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林语堂可谓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最成功的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销量巨大，并引发了强烈反响，林语堂因此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今年初，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的《林语堂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穷多年之功，利用了大量海外英文资料。钱锁桥教授认为，林语堂可以与胡适、鲁迅比肩，而他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那么，相比于大他4岁的胡适、大他14岁的鲁迅，林语堂的不一样在哪里？回到那个群星璀璨的夜空，如何重新认识林语堂，重新评判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近日，钱锁桥接受了凤凰网主笔张弘的独家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之下篇。
林语堂、鲁迅、胡适
凤凰网：你将林语堂和胡适、鲁迅并列，你应该知道，在大陆读者的观念中，他们未必接受，因为胡、鲁的地位现在基本得到了认可，你在第一章谈到了对于这两个坐标需要反思。那么，林语堂的分量真的能和他们并驾齐驱吗？他能够作为超越胡、鲁之外的第三个坐标吗？
钱锁桥：首先我想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可就只有鲁迅一个标杆，那个时候没胡适什么事。改革开放以后，可能大家对胡适的研究也就很多，还曾经有过讨论，我们到底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那我就横插一杠，我说，都很重要，但是还要看林语堂。
从个人方面，他们其实是很好的朋友。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提出两个口号：德先生，赛先生，这是立的，中国文化要现代化，我们需要民主、科学。另外还有一个是破的，要“打倒孔家店”，要批判中国的儒家文化。
比如说在“德先生”方面，我觉得林语堂在20世纪中国文化知识层面，是个很典型的，而且他这一辈子基本上都是站在前列，而且不动摇——这和他知识背景有相当大的关系。比如说胡适曾经到苏联去，而且他有一段时间觉得统制经济的方法可以借鉴，徐志摩反而是不赞同。徐志摩当时就觉得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但林语堂从来没有被统制经济这一套方法吸引，他对中国要拥抱“德先生”，自始自终坚持到底。而且他能够针对中国时事发展，针对目标来倡导自己的价值观，我觉得是很有智慧。
科学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有谁是科学家、发明家的？林语堂不光发明了打字机，他还有好多小发明，他真的是很喜欢科学精神。但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有另外一点，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一定要清楚林语堂的知识背景，他是中西并举的。在留英美派当中，他是西化派的一个典型，但是他又和这一批知识分子不一样，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探究自始至终，从圣约翰时代一直到留学回来，20年代、30年代乃至到海外。在这个方面，他创造探索出来一套东西，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影响更大。
这对我们21世纪更加有启示作用。为什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有全球视野，林语堂一生的追求就是要探寻一个新的中国，这个新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新文化的诞生。在文化层面上还要创建一个新的文明，不光是中国的，而是一个普适性质的，怎么样对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批判和介入，中国文化在里面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到，这些到现在仍然一点都不过时。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迅和胡适其实都没有林语堂做得成功。
凤凰网：你认为，林语堂和胡适、鲁迅都不一样，他的跨文化之旅更凸显其跨国性、全球性，在此跨文化翻译行为中，林语堂承担了普世式批评家的角色，批评视野面向整个现代文明，而不是单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视角与关怀来做“宇宙文章”。如你在书中所述，他的这些批评有时不受欢迎（例如支持印度独立，批评英美国家在自由民主上的利益导向等等），产生的影响也很有限。那么，他为什么坚持这样做？
钱锁桥：鲁迅有留日的经验，但他老是觉得中国的东西是一个累赘，所以批判得最厉害。胡适是真正西化的，他能够用英文写作，写得很好，他对西方有切身的体验，和韦莲司一辈子爱恋，通信往来。胡适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觉得中国就应该学习美国文明，所以他是一个旗杆。
但是，林语堂和他们从某些方面是赞同，也不尽相同。特别是他到美国以后，就批评美国。你说他不受欢迎，他其实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他的书很畅销。《纽约时报》资深专栏的编辑和他过不去，就因为他有影响。而自由主义就是要批评，而且他胸怀世界，对世界文明保持批判。他和华尔希的关系中有一点，就是华尔希老说：语堂，你是个中国人，一位“中国哲学家”，你在美国的发言要时刻突显你中国人身份。在这一点上，林语堂和华尔希好像有一个拔河战。 从林语堂这边看，那我当然是中国人。但是他后来，在写《美国智慧》的时候说，我是作为“现代人”来发言。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更何况我在美国已生活多年），我们都是现代人，你不要老说我是中国人，这样你把我放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也不舒服。他批评现代，不光是批评中国，也批评美国，这是自由主义批评家的本质。
林语堂与妻子廖翠凤结婚五十周年庆典照
凤凰网：从婚姻上看，林语堂与廖翠凤性格互补，婚姻美满。鲁迅与朱安有名无实，与许广平才是夫妻。而胡适与江冬秀虽有婚姻之实，但情人众多。以这三个人的婚姻而论，胡适、鲁迅都屈从于宗法社会的旧习俗，而林语堂的婚姻则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你如何看待这三个人的差别？
钱锁桥：林语堂是一个生活达人，他写了《生活的艺术》，自己也非常会生活。但是他的婚姻美满，他和廖翠凤门当户对，廖翠凤是上海当时两所最有名女校之一圣玛丽亚书院的毕业生，英文是一流的，和林语堂走出来绝对是相配的，上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两人婚姻美满，三个女孩自幼聪颖，他可能还想要一个儿子。这和基督教很有关系，他的家庭也是很平和的，没有像好多现代作家那样搞家庭革命。林语堂曾说，他和吴宓在哈佛相熟，吴宓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要讲纪律，要讲传统，所以他回国以后也很强调这些，可是，吴宓性情是很浪漫的，这让他自己好累。
林语堂说许广平是挺好一个人，很老实，他在上海在和鲁迅有好多交往，应该是很愉快的。
凤凰网：林语堂在1920年代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怀，并且在1925年底参加了游行。示威者烧了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房子，还烧了《晨报副刊》办公室。胡适对此很愤慨，而此时的林语堂和周作人提出了“费厄泼赖”，那么，应该怎样看待林语堂此时的言行？
钱锁桥：“费厄泼赖”是周作人先提出来，这个Fair play，留过英美的人应该清楚，这是英美文化最根本的要素，所以林语堂当然赞同了。鲁迅说不行，要“痛打落水狗”。后来中国学界一般都说林语堂马上转态，紧跟着鲁迅走，还画了一幅图。我觉得这是意识形态挂帅，过了。他可能当时在政治上是倾向于鲁迅的，但是在其整个的精神原则上，他从来没抛弃过Fair play这种原则。
刚才我们说过，也许二十年代他赞成革命，胡适是反对的，这是见仁见智的取态。但是要记住那是国民革命。中国现代有各种各样的好几次的革命，到三十年代要继续革命，但林语堂不赞成。林语堂有相当凝重的民族主义情怀，一心急于看到一个“新的中国”的诞生，又特别着重“民族精神”层面，有时显得激情四射，没有胡适那么从容。1920年代，留英美归国的洋博士，看不惯北京哈德门的“土气”，急于从精神上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向往国民革命，也很自然。另外，到了1930年代，胡适很长一段时间是主和派，而林语堂则始终是主战派，希望中国可以通过抗战而凤凰涅磐。
凤凰网：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之后，在不同政治立场的角逐中，胡适和林语堂这样的知识分子实际面临很大的困境——他们既批判蒋介石的威权统治，又不赞成左翼文化思潮，似乎面临着沈卫威一本书名所说“无地自由”。你如何看待他们当时的这种状态？
钱锁桥：我不太赞同对民国历史的这种判断。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一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自由主义完全可以成为现代中国的一条路径。我们说他既反左又反右，这个所谓的反，不是平等的反。林语堂认为，在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要继续革命，推翻现政权，他是不赞同的。他反对国民政府，是批评的态度，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是国民政府当时是一种准法西斯状态，但是毕竟人家也还是有很多空间，而且他的官僚层有很多英美派的人物。批评国民政府就可能被骂成是共产党，当时就是一种这样的政治环境。
凤凰网：胡适和林语堂都为平社成员，这一时期，胡适、罗隆基等人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就人权问题与国民党直接论战，学者邵建最为欣赏此时的胡适。鲁迅住在租界，和国民党打堑壕战。《林语堂传》提到，林语堂1920年代末期和1930年代前期提倡幽默、闲适、小品，并且在文坛取得了成功，但为左派不容。鲁迅与林语堂打起了笔战。回头看，你怎么理解林语堂当时的主张和文艺观？
钱锁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上海是最现代化的都市，有很多现代的生活方式，但是，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可能还是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好多的现代生活，完全就是沿着三十年代的上海过来的。林语堂经常请别人到家里吃饭，有的时候还要吃牛扒，但是吃牛扒也会吃出政治来，曾经有一个左翼的人，和林语堂一块儿吃午餐的。后来他在文章里说，林语堂过着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在家还吃牛扒。林语堂就说，你吃牛扒，我也吃牛扒，你当时吃牛扒，因为是想着农人对耕牛的苦，是革命的，而我吃牛扒只是想着牛扒的味道，是资产阶级的。现在看起来，这个争论让人哭笑不得。
凤凰网：《林语堂传》中写道，林语堂成名之后回国受到欢迎，由此与蒋介石、宋美龄书信往来。抗战期间，林语堂给华尔希写信，指责胡适不敢抗议美国卖石油和军用物资给日本，批评美国没有平等对待中国，并且给蒋介石提出外交建议。如果说，胡适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是诤友关系，那么，林语堂与蒋是怎样的关系，不同的时间段有何区别？
钱锁桥：林语堂在三十年代不属于蒋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蒋介石的人，有资源支持他的是孙科，孙中山的儿子。林语堂参与的《中国评论周报》和《天下》月刊，支持这些刊物的基金会都是孙科办的，蒋介石和孙科他们不是一路的，国民党里面的派系好多。但是，林语堂和蒋介石的关系主要就是在抗战的时候，那时候为国，在抗战的时候，蒋介石也是抗战的领袖，国家的领袖。所以林语堂给他进言，也上书过好几次。但是他和宋美龄的关系比较好，他们沟通都是用英文写信，跟蒋介石则写文言。林语堂回国后再去美国是以蒋介石侍卫室顾问的名义，可以申请外交签证。
抗战之后，林语堂曾经在私底下说，这个混蛋，这个没用的家伙。到了六十年代，林语堂才去台湾，蒋介石对他很客气，给他建了一栋房子，就是现在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完工后还到舍茶叙，很是礼遇了。
台湾阳明山林语堂故居
凤凰网：胡适和林语堂最后都在台湾度过了晚年。但是，正如李敖所说，胡适是被气死的，而林语堂一直和蒋介石夫妻有往来，林语堂晚年到台湾后，与蒋的关系很和谐。如果说，胡适到老都坚持了自由主义者的风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林语堂晚年的选择和作为？
钱锁桥：有些台湾作家说，胡适在公众场合当面批评蒋介石，让他下不来台，蒋介石回去写日记说气死了。我觉得胡适很过分，你说哪一个政治领袖可以容忍被一个知识分子领袖、一个作家当面批评和奚落？林语堂五十年代其实是观望的，到后来六十年代才去了台湾。林语堂心中只有一个中国，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状况？中国在发生什么？你批判的矛头应该针对谁？华尔希对林语堂说，你写一写海外知识分子的经历吧，他说我不写这个，我的心里面还是装着中国。我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批评要有洞见、要有视野，要有全局观。我觉得，林语堂完全就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考虑的。
凤凰网：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人在自己推崇的价值、家国情怀以及个人利害得失等影响下，选择了坚守大陆或从美国回到大陆。《林语堂传》给人的感觉是，林语堂似乎没有被其他因素影响，而是遵循自己的价值观念做出了人生选择，为此在美国和欧洲漂流多年，这是因为他的眼界还是其他原因？
钱锁桥：林语堂说过，你们美国人在抗战的时候捧出来一个罗隆基，你看他现在在哪里？他好像和新月派一帮人脾气上不怎么相投，他也参加过平社的活动，林语堂和罗隆基、胡适都很活跃。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现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职务是批评，但批评要有敏锐感，要有洞见，要有智慧。我们以前讲知识分子，永远都是说和权力抗争。我觉得应该多看看后现代的知识分子，像福柯就强调，我们要懂得知识分子的角色永远是在权力当中，没有一个脱离权力处于真空的知识分子，所以你永远是陷入在一个具体的语境当中，具体的历史进程当中。你在具体的历史进程和语境当中，要有你的判断力。那么，你的判断力、敏感性哪里来？那就是要有这种中西学问的思想背景，林语堂了不起就是在这里。不是像鲁迅这样，批评中国文化很容易引向极端的方式，甚至很虚无。林语堂在中国历史进程当中，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判断，这是很明确的。他在20年代要革命，革命就有后遗症，所以林语堂在30年代，不要革命，他批判政府，批判国民党政权，但是国民党不让他批，这有一个拉锯战，他说，那我就用幽默的方式来调侃。但是他是要批判的。
到了抗战的时候，国共又合作了，中国是九死一生，必须要能够生存下去，所以他希望国共能够真的联合起来。当然了，到后来没有成功，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国家在抗战，你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又是不一样的。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林语堂又采取了不一样的态度。所以，在历史的不同语境当中，才能显示出批评智慧。
采写：张弘（凤凰网主笔）
相关链接：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