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新闻客户端特约作者：
贝淡宁（Daniel A. Bell），国际知名政治哲学家，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
核心提示：
1. 政治体制应旨在选拔和提升具有卓越能力和美德的公职人员。贤能政治源于儒家，但是是由法家启发的秦朝所制度化的，法家强调的是能力而不是美德。
2. “外儒内法”是贤能政治的理想，不仅在中国政治中传承了2000多年，也为中国提供了政治优势，激发了改革动力。
3. 法家思想的遗留隐性而明显，法家传统的最新体现是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动员，有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应付对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和直接威胁的事件（如遏制新冠病毒的流行）。
4. 儒家式的信念有助于解释中国抗疫的成功：愿意配合政策措施的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儒家对于孝顺老人的价值观，以及对专业人士的尊重与敬佩。
5. 作为政治理想的贤能政治可能最难以输出到其它国家，西方式选举民主是输出贤能政治的最大障碍。贤能政治与顶层竞争性选举并不兼容。
6. 中国不应参与到美国黑暗的选举游戏中。我们应保持警惕，致力于与有才华的人士合作，尝试用经验来激励他人。同时提高公职人员的能力和品德，并给予尽职尽责的专业人员更多的言论空间。
▎贝淡宁（Daniel A. Bell），国际知名政治哲学家。出生于加拿大，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1991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新加坡、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任教。其著作包括《中国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贤能政治》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是当代最具破坏力的事件，且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数十万人失去生命，数百万人失去工作，世界上大多数人民被隔离在自己的家中，没人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然而，从整体来看，这起事件当中存在着一个惊人的事实：与相对富裕的众多西方世界国家相比，当前境内病例清零的中国似乎已经控制住了疫情，其死亡人数和社会混乱程度均低于其它国家。此外，韩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在疫情控制方面也似乎做得更好。
这些“成功”控制疫情的东亚国家有哪些共同点？从表面上看，它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断定成功的源头。然而，它们的共同点是起源于中国，从唐朝开始传播到东亚的儒家传统。值得一问的是，儒家思想在与新冠病毒作斗争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
何为“君子”？能力与美德同等重要
在历史实践中，儒家思想往往与中国的另一种主要政治传统——法家思想相结合。在理想的情况下，儒家思想位于前列：孔子本人修改了对“君子”一词的定义。在孔子之前，君子的定义就类似于西方的贵族：一名绅士，由于家庭和血统而被赋予特权。
然而，孔子对此说“不”。一名君子是具有超乎平均水平的能力和美德的榜样，而政治体制应旨在选拔和提升具有卓越能力和美德的公职人员。稍为夸张地说，在接下来2500年的中国政治史中，人们一直争论着儒家倡导的贤能政治的理想：政治领袖的美德，能力的重要性，如何结合美德与能力，如何衡量美德和能力等等，这些争论一直持续到今日。
贤能政治源于儒家，但是是由法家启发的秦朝所制度化的，法家强调的是能力而不是美德。事实证明，秦国在集权和推行残酷无情的军事精英管理方面最有成效（根据被斩首的敌军首领人数提拔士兵），而秦国在秦始皇一人的统治下成功地统一了中国。
然而，国家需要承担道德使命，而只有在帮助实现该使命的前提下，效率才是合理的。大秦帝国仅维持了15年，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大王朝，而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忽略了国家的道德使命。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
下一个大王朝——汉朝——建立了持续近两千年的规范化体系。汉朝统治者采用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倡导通过仁慈的政治来使人民受益的哲学思想——作为其执政思想。尽管汉武帝并没有放弃使用法家风格的严厉法律和刑罚，但他使用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为随后的帝国政治历史设立了典范。
贤能政治的理想：外儒内法
法家遗留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法家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已经消失了近两千年。尽管如此，法家思想仍被应用于提高国家的能力以及保障行政效率。
无论官方有何说辞，其政治制度经常采用法家的标准来选拔合格的公职人员，即选拔有能力实施强有力和高效的执行计划的官员，以及愿意使用强权为皇帝解决问题的官员。然而，法家并没有过分关注目标本身是否正义的问题。
因此，儒家设定了政治的目标——说服皇帝奉行“天下为公”。儒家主张选择和晋升能够掌握道义，执行有益于人民的仁慈政策，并保护平民免受残酷政策侵害的公职人员。在中文语境中，政治精英指的是具有较高（儒家风格）美德和（法家风格）能力（贤能政治）的公职人员的选拔和晋升，即那些很好地掌握了公务人员的理想，同时具有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且以有效实施“一视同仁”为宗旨的公职人员。
被我们称之为“外儒内法”的贤能政治的理想，不仅在中国政治中传承了2000多年，也为中国提供了政治上的优势。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也激发了过去四十年左右的中国政治改革。
西方媒体的典型说法是，中国进行了实质性的经济改革，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然而，这是因为最高选举民主被视为政治改革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搁置这一标准，很明显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重大的政治改革，而主要的区别是，人们已经在认真努力地（重新）建立贤能政治。
从那以后，贤能政治激发了上级政府的政治改革，其中更多地侧重于下级政府的教育，考试和政治经验。尽管理想与实践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但实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动机仍然是贤能政治的理想。
儒家文化抗疫更有优势？
与新型新冠肺炎的斗争中，一旦中央政府在科学建议的指导下，决定封锁武汉和湖北，并对中国其他地区实施严格管制，疫情在几周内便得到了控制。与其他受到疫情打击的重灾区（如北美和欧洲）相比，中国境内的死亡人数相对较少。
中国和与其相邻的东亚国家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近年来与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病毒流行病作斗争的经验。中国领导人及其人民已经意识到病毒流行病的实际和潜在危险，并且能够在没引起太大争议的情况下采取迅速措施加以控制。
▎5月6日，新加坡独立民调机构Blackbox Research发布了一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政府抗疫满意度的调查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在全球23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民众对政府抗疫的满意度最高，而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的疫情应对普遍感到不满
然而，法家-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持续影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家思想明显的遗留影响，是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集权的国家，使其有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应付对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和直接威胁的事件。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经常依据法家的手段来推行国家施加强权和严厉的惩罚以达到目的，因为法家的手段在处理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造成直接威胁的事件特别有效。
1949年之前的“百年屈辱史”和内战带来的一个教训是：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集中和有效的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法家传统的最新体现是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动员，以遏制新冠病毒的流行。当然，武汉地方政府应该更早采取行动，而不是阻止有关新疾病的信息的传播。
然而，一旦中央政府在1月下旬发布了明确的指示来应对该疫情，整个国家就进入了完全或半隔离状态，所有级别的政府都严格遵循命令，优先考虑与病毒的斗争，将最新的技术应用到控制病毒扩散当中，而过程中几乎不需要顾忌隐私或个人自治。
如此强有力的措施有助于在几周内遏制病毒在中国境内的扩散，但是受法家启发的严厉手段本身无法解释当中的成功，而儒家传统也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愿意配合政策措施的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们具有儒家式的信念，即政府在为人们的最大利益行事。如果人民认为对其日常生活的集权控制是永久性的，那他们也不会遵守限制，这当中的假设是人们最终将恢复他们所期望的平常生活和责任，并且拥有很大的自我完善空间和履行家庭职责的时间。
此外，更具体的儒家价值观也有助于解释对抗疫情的成功。儒家对于孝顺老人的价值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采取如此有力的措施，来保护人们免受对老人特别危险的疾病的侵害。
相反，像瑞典这样重视年轻人的国家则选择了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萨特称之为“让老年人死于群体免疫”的做法。相较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常见的接吻和拥抱，相对保持距离的“问候习惯”（例如东亚国家的鞠躬和拱手）有助于将传染病的扩散减到最低。
▎疫情全球性爆发以来，不少西方国家选择“群体免疫”之路。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特格内尔在近期表示，首都斯德哥尔摩将在5月份实现“群体免疫”，并强调这种防疫策略更适合面对疫情二次爆发
或许最重要的是，儒家对专业人士的尊重敬佩在东亚国家的人民中几乎是常识，这也保证了有科学依据的政策的有效性。以中国为例，当84岁的钟南山院士于1月20日向民众警告新冠病毒的严重性时，全国都聆听其劝告并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在诸如美国这样具有更强烈的反精英精神的国家中，以专业知识和仁慈之心而闻名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发挥同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毫无疑问，在中国，对儒家价值观的自豪感只会持续增加，因为儒家思想帮助中国人民克服了近年来面向人类福祉最严峻的挑战。
向西方传播儒家思想，可能吗？
然而，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遭受重创的西方国家将寻求在政治上与日常生活中学习法家儒家思想？
在这点上，我们很难保持乐观态度。一方面，西方社会的文化基础不同。优先考虑隐私和个人自主权的社会有可能会拒绝“法家风格”的措施，即便那只是面对紧急卫生危机所采取的短期反应。
而且，对于拒绝接受社会等级制度文化的民众，即便他们掌握了科学知识并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不太可能忠实地追随那些要求他们在危机时刻做出牺牲的领导人。话虽如此，强迫性的社会隔离可能导致人们更加认识到儒家对社会关系的重视，并将其视作美好生活的关键。
▎贝淡宁在（与汪沛合著）最新出版的《正义等级论：社会等级何以如此重要》（2020年3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中，展开讨论哪种形式的等级制度最公正，以及它们如何服务于实现道德理想的目标
在西方国家，社群主义思想家也有类似申言，人类是社会性的存在者，他们更像是成群生活的狮子，而不是独居的老虎。直到最近，在优先考虑个人自治的西方国家，社群主义思想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然而如今，社会隔离已迫使人们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缺少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日常互动，人就无法健全发展，而强调社会关系重要性的社群主义观念也可能在西方社会中变得更为主流。
尽管如此，作为政治理想的贤能政治可能最难以输出到其它国家。一方面，在规模较大的政治社区中，贤能政治的理想对上级政府最为吸引，原因是要统治和管理像中国这样庞大而极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非常艰难的，而将中国与相对较小，相对同质，且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进行比较并无帮助。
而且，大国的上级政府所面对的问题非常复杂，并且往往对多个社会领域，世界其他地区以及子孙后代造成影响。对大国而言，具有较低政府层级政治经验和良好表现记录的领导人更有可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选举民主可能适用于小国或者大国政府的基层政府，因为即使出了问题（举例说，过度的民粹主义和狭小视野忽视了长期规划和对子孙后代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关注，从而造成代价），这并不会造成世界末日。
然而，如果在大国的顶层领导中发生严重失误，世界很可能就此走向尽头。庞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上级领导人，其政策影响着亿万民众，包括子孙后代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
尽管如此，选举民主是输出贤能政治的最大障碍。那些视选举为选拔领导人的方式，且这一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很可能会拒绝贤能政治。贤能政治可以，并且应该辅之以民主做法，例如基层政府的整顿，公民投票和选举，协商和审议以及言论自由。
然而，贤能政治与顶层竞争性选举并不兼容，因为顶层领导人的选举民主将破坏旨在选择和晋升具有经验，能力和美德的领导人的制度的优势：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例如唐纳德·特朗普）能够成为最高领导人，但却犯下许多初级的错误。当选的领导人将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筹集竞选资金，并一遍又一遍地发表相同的讲话，而不是着重考虑国家政策。而且，当选的领导人将出于对短期选举的考量而受到诸多约束，而这当中的代价是需要舍弃为政治社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进行长期规划。
或许仍然有人会认为，在遏制疫情大流行方面相对成功的中国可能会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政治价值观和做法。
美国大选阻碍了世界向中国学习
不幸的是，中国的“成功”不太可能被中国以外的国家视为成功。
以接下来的隐喻作为思考：想象一下如果我感染了一种新的传染性疾病，起初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并且显得我有点粗心。我和朋友们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我的母亲在疾病控制方面有更多的经验，她敦促我要更加谨慎，但我将她从微信群中删除了。最终，我的父亲在科学建议的指导下，为我的家人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他将我的家人与社区和世界其他地方隔离开来。
最终，我的父亲采取了艰巨而必要的措施，成功地制止了这种疾病向其他家庭的扩散，但这对其他家庭来说为时已晚。他们也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影响，当中许多人在控制该疾病方面做得很糟糕。我的家人试图帮助他们。其他家庭为我的家人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但他们仍对我的家人感到不满，因为这种疾病最初是从我的家庭扩散出去的。
更糟糕的是，其他在照顾自己受感染的家庭成员方面做得不好的家庭，却将问题归咎于我的家人，而不是专注于修正自己的错误。用“中国”替代“我的家人”，这下我们便知道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遇到的困境。
现在回到现实世界。无论中国如何成功地在其境内遏制该病毒，其它国家都将中国视为病毒的源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将病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国。这使得西方国家更不可能学习中国的政治体系和对抗病毒的经验。
那么中国能怎么做呢？中国应该分享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并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将来能够控制疫情。当然，越南和韩国等其他国家也树立了典范，在某些方面它们甚至比中国做得更好。我们也应该尝试借鉴国外的最佳做法。
对于向中国学习，这其中最棘手的短期障碍是美国的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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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民主制度的缺陷之一是通过妖魔化对手和创造敌人的手段往往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而不是反省自己在问题上应负的责任并试图有效地解决问题。不幸的是，这一缺陷在选举期间尤其明显。在美国，候选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通过“抨击中国”来获得选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政治领导人当选后会变得更加理性。
同时，中国不应参与到他们肮脏的游戏当中。我们应保持警惕，并致力于与有才华的人士合作，以解决诸如全球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我们也可以尝试通过我们的经验来激励他人。
我们需要提高公职人员的能力和品德，并给予尽职尽责的专业人员更多的言论空间，以便他们在问题爆发之前能够进行通报。我们应该通过谦卑，善行和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来启发他人，而不是过度吹嘘我们的所作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