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拱跨越时空的对话——记明史研究著名学者河南工程学院岳天雷先生

“温文尔雅、性格沉静、为人和善,言语不多但言必有中、思路清晰,谈起学问之事滔滔不绝。”

“做事踏实又有股倔劲,不达目标不罢休。”

在河南工程学院,有这样一位学者,他博学广识,对高拱有独到的研究;他精益求精,在学术上有诸多成就。

他就是明史研究著名学者岳天雷先生。

青衿之志 行而不辍

岳教授与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内阁首辅)同为郑州新郑人,有着跨越时间的同乡之谊。少年时期,岳教授常听到高阁老传奇的民间故事,高拱在幼时的他心里留下了智慧、为民的形象。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原文化的兴起,新郑市人民政府成立高拱文化研究会。为了挖掘高拱文化资源,宣传高拱,提升新郑市的知名度,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如搜集高拱文物,重修高拱陵园,重刻高拱墓碑,召开“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营造了研究高拱文化的良好氛围。为了消解在高拱认识上的诸多偏见,恢复其历史原貌,并彰显其改革功绩、学术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成为他研究高拱的精神动力,力量源泉。

受到其父亲的影响,岳天雷一直坚持写作,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一方面开始收集高拱研究资料,如明万历刻本《高文襄公集》、清康熙刻本《高文襄公文集》,并着手整理《〈问辨录〉校注》一书;另一方面,就高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隆庆改革、著作版本等内容开始进行分类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研究高拱的兴趣。

“我自己的爱好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或者说学术研究就是我的爱好。”

“学术研究是寂寞的,有畏难情绪甚至退缩也属正常。但贵在坚持,在‘问题——解决——新问题——再解决’的无限且艰难的过程中,不仅会收获幸福感,而且也会培养出学术兴趣和爱好。”

关于高拱研究,在前辈学者嵇文甫和韦庆远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岳教授作了较大拓展,涉及生平家世、家训家风、求学历程、宦海沉浮、主政内阁、改革事功、思想贡献、历史地位和后世评价等诸多方面,并提出了许多新论断,从哲学到政治,从思想到历史,对高拱作了全方位、立体化地探讨和研究,初步构建起“高学”规模,描绘出“高学”蓝图。岳教授表示“在‘高学’中,仍然存在着新的拓展空间和学术生长点。”

他在《高拱的实学精神品格》一文中,将高拱思想的现实意义问题概括为五个方面:“务实而不务名”的务实精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精神,“验之以事行”的实践精神,“大儒而有驳正”的批判精神,“挽刷颓靡之习”的改革精神。总之,“做人求诚,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牟钟鉴语)这是高拱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如今,继承和弘扬这种‘真精神’,对我们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岳教授如是说。

奋楫笃行 精益求精

在问到何以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高拱时,岳教授表示,在思想研究方面,虽有嵇文甫和赵纪彬两位先生有所论及,发表若干篇文章,但不太全面和系统。岳教授就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作了全方位研究。在薄弱乃至空白的改革研究方面,他对高拱的改革纲领、吏治改革、军事改革、法治改革、清丈和条鞭改革、币制改革、漕政改革作了大量研究。“高拱其人及其施政颇具分歧和争议。明清至近现代对高拱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是高拱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最难啃的骨头。因此,我花费多年工夫,专门就高拱争议的12问题作了全面辨析和考证。总的来说,高拱研究的薄弱和分歧争议问题,是我坚持下来的原因。”

“遇到瓶颈是研究工作的正常现象,只有突破瓶颈,才能取得进步,取得成果。”他说道,在研究高拱哲学的定性问题时,有学者依据张岱年先生提出理学、心学和气学的“三系”说,把高拱哲学定性为气学。后来随着明清实学思潮研究的兴起,有学者又将其定性为实学。这两种定性都有一定的学理依据。高拱哲学到底该如何定性?这是他当时遇到的最大瓶颈。如果从本体论视角来看,将其定性为气学是恰当的;如果从其哲学特质来看,将其定性为实学也是合理的。一般来说,明清时期的气学家都是实学家,但实学家不一定就是气学家,也有可能是理学家和心学家。“经过深入思考,重新调整思路,转换学术视角,改变原有方法,或许是突破瓶颈的关键所在。我提出高拱哲学的准确定性应该是:以‘气’为本体论基础的‘经世实学’”。

正是他的热爱与坚持,不断地精益求精,数十年如一日,将数百年前高拱这位政治家的伟大思想加以守护和流传,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出版不少著作;合注《〈问辨录〉校注》,合编《高拱全集》,《高拱实学实政论纲》,《高拱年谱长编》,《高拱研究文集》,《高拱研究续编》,《高拱研究三编》,合著《儒家权说论稿》。在《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光明日报(国学版)》《中州学刊》《河南大学学报》《中原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汉学研究通讯》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笔耕不止 功在不舍

岳教授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性评价。中国明史学会原会长、中国社科院教授张显清先生说:“高拱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学术界对高拱虽有一些研究,但很不充分,而且对其历史地位缺乏应有的认识。而若改变这种状况,则需从全面、准确地掌握高拱本人著述及高拱相关资料入手。岳金西、岳天雷同志编校的《高拱全集》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为高拱及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赵世明先生说:“岳天雷先生的力作《高拱实学实政论纲》,从隆庆主要阁员思想的同异来论证其政见的同异,并较系统深入地考察和论述了高拱的宇宙观、知行观、天人观、经权观、政治观和价值观等实学思想,实学思想指导下的吏治、军事、人才、法制、边防等方面的改革,以及高拱改革的承前启后意义。总体而言,岳著既是明代实学思想研究的一大成果,更是高拱改革研究的系统之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潜心研究,完成此著,‘二十年磨一剑’,使高拱研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并取得了较大突破。”

郑州大学研究生张蕊在其硕士论文中写道:“岳天雷先生对于高拱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著述《高拱研究文集》《高拱研究续编》《高拱研究三编》收录了大量自己对高拱的研究成果,对高拱的学术思想、政治活动、社会关系等方面都作了细致的考察。”

岳教授于2018年8月退休,至今四年。刚退休时,曾一度有点迷茫,与一位出版社总编朋友交谈中,建议他写一套“高拱研究系列”,以形成优势,扩大影响。这建议又使岳教授增强了信心,鼓起了勇气。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尽管已经退休,但学术兴趣有增无减。”退休之后,经过深入思考和不懈努力,又撰成《高拱传》和《高拱论札》两部书稿,目前已纳入出版进程中。“当年我在退休仪式上说过‘惜时,勤奋,善思’,是我的人生动力源;‘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又是我的人生座右铭。”

殷切寄语 弦歌不辍

对于年轻教师在治学方面,岳老师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深切体会,“处理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博要有限度,而专必须精深。因为时间有限,人生有限,不可能做到无限的广博;而专却是立足之地,立学之本,必须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二是热门与冷门的关系。每年学术热点问题可谓层出不穷,我不反对追逐热点,只是要有自己独立判断。不过,我更喜欢冷门,认准自己的目标,持之以恒,肯定会有突破,也更容易出成果。三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很难寻觅到‘处女地’,现有的创新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而实现的。因此,只有更好地继承,才能有所谓的创新。现在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即‘双创’,就是此意。我总觉得,治学经验总是个性化的,以上所说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仅供参考。”

这几年随着国学热的蓬勃兴起,很多年轻人对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文化传承交流,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岳教授认为,可分为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文化传承,应该坚持汲取精华,抛弃糟粕,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总原则,“其具体方法有很多,如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方法,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方法,以及现今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即‘双创’方法,等等。只有方法科学,文化才能得到有效传承,也才能守住我们民族的‘魂’和‘根’。”“另一方面是文化交流,既有中华文化的内部交流,如儒耶对话、儒释对话等,也有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西亚文化乃至日本和韩国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方面可以研读梁漱溟、赵敦华、张祥龙等先生的相关论著。十余年来,山东曲阜举办的‘尼山论坛’,就是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请大家予以关注。”

对当代年轻人,岳教授有四句寄语:贯通古今,打通中西,立足时代,守正创新。

岳天雷,男,河南工程学院教授,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明史和中原文化研究。曾出版《〈问辨录〉校注》《高拱全集》《高拱实学实政论纲》《高拱年谱长编》《高拱研究文集》《高拱研究续编》《高拱研究三编》《儒家权说论稿》等,在《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光明日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汉学研究通讯》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芦伟、何平、李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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