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篇媒体报道《便秘的中学生，和被忽视的如厕自由》刷了屏。跟报道一样触目惊心的是充满共鸣的评论区——
有人说：“我家孩子从幼儿园起到目前小学，大号从来都回家上，不在学校里上，说是上课期间去大号会被扣积分，真是糟糕透了的教育。”
有人说：“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不敢喝水，怕上课想上厕所。”
有人说：“太真实了。一直到大学都仍然存在便意来袭的恐惧。如果在上厕所中途，一听见上课铃就开始心慌。腹痛胀气的毛病到大三也没好。”
有人说：“很真实，20年前上高中也是这样，一有便意便去厕所，蹲位不足，大部分人都便秘，有时排队半小时以上，最后都是周末放假回家才上个大号，肚子都是硬的。”
有人说：“我高四复读那边得了痔疮，便秘，2010和2011年，当时看到血，感觉天都塌了，三个月回家一次的留守住宿学生，不知道怎么坚持下来的。还好复读考上了交通大学，但是感觉那会一层楼五百多学生，只有六七个蹲位，离大谱，还有初中时候三千多学生，只有二三十蹲位，滚动的蛆虫，像小溪水一样翻滚，爬在去往厕所的路上。还记得高一下学期距离厕所比较近，学习的课桌上居然有蛆虫，难以置信。”
有人说：“我姑娘初中，课间经常没有时间上厕所，生理期也是，卫生巾一早上或一下午不换，说老师老占课间休息时间，没有时间及时换，也不敢给老师说，上个月都查出妇科疾病了。”
有评论文章称“学生排便不自由，是全社会的耻辱”，这话当然对，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耻辱太多了点。
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湖南省高院通报了一起校园纠纷案例——
某中学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并鼓励学生举报。学生宋某从同学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和手机交给老师，老师奖励宋某一瓶牛奶。周某回到教室后发现此事，将宋某打伤。经鉴定，宋某属轻伤二级。因周某在案发时未满十六周岁，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宋某于是起诉，要求周某、周某监护人和所在中学承担侵权责任。
作为样板案例，法院的判罚还是相当不错的。打伤人的周某当然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宋某擅自从同学书包中取走他人物品，也需承担责任，至于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学校，同样要承担部分责任。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周某承担50%，学校30%，原告宋某自行承担20%。
湖南高院认为，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规定，学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学校为落实禁止携带电子产品的校规，鼓励学生相互监督举报，造成了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
这个判决和观念当然很不错，但熟悉社会的人都知道，它并不具备普遍性。评论区就有不少二极管表示不满，来一句“这样判决，以后都不敢举报犯罪分子了”。至于学校，鼓励学生相互举报一点也不少见，我三十多年前上学时就是如此，它甚至是许多老一辈教师引以为豪的“教学手段”。
对违法行为的举报，是公民应有之义。可是，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漠视法治，鼓励民众之间互相举报，都将陷入黑暗。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监视举报系统，应属冷战时期的前东德。柏林墙倒塌后，前东德各地的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都忙于销毁秘密档案，但德国人展开了一场抢救大行动。
1991年，统一后的的德国成立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开始对斯塔西档案进行复原与整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冷战时期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复原记录显示，除了斯塔西的专职人员外，大量公民被迫成为“非正式合作者”，无数私下言行被记录和上交，操作者都是其亲友。而且，斯塔西的监控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言论层面，在恢复的资料档案中，男女间亲昵的话语，一个家庭一周倒几次垃圾，在超市里买了哪种味道的香肠，都成为了斯塔西的监控范围。为什么要记录这些？斯塔西工作人员说这些都可以成为线索，比如男女间的亲昵话语，平时看起来没什么，但当东德政府想整治某人时，就可以成为作风问题的罪证。至于饮食等生活习惯，也可以成为审讯当中的突破口。
在两德统一后，许多前东德家庭和人际关系网络都出现危机，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在斯塔西档案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平时所说的话，可能被枕边人记录并举报，在家庭聚会里的牢骚，可能被儿子呈递给当地的斯塔西，最好的朋友，可能就是监视了你十几二十年的人……如果不是柏林墙的倒塌，也许你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亲友曾经出卖过你。
几十年前，中国人也曾经历过相互举报的岁月。家里偷偷杀了一只鸡，会被举报“走修正主义路线”，家里有海外亲戚，会被举报为间谍，吃饭时发几句牢骚可能就会被邻居甚至亲人举报……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浩劫。
很可惜的是，多年后的今天，那些突破法治底线、侵犯他人权利的举报，仍然被许多人将之与“合法举报犯罪”混为一谈。
从“排便不自由”到“鼓励学生互相举报”，有人都在慨叹“教育出了问题”，继而认为“教师系统有坏人”“教育系统要整顿”。我特别反感这种挑软柿子捏的论调，因为问题并不是出在教育本身，教育仅仅是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呈现。但在现实中，总有人或愚蠢或鸡贼地将矛头对准在公权力领域处于末端的教育。
比如说起学生攀比，就有人说学校没管好孩子，可是，如果父母乃至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觉得升官发财最重要，有钱人说什么都有道理，有权力就能做人上人，那么孩子必然会陷入这种物质比较当中。
问题的根源从不在教育本身，而是社会需要教育来对人们进行规训。这些年来，衡水、毛坦厂等超级中学以强大的985、211升学率闻名，但背后是对学生的极度摧残。精确到秒的时间控制、在饭堂打饭时也在集体背书的压抑、疯狂喊口号的洗脑、对孩子尊严的无情践踏，带来的都是永久性伤害。他们已经很难回复正常人的状态，但也恰恰是这些人，继续考公考编，带着病态心理“上岸”。
我的朋友倩烨曾说，她刚刚去美国读书时，发现学生上课竟然可以自由出入去厕所，完全不用举手请示老师。作为小镇做题家的她一度为此震惊，觉得太没有规矩了，但后来就明白，这只是人的基本权利，而自己中小学时被规训的记忆根深蒂固。
记得儿子小学时，我早上送他上学，经常在停车场听到其他家长对孩子的叮嘱，除了“听老师话”“上课专心”“中午好好睡觉”之外，还时而听到“别喝太多水，搞到上课时想去厕所”。
这其实是中国父母、老人的常态思维，当孩子面对类似的困局时，他们第一时间选择让孩子“守规矩”，以“适应社会”。在中国家庭里，“在学校要遵守规矩，再不合理你也要遵守”是极其常见的说法，社会当然需要规矩，但一代代人毫无底线地选择适应那些不合理的规矩，社会必然堕落，“排便不自由”的社会耻辱，也就必然发生。这不是孩子的耻辱，而是大人的耻辱——父母和老人得有多么卑贱，才会主动参与到限制孩子的排便自由中。
成年人参与到摧残孩子的合谋中（许多人自我辩护为“被迫”），早已是社会的常态。对排便的限制、对举报的鼓励，都不过是这个合谋体系的小小一环。
在排便不自由报道的评论区里，很多人慨叹学校如监狱，其实社会体系的监狱化，正是福柯理论中的重要一环。
20世纪后半叶，监狱及其规则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不同的革新。培训机构、治疗中心、缓刑等各种新的治理机构和措施涌现，惩罚措施从封闭的监狱走向社会，它们甚至可以体现在强调罚金和吊销驾照等惩罚措施上。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这些机构和措施，人们早已非常熟悉。而在福柯看来，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监狱和惩罚机构的取消，而是监视及其权力向整个社会的扩散。正如他在《监狱的“替代方案”》中所写的那样：其“作用的对象将不仅仅是被关在牢房里或被锁在监狱里的个人，而也将扩散到表面上看起来自由的个人生活”。
更重要的是，当权力不再依赖监狱，定义犯法者的权力也从监狱走向外部社会。尤其是在电子监控、数字追踪和算法无处不在的当下，这种定义的权力也更加值得重视。
可以说，监狱的“替代方案”是一种虚假的进步，它在实质上促成了监狱系统向墙外自由环境的不断扩张与普遍监控。它以反监狱的名义保留了监狱的功能性，并使多重权力机制在更大人口范围内实现社会控制成为可能。
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杰里米·边沁构想过一个“全景敞视”的圆形监视设施，它切断了犯人与旁边小房间其他犯人的联系，也只有监督者才会看得到所有犯人。这个监视设施让犯人必须时刻循规蹈矩，而且非常“轻便”。这个“发明”是要牺牲“自由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换取“士兵式的机械训诫”，制造“一批人形的机器”。
福柯在边沁的这个发明中找到了最大的恐惧感，他认为，敞视式监狱主义可以实现对人们普遍持续的监视。在圆形监狱中，监视的权力是连续性的，训诫性的，没有个性特征的。任何人都可以操纵它，只要他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任何人都可能屈服于其机制。
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是福柯对监狱、权力和规则探讨的成果。福柯在其中非常细致的比较了军队，监狱，医院和学校的异同，他认为纪律，规训，惩罚，矫正，是一整套权力的运作方式，它可以缺乏任何特定的对象而成立，它在军队，监狱，工厂，学校可以同样发挥效力。这种政治技术学推而广之，当它应用到整个社会时，就具备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强制力。
如今的孩子们，就处于这样的强制力之下。它从不是教育系统自身的问题，甚至老师也只不过是被监视、控制和规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