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林语堂可谓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最成功的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销量巨大，并引发了强烈反响，林语堂因此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今年初，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的《林语堂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穷多年之功，利用了大量海外英文资料。钱锁桥教授认为，林语堂可以与胡适、鲁迅比肩，而他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那么，相比于大他4岁的胡适、大他14岁的鲁迅，林语堂的不一样在哪里？回到那个群星璀璨的夜空，如何重新认识林语堂，重新评判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近日，钱锁桥接受了凤凰网主笔张弘的独家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之上篇。
钱锁桥教授
钱锁桥：林语堂这种“二道贩子”价值连城
凤凰网：如果说，将林语堂放在一百多年的知识分子谱系中看，他可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典型——有坚定的价值观，一生追求“德先生”而从不动摇；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对传统文化有批评有吸纳。但是这些特色都不够鲜明，《林语堂传》最让人关注的地方在于，挖掘出他是一个成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坚持批判的知识分子。但或许有人会觉得他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二道贩子，而这又会让人忽视你所强调的，他跨文化翻译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当下，如何避免这种认识的误区和陷阱？
钱锁桥：我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现代性，所需要的就是这种“二道贩子”——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中国现代性是什么？中国现代性是怎么开启的？就是西方文化要侵入到中国，我们是被迫的承受。但承受当中，我觉得晚清一代知识分子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准备，不知道怎么样回应。
林语堂（后排居中）与鲁迅等人合影
林语堂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有了出国的经验，能更好地理解西方，林语堂在这些人当中是一个佼佼者，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批评观点。最主要的是跨文化性——中国现代性，整个现代文化要有出路，在两个文化之间，你要有敏锐的感觉，有一种洞见。在这两种文化间，要有一种批评的观点，按照我们以前的套话，就是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要有真正的智慧做出来。所以林语堂一生就是评宇宙文章，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他《论现代批评的职务》那篇文章是一把钥匙。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一个区别，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按照林语堂说法，东西方是一样的）已经有一个圣贤，有个圣人，基本上框架弄好了，我们不要挑战它。在西方基本上就是基督教，还有神在那边。在中国就是有儒道。所以这些年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当中，有好多文学、文人主要就是“写”。
但是现代文化中，这个背景没有了，我们开始拷问。西方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福柯，他们对现代的拷问只须关注自己的历史、知识背景。但是在中国基本上还要考虑到西方的介入，还要联系自己的传统，所以在两方面都要有批评，而且这个批评要有视野，要有态度。就是说你怎么批评，你两方面有没有知识背景。
因此，这种“二道贩子”价值连城。我们现代文化，你觉得我们已经走出来了吗？要么完全就是极端的完全西化的，要么就是复古的，在两者之间有没有适合我们的东西，对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都有批评的睿智？所以我觉得林语堂到现在还是很有价值。
凤凰网：晚年的林语堂在政治立场上一以贯之，在文化上亲近中国传统，宗教上又重回基督教，强调正面向上的基督教精神生活。但是，他始终游离于中国宗教之外。这是因为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路径依赖”，还是其他原因？
林语堂(前左二)童年时在家乡与家人合影
钱锁桥：首先，他从小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是基督教熏陶出来的，是一个教童。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反思那种正统的宗教。到北京以后，他宣布说自己叫pagan，这个pagan翻译成异教徒，我觉得是很成问题的。林语堂只是不参加教会，不去教堂，而不是完全脱离基督教。西方现在好多人不去教堂，但他们还是信上帝，就是广泛意义上的信仰，林语堂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上世纪30年代，他们家在上海是过圣诞节的。他在晚年，所谓的回归基督教，那是有历史背景的。
林语堂认为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没有宗教意义，到宋朝以后，佛教当然是一个宗教，儒学受佛教的影响。但是林语堂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糟糕的地方，因为儒家跟着佛教学打禅，打坐，产生了理学，所以他要推翻。他所阐释出来的，读出来的，觉得有意义的中国文化是世俗的，人文主义的。这实际上和西方启蒙运动一样。比如，林语堂把孔子要变成一个人，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这本身不是离开中国宗教，而是对中国文化这样一种阅读。到后来，他觉得这种人文主义在20世纪，面临到一些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事件，他觉得好像还不足以抵抗。说具体一点，他面对20世纪盛行的集权的统治方式以及个人崇拜，西方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西方归西方、东方归东方，我们做我们的民主，你们搞你们的崇拜。但林语堂不认同，他从人文主义出发，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一样的人，你讲人的解放，你不能说白种人自由，黄种人就可以不用自由。他觉得要面对这个东西，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求基督的爱，在基督教里面，这种很简单的、很明了的爱，他觉得这是宗教维度。
我们现在有好多评论家、作家、知识分子也在反思中国文化的时候说，中国文化是不是需要一个宗教的维度，那我就觉得林语堂在50年代已经指出来了，说不定真的是有需要这样一个维度，这也是对中国文化重新思考的一部分。
林语堂在美国与友人交谈留影
在美国以“谈话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凤凰网：林语堂出生在中国，但父亲是牧师，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后来留学美国和欧洲。这意味着，他虽然生长于中国，但受到的是西式教育。这与胡适、鲁迅都不一样。这种经历对于他后来思想观念的确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钱锁桥：影响太大了，他说我思维逻辑都是西式的，但是情感上是中国的，性情上是中国的。但同时我要说明的一点，我刚才讲过了，当时民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是有一大帮人是留英美派的，他们基本上都很西化，比如说他当时有个朋友，钱钟书的老师——北大英文系的温源宁，还有吴经熊等。但是，林语堂实际上，起码是从上圣约翰大学时期就对中国文化有一种自我的意识，他一直在探寻，中国文化是怎么样的，他一直有学术上、思想上的追求，从中国思想当中来探寻中国文化和现代结合。所以，他认为晚明文士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张超、袁中郎、金圣叹……在中国文化中，当时他们很边缘化，但是林语堂觉得这反而很现代。当然，他的模板就是苏东坡。
凤凰网：林语堂的思想之旅可谓由西入中，他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发展出一套“抒情哲学”，推向世界大获成功。我感觉，这与他精通英语和西方文化有关，在表述方式上，林语堂精通英美幽默，他在语言（话语）上比其他人更具优势，这意味着，他能够用英美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甚至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译介和输出中国文化。在当下，中国文化同样面临解释自己，与世界沟通的重任。在这一点上，林语堂能提供哪些成功的经验？
钱锁桥：我们知道文化之间永远都是有同有异，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理论家，什么后结构主义……一天到晚强调文化有差异，你可以让人家认同差异，也可以因为差异歧视别人，这两个都能够成立。因为有差异，所以我们要沟通，林语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能够成功，他的西化背景很重要，他的英语能力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基本的功底。但最关键的，还是他采取沟通的态度、策略，他的策略是一种谈话式的——咱们坐下来聊天，你是老外，没关系，我们把领带解开，看看你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怎么样的，这个态度很重要。如果一开始就强调差异，你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我一定要这样，就没办法谈下去了。
其实，林语堂在《吾国吾民》当中有些陈述前后矛盾，没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但这是一种聊天的方式。所谓的矛盾，不同的语境不同，我有时候这样，有时候是那样的。所以这和西方的逻辑概念不一样，中国文化在这里面是很重要的启发点，因为中国文化讲情理，讲合理性，并不一定特别讲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如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往往没法谈。实际上这是一个态度。他在跟华尔希写信当中，他说我要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要把中国像一个床布一样在世界屋顶上晒晒，既指出床单上的污点，但是同样也要表达这是很可爱的中国，这种态度很重要——就是你也得有批评的观念。因为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自由主义就是可以批评的。你如果传达中国文化，一定是大一统，只能是这样，人家觉得你不可信。
所以我觉得，这种态度，这种对话方式很重要，到现在同样如此。
凤凰网：林语堂对于美国传教士描述的中国颇为不满，这也是他写作《吾国与吾名》《生活的艺术》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两本书受到欢迎，除了澄清美国读者的误解之外，与当时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化危机，例如一战、二战）是否有关？
钱锁桥：对，和中国切入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二战是1931年开始的，不是1939年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入侵东北，直接侵占中国的领土，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西方列强是非常不赞同。一方面是侵略到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是同情中国，在美国也是一样。所以对中国有很多的关注，这让华尔希、赛珍珠觉得林语堂在美国有市场，鼓励、敦促他写中国人、中国文化。《生活的艺术》初稿，林语堂开始下药太猛，着重从批评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着手，后来一看不行，这样就不是“谈话式”的了，所以全部推翻重来。但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能吸引人的背景正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危机。这种危机我们中国当下也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现在中国人也应该想想什么叫“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
同为跨文化传播 林语堂与胡适有何区别
凤凰网：林语堂和胡适同样是跨越中西文化，但是，胡适是面向中国读者传播西方文明，批判中国传统；而林语堂则是面向西方读者，用英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胡适在中国成为思想和文化巨人，林语堂则在美国风行一时。但他们又都是自由主义者，在基本价值的认定上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么，你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种异与同？
钱锁桥：接受“德先生”这个概念，他们完全一致，虽然采取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我听到有学者说，胡适是法律意义上讲自由，林语堂是精神上面讲自由。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不完全对，因为林语堂也非常强调中国现代化当中需要有一个宪法来保证言论自由，保证个人权利。他说中国好多所谓的国民性（如圆滑），都是因为说话没保护，说话得罪人，吃亏，那我不要圆滑一点吗？这是长期积淀下来的。如果保障了言论自由，那中国人一样会争取自由，他也会去言说，去抗争。
林语堂特别强调精神，这也是对的。他在晚年的时候说到一句话，他说胡适当时在科玄之争当中，主要是依赖英美实用主义一派的，讲逻辑，讲实证。像欧洲柏格森一派的，他们讲浩然之气，讲精神方面的东西，胡适完全不懂，完全不知，也忽视。我觉得林语堂实际上也是在说自己。所以当时有一个国际友人就说林语堂实际上是一个诗人，他气质上是一个诗人，这和鲁迅是有相似处。
所以，胡适和林语堂有相同，也有不同。
凤凰网：你在书中所说，胡适在美国卸任大使之后，美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却不搭理他。这其中，除了林语堂通过英文写作在美国成名之外，与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方式是否有关？
钱锁桥：当然有关，因为胡适的功劳在于让欧美文化来使中国文化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语言：白话文，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贡献，功德无量。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文章都是白话文，它的功能、功效都在中国。林语堂不光是在中国，他在美国是一部一部的畅销书，所以在美国也有读者。他在美国人眼中是为睿智的“中国哲学家”啊，在平实地道的英文中展现的是“中国文化”的美，甚至是“中国文化”的时髦。在中美关系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都是褒义词，受到美国知识界文化人和普通老百姓共同追捧，林语堂、还有赛珍珠、功不可没。我们现在好像特别需要回顾那段历史。
凤凰网：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后赞同中国的文艺复兴，但反对寻找道统，反对把儒教奉为正统国教，称“向来儒家，就是懦”，另外，他强调不能走宋明理学的老路子，认为理学的格物致知没有发展出任何方法论，反而开出一套伪道德论。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林语堂对待儒学的态度？他所说的文艺复兴精髓和内涵是什么？
钱锁桥：中国文化的重生在对儒家的态度上，不要把它立为国教，而是要开拓它的人文主义，转化成对现代文化有用的要素，比如说把孔子变成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有抗争性，坚持不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能够自嘲，这种精神很难得。这就是林语堂的套路。
但是，他讲过我觉得是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它叫A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就是一个人生保护令状Habeas corpus，可以抵上所有的儒家经典的价值。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没走出像英国的这种限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一条道路，这就是“德先生”的坚持。
所以，中国文化也有很多好的方面，林语堂开出来的就是一种“抒情哲学”，强调一种豁达的精神，一种自由精神，林语堂认为，儒家文化是有民主自由基因的，就从这方面来开发。（未完待续）
采写 张弘（凤凰网主笔）
相关链接：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