆意妄为,动辄援引DEI原则打击异己。更有甚者,得克萨斯大学曾为音乐理论中所谓的种族主义而上演了一出荒诞闹剧。显然,有人连音符的"不平等"都看不惯。

如今,基普尼斯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学界朋友竟因批评以色列而遭到报复。"讽刺的是,那些昔日痛斥'取消文化'的人,现在却在试图解雇那些就加沙问题直言不讳的教授," 她在邮件中写道。

局势似乎还会继续恶化。颇具影响力的保守派活动人士克里斯托弗·鲁福拟定了一项白宫计划,提议扣留数十亿美元联邦拨款,惩罚那些推行DEI政策的大学。批评者指出,这无异于变相限制种族问题讨论。

事实上,早在特朗普胜选之前,企业界就已对这套自己曾经被迫接受的信条感到厌倦,尤其是当右翼的反击开始影响公司利润时。百威淡啤就是一个警示:它在笨拙地与变性人运动结盟后,已然失去了"全美最畅销啤酒"的头衔。如今,几乎每周都有大公司(如沃尔玛、麦当劳、福特)宣布削减DEI项目。

安德鲁·米尔滕伯格作为大学性别歧视(Title IX)案件的资深律师,也嗅到了转机。12年前,他是事务所里唯一做这一块的。如今,案件量之大,他手下已有6名律师。

起初,面对"Metoo"运动的狂飙突进,高校、医院等大机构往往惊慌失措,仓促做出处理。"他们的思路往往是:先开除涉事人员,再说其他——总之要避免引发大规模抗议。"

但在过去一年左右,情况开始缓和。米尔滕伯格注意到,高校在调查此类指控时,变得更加缜密,"我确实察觉到,无论是案件类型还是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今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取消了要求求职者必须提交DEI声明的规定。校长萨利·科恩布卢斯直言,这种做法"侵犯了言论自由,而且收效甚微"。密歇根大学作为全美DEI的标杆,如今也在重新评估项目成效。

无论"进步取消文化"的拥趸取得了何种胜利,他们终究要面对一个现实:他们同样助推了自己最不愿看到的结果——特朗普王者归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选民的不满:他们厌倦了被说教,厌倦了自己的观点和言行举止总是被贴上落后、错误乃至邪恶的标签。如今,他们迎来了翻身的机会。至于新政权能否开创一个更加包容的言论环境,还是换汤不换药、延续偏执和仇恨,尚未可知。

这场风波给我们带来了两点启示。其一,如卢基安诺夫所言,捍卫言论自由殊为不易。它需要谦逊、克制,需要有抛弃成见、直面异见的勇气,哪怕这意味着不受欢迎、乃至遭人唾弃。而回报,或许正是加深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

其二,审查从来都与权力联姻。而权力,就像言论的边界一样,从来都在此消彼长。那些曾经使用权力的人,须知有朝一日也难免尝到被"取消"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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