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远举

财经专栏作家

多家智库研究员

5月22日，丹麦议会通过法案，到2040年将退休年龄上调至70岁，比当前水平延迟3年退休。这一法案适用于1970年12月31日之后出生的人。

目前，丹麦人平均寿命为81.7岁，可首次支取国家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为67岁，到2030年将延迟至68岁，到2035年为69岁。根据这个法案，2040年延迟到70岁，达到全球最高水平。

为了养老系统不破产，必然要延迟退休

2006年以来，丹麦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基础，每五年调整一次法定退休年龄。这么做，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因为养老金支出，令公共财政不堪重负。

丹麦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很高，已经达到了81.5岁。根据丹麦统计局数据，该国目前约有600万人口，其中60-69岁约有71.3万人，70-79岁约有58万人。这意味着丹麦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相关机构预计，到204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25%。

另一方面，丹麦人的工作时间很短，根据欧盟规定，一周不超过37.5小时；丹麦的退休金替代率也较高，能维持在七成左右。

一边是劳动力短缺，年轻人少，工作时间短；另一边是老人多，退休金高，此消彼长之下，养老金和医疗支出自然是压力巨大。丹麦就业部部长安妮·哈尔斯博-约恩森表示，将退休年龄提高至70岁，是为了确保未来几代人能够享有完善的福利体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这话更直白地说就是：为了养老系统不破产，必然需要延迟退休，增加社会劳动量。

这已经是欧洲国家的普遍现象。德国计划在2031年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7岁，荷兰和英国也计划在2028年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7岁，甚至可能进一步提高至68岁。两年前，法国也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至64岁。

实际上，在很多国家，老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主动延迟了退休时间。丹麦保险及养老基金行业协会周五透露，该国约有8万名超过退休年龄的人仍在工作。在日韩也是如此，不少老人退休后，也仍然继续工作。

延迟退休年龄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都在65岁以上。国家发展中的失误，只能由每个国民承担。所以，国家从延迟退休中获得更多的劳动，也是每个国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渐进式延迟退休，公平性有多少？

丹麦每五年调整一次法定退休年龄，本质上就是渐进式延迟退休。

中国的渐进式延迟退休也做了类似的规定：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分别逐步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和五十八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二个月延迟一个月，逐步延迟至五十五周岁。另一方面，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十五年逐步提高至二十年，每年提高六个月。

相比丹麦，中国做的是长远安排，在32年内完成延迟8年的目标，而丹麦是走一步算一步，步子也更慢，每5年延1年：2030年延迟到68岁，2035年延迟到69岁，2040年延迟到70岁。考虑到丹麦退休年龄已经很高了，步伐必然也更慢一些。

中国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具体来说就是，你比另一个人年轻4个月，然后你只需要比他多上一个月的班。你比一个人小1岁，只需要比他多交半年的养老金。看起来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大，最容易被社会接受，但实际上，并不公平。

因为这意味着，当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小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年限就会大不一样。一个20岁的人，和一个现在50岁的人相比，他要多工作90个月，也就是大约8年，此时就达到了从55岁延迟到63岁的目标。但从公平性上说，延迟退休如果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局面，那么，为什么面对这个困难局面，不是所有都活着的人共同承担，而是年轻人多承担一些？

而且，某种程度上，需要延迟退休，正是因为上一代人少生育了，从而造成了抚养比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制造出问题的人不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反而要年轻人去承担更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就不应该渐进式延迟退休，最年轻的人多工作8年，而是应该一刀切的立马开始，大家一起延迟三年。这样才更公平。

但道理是一回事，社会的运行，未必是讲道理的，还有心理上的机制。延缓地进行，虽然年轻人承担了更多，但毕竟离现在还远，所以他们能够接受，甚至都不关心。但如果让即将退休的人，立马多上三年班，他们肯定接受不了。所以，丹麦和中国，都是搞的渐进式的延迟退休。

上一代的人的积累越有效，下一代就越轻松

养老金本质是一个劳动转移模型。本质上，养老是一个“劳动储蓄、在将来再次转化为劳动”的过程：人年轻的时候，把劳动变为钱储蓄起来，或变为资产放在那里，然后，在年老的时候，把现金取出来，或把资产出租、变卖换成现金。但有了现金，还需用现金去购买当时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服务，比如衣食住行、老人所需要的医疗、护理种种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都是当时的年轻人所生产的。

所以，抚养比的背后，其实是“劳动比”，即劳动的人与不劳动仅消耗的人的比例。也就是说，要解决养老金“不足”的问题，就要增加社会劳动的总量。

打个比方，20年后，一对年轻夫妻，女方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父母要养，男方这边也是，相当于一对夫妻要给12个老人养老。放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能从事生产的年轻人少了，但需要养老的老人多了。显然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他们的父母也在工作，就相当于6个人养8个老人。如果祖辈当中的老人，也有一些工作，抚养比就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国家才需要延迟退休。

劳动的转移模型，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劳动转移的效率。从国家层面，上一代人总会给国家留下点什么，然后年轻人在这基础上工作。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上一代人留下的资产，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吗？仍然是高效的吗？

打个比方，如果上一代人，留下了专利、技术、基础设施，那么，当这些积累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年轻人的同样的劳动就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种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体现在一个国家更富裕，劳动者收入更高上面，比如劳动供养率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即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多少人。瑞典、丹麦、挪威，劳动供养率大约是1:7。这些国家在一个既定的抚养比下，负担养老也更加容易。

相反，如果上一代人，留下的是年久弃用的水库、车辆稀少的高速公路、运送蔬菜的地铁、毫无意义的生产，那么，下一代人同样的劳动，创造的财富就更低，在既定的抚养比之下，就会更累。

福利刺激生育效果有限，但不能没有

北欧是全球福利的天花板，生育小孩后所有的医疗和保健，包括幼儿园都是免费的，还能获得高额生育补贴。在丹麦，生育后，政府会直接发“儿童红包”，包括一直持续到成年的“Børnetilskud”（儿童津贴）等福利。此外，父母在小孩出生后还有超长的带薪育儿假期，再加上本来工作时间就低，父母也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但即便在这些因素下，北欧的生育率也不高。丹麦的生育率从2023年1.49降至1.46，创下自1986年以来的最低值。这个生育水平，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的‌。也就是说，照此下去，丹麦的人口会越来越少。2024年丹麦的出生人口为57079人，死亡人口为57071人，这是丹麦时隔三年出生人口再次超过死亡人口。不过出生人口较2023年的57469人减少了0.68%，而且已连续三年出现减少。

其他国家情况也不好。芬兰生育率为1.26；挪威生育率为1.46，创历史新低；瑞典生育率1.42，也创下历史新低。瑞典2015年家庭福利支出占据了GDP的3.5%，处于高位，生育率也达到了约1.85，但最终还是跌了下来。2024年，北欧五国中生育率最高的冰岛也只有1.54。

某种程度上，生育福利，不过是给养老福利打的“补丁”。高税收、高福利制度之下，养老福利使得生育的经济意义减退。但人类社会繁衍，任何物种繁衍，都是向下一代倾注资源，没有任何物种的上一代可以靠繁衍获利。这种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具体到靠福利拉动生育的模式，也是走不通的。

归根到底，最根本的动力仍然是“观念”，只有当人们觉得，两个或三个小孩，才是一个家庭的常态，生育率才会恢复。但是否能就此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福利？当然不能。就目前情况来说，我们的生育福利还远远不够。有了福利未必能扭转生育观念，而缺少福利会让情况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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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