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武辰 文|徐茂楠

4月20日至22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会在海南召开，本届论坛以“疫情与世界：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为主题展开广泛讨论，凤凰网财经全程报道。

论坛期间，普华永道发布了《第25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报告显示，公共卫生风险和全球宏观经济波动是中国高管最关心的问题。

普华永道中国区域经济主管合伙人张立钧在年会期间接受了凤凰网财经的专访， 张立钧认为，在疫情期面前，企业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其业务受到的影响是否属于结构性影响，从而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比如加速数字化的转型，或布局柔性供应链等。

对于来自宏观层面的风险，张立钧认为主要来源于三种，第一是金融资本市场波动，第二是通货膨胀，第三是供应链的冲击以及国家经济整体性结构转型。并指出供应链外移虽然在发生，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中国产业链的完整性，不是什么国家可以随便替代的。

疫情之下，全球投资者趋于谨慎。张立钧指出，海外机构依然愿意投资中国市场，尤其是在高端产品的消费端和高精尖领域的to B端。

近期互联网大厂频传裁员，红利期是否已经过去？张立钧对此表示，互联网产业的增量确实面临挑战，此前各平台都重金“跑马圈地”，打响争夺流量的大战。如今，企业需要聚焦核心领域来不断发力。在市场愈发饱和以及行业监管规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大厂需要重新考虑自身定位。

以下为采访内容：

01、疫情下有些行业再也回不到过去

凤凰网财经：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中国的CEO们最担心的问题仍是全球公共卫生状况。您认为哪些行业和企业的焦虑会更深？您会提供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张立钧：提到疫情，确实因为经历了两到三年不断地反复，首先大家在心理上面就有一种疲惫感。

大多数的产业都是受到影响的，尤其是线下的接触性服务产业，比如说教育、娱乐、旅游、文化、餐饮。虽然有些餐饮还是可以通过线上外卖的形式，但对于旅游产业来说，毕竟目前元宇宙还没有达到虚拟现实体验的那么好，同时这对酒店，航空都是有致命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给到他们三方面的建议。首先加速数字化的转型。思考有哪些产品可以通过线上就能实现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外卖店，它可以通过线上的APP能够送餐。比如说教育，医疗这些可能也可以通过一些远程的模式去实现。

其次，如果是长期性而不是短暂的结构性影响，企业要做一些转型。我举一个例子，记得在疫情初期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海外高端医疗的，那你知道什么意思？高端医疗就是带着人要去瑞士、日本、美国，首先你得出国而且人在线下，而过去这两年我们出不了国。

但是他就很快的做了企业调整。他变成不带人出去，但卖货出去。正好因为他本身对于原来海外的高端医疗医院的监管很熟悉，他利用这个做了一个逆向销售，通过原来的渠道，把更多的防疫物资口罩、呼吸器或者测试器能够卖过去。疫情之前他非常得担心他的产业没法做了，但现在他反而做成了。

第三个就是布局柔性的供应链。一些传统行业像制造业这种劳动密集型行业，它的供应链受到影响，所以需要布局更多的柔性供应链。原来的供应链更多的是完全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而现在可能更要考虑到从安全性和近距离能获取物资这个角度去考虑了。

凤凰网财经：因为疫情造成的企业的战略转换，您认为应该是三五年的，还是一个更长期的策略？

张立钧：回到刚刚讲的，你要去看这个影响是短期的还是结构性的。短期的，比如说吃饭当然还是会去的，就看你能不能撑得过去。但是长期的，就比如说澳门的博彩行业，因为人的习惯通过几年是会改变的。原来去澳门博彩的人很多，但经过这两年，原来的人可能就不来了，因为就相当于戒烟，你戒了两年你还抽吗？你就不抽了。

那我也跟澳门的博彩业们在讲，要充分考虑到这个产业永远不可能回到原来的这样。所以取决于它是一个暂时的还是说长期的行为变化。

02、全球宏观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凤凰网财经：中国CEO们第二个关心的问题是来自宏观风险，您认为这个宏观的风险具体是什么？

张立钧：宏观风险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是金融资本市场的一些波动，第二个是是通货膨胀，第三个是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冲击。这些有疫情造成的，也有地缘政治造成的。

最近地缘政治的高风险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波动，比如说大宗商品，货币的汇率波动。这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的企业家影响非常大。一方面它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另外一方面它商品出口的波动。因为进行传统制造业贸易的企业，不擅长于金融市场的运作，比如说如何对冲原材料的风险，如何对冲汇率的风险，而他们的优势技能是在生产产品的过程当中。

第二个方面是通货膨胀，因为地缘政治带来汽油这些能源价格的上升，再加上疫情带来的一些商品的阻断，所以现在的价格通货膨胀很厉害，这也是很多企业所担忧的。

第三个方面是国内这两年还面临经济在大层面上做的一个整体结构性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政策不确定性，所以这也是很多企业家担心的。因为有些产业收紧了，在收紧的过程当中，可能国家从政策层面也需要有更好的一个铺垫，更好的透明度。所以在这些方面，都是会影响未来宏观经济的主要的一些因素。

凤凰网财经：您刚刚提到供应链的问题，其实这次上海的疫情，让长三角地区很多的这些中小企业都受到影响。所以大家担心说会不会因为疫情，造成供应链外移？

张立钧：这已经在发生。比如说日常生活的物资供应受到影响而导致其价格上升。而且上海本身就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港口所在地。如果因为疫情造成了交通的阻断，陆上的货运卡车上的不管是成品，还是零部件，都会造成原材料转换和运输过程中的影响。

凤凰网财经：那这些正在外移的供应链在疫情之后还能恢复吗？

张立钧：其实还是回到是一个短暂还是长期的角度。目前是一个短暂的情况，它不可能尽快地切换，只是说造成一定的影响。外溢是更从长期的角度，长期的角度还要取决于一个国家，它是不是有全链条。因为中国这几年，不单单有成本的优势，还有其产业的完整性，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国家随时可以替代的。

03、疫情之下，海外投资机构依然看好中国市场

凤凰网财经：您在报告中也提到，疫情之后中国的这些企业，对于国外的依赖开始减少了，那海外的这些投资机构，对于中国的投资的信心有没有减少？

张立钧：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前两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国外投资，其实一直是上升的。因为中国在头两年疫情整体还是控制得不错，而且中国的整个市场需求还是挺大的。所以其实海外的投资是在加大的。

还有一个是刚刚提到的货币这一块，因为我们的汇率还是比较稳定的，人民币甚至是在上升的一段时期。所以不管是从这个汇率还是疫情的控制以及需求来讲，都是相对利好。

但最近确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停顿。因为相比于国际上面来讲，我们其实采取了完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更多的是从动态清零的角度来讲，还有刚刚讲到的政策上一些不确定性和变化，以及再加上国际的地缘政治，全球的这种投资现在基本上都是比较审慎的。

凤凰网财经：在这种审慎的情况下，全球投资者更偏向哪些行业？

张立钧：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拥有14亿人的极大的消费市场。在消费端方面，对一些高质量的产品需求依然很大。可以看到，不管是苹果手机，还是特斯拉的汽车以及可口可乐的饮料，在国内都很畅销。

第二个方面在to B端。在工业高端制造的一些技术领域，中国希望未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比如说芯片的制造，比如说一些高端的精密仪器上，也包括医疗，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些方面，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国相对来讲还需要更多的提升，所以也会吸引很多的投资在这些方面。

04、互联网大厂要重新考虑自身定位

凤凰网财经：今年互联网裁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的互联网红利期已经过去了？他们是否需要转变战略方向？

张立钧：你的观察是对的，互联网产业它的增量确实面临挑战。目前在流量的获取这一块内卷很严重。那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其实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在C端也就是我们讲的衣食住行娱乐社交，绝对是全球领先的，这个已经做得非常好，你打个车也好，叫个外卖也好以及游戏各方面，我们绝对在全球是走得很前面的。

正因如此，第一个是流量的持续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场景，包括够吸引更多的资本。因为资本是要逐利的，而资本是要看快速的流量增长，有哪些商业模式套现的场景，这个相对来讲是变得越来越少了。其次，国家政策越来越规范，这对于一个行业整体来讲是好的。比如说有些平台有时可能在客户选择上面是有限制，这其实是不对的。即使在国外，也是不允许企业做大之后进行垄断的。

第二个是很多平台涉及层面较广泛，但是术业有专攻，还是要聚焦一些核心的领域，而不是什么层面都去做。所以不管是从整体的市场饱和度，到一些行业监管的规范化，再到很多战略方面的调整，都需要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重新考虑它的定位。所以互联网大厂可能会出现不管在招募员工上还是整个企业扩张上的减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