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提出“天人感应论”的儒学宗师—董仲舒。

前面说到，荀子有一个梦想：实现圣王治天下。什么叫“圣王”？就是圣人加帝王。圣人是道德的化身，而帝王乃权力之象征，二者合二为一才算完美。荀子是现实主义者，他的王霸并用、德法并举，大大超出了孔孟的思想范围。荀子尽管尊重圣人，但更看重圣王，强调儒学必须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荀子之后大约过了100年，他的“圣王”理想，终于在董仲舒那里获得成功。

一、儒学的终极胜出

很多人都看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它不像某些历史剧，随意发挥，而是取材于《史记》和《汉书》，真实感强，再现了西汉时期东方大国在内忧外患中崛起的壮阔场景。汉武帝16岁少年上位，做了54年皇帝。在位期间，他以铁腕闻名，清算了2位皇后、1位太子、6位丞相。他在文化思想上一改韬光养晦、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代之以儒家之道统一帝国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敢于破格用人，任廉吏，严刑法，税盐铁，一货币，均输平准，算缗告奸；在外交上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东抚蛮夷，开通丝绸之路，开疆拓土，第一次将汉帝国的军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些事件在本电视连续剧中都有演绎。

汉武帝无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雄才大略。正如自己所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要成就非常之功，关键在于统一思想，加强皇权，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化“大一统”。儒学正是在这个时候正式走上历史的前台。

大家知道，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屡屡受挫，一直不被当政者看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儒学推崇的尧舜周公之道，只是上古三代以来政治经验的总结，时代变了，就不能死守老一套的经验。荀子批评儒家里面有大儒、有俗儒、有陋儒，其实已经说得很直白。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的社会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与此对应的是文化思想的多元。比如说，三代是分封建邦，是“封建制”，秦代以后是郡县制；汉初的“七国之乱”证明分封制行不通，中央的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三代以来是世卿世禄制，秦代以后是官僚制；三代以来是礼治、德治，但是，纯粹的礼治、德治能够治好天下吗？儒学要真正走上历史舞台，就必须有针对性地作出调整。董仲舒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让儒学与政治成功联姻，变成大一统政治的指导思想。董仲舒也由此而被尊为“儒林之宗”，成为汉代儒学的一代宗师。

二、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策

董仲舒的出生于汉代的广川郡，他的家乡位于今天河北省景县广川镇。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唐代以前的历史名人多出生在北方。比如，孔子在山东、荀子在山西、韩非子在河南、孙武在山东、墨子在山东、老子在河南、庄子在河南或者山东。那个时候的南方，还是不开化的南蛮之地，名人很少。

董仲舒当时的专业是儒家的“春秋学”。要注意，儒家的传承一直没有中断。它在没有“扶正”以前，也就是在没有取得官方的认可以前，信徒还是很多的，毕竟儒家的“六经”一直是三皇五帝以来历代政治经验的总结，当政者即使不以儒家为宗，也不可能弃之如敝屣。秦始皇虽然用法家治天下，但他在公元前219年，率领文武大臣及儒生博士70人，到泰山去搞了一次“封禅”大典，封禅就是儒家的一种祭祀天地的仪式。汉代初年以黄老治天下，而叔孙通为刘邦制定宫廷礼仪，刘邦才始知“为皇帝之贵”，体验到当皇帝的面子。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路到曲阜“以大牢祠孔子”，这里的“大牢”读“太牢”，指祭品的规格，在古代是天子祭祀社稷时的标准。刘邦用这个礼节来祭祀孔子，非同一般，说明他对孔子的尊重。

董仲舒是汉景帝时期的春秋学博士。这个人自制力特强，做学问太用功，以至于“三年不窥园”，连续三年都没有心思去看家中的花园，这似乎有些夸张，但他的学问确实做得可以。正所谓“时代造英雄”。当时正值汉武帝想改变祖宗成法，窦太后还没有去世，朝中大臣更是观望。于是，汉武帝想了一个办法：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就是以特殊的方式破格提拔人才，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贤良文学”之士有100多号人，其实就是皇帝的一个“智库”，或者叫“智囊团”。里面搞什么专业的都有，有研究商鞅、韩非学说的法家人物，也有研究张仪、苏秦之学的纵横家人物，当然也有儒家学者。这些人确实能言极谏，什么都敢说，就是说不到点子上，汉武帝很不满意，唯独这位董仲舒，深得汉武帝的口味。

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决定废弃黄老道家，也不用法家，代之以用儒家来治国。但是，到底如何用儒家，他心理没底，于是，汉武帝用“策问”的方式，与董仲舒进行了三次对话。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中，发挥了孔子的正名、仁义、五伦等等思想，配合法家、阴阳家的学说，提出天人感应、刑德并施、兴太学、选明师等等主张，特别是在他的第三次对策中，明确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里的“六艺”就是儒家的“六经”，“孔子之术”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董仲舒认为这些才是政治的正宗所在，而其他各家的学说都可以休矣。这确实适应了汉武帝思想大一统的需要。

在儒学史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颇受正统儒者的差评，说他不是“纯儒”。但是，只要琢磨一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年）的《贤良对策诏》，就会明白董仲舒的“儒术”不可能回到孔孟那样原始儒学，因为汉武帝给董仲舒出的是一道“命题作文”：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救助）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劳累），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汉武帝的策问，意图明显，就是要以儒学治天下，他本人也希望成为儒家的“圣王”。但是，要实施儒学治国，还必须回答：

（1）儒家的先王之治为什么在后世衰微不振？

（2）受命于天的征兆、灾异之变如何解释？

（3）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保证？

这些时代性的重大问题，显然超出了原始儒学讨论的范围。董仲舒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立足《春秋》大义，成功地回应了汉武帝“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的要求。

汉武帝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下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把董仲舒的对策概括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后来，民国时期的易白沙总结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注意，这三种表达有细微的差别。

汉武帝确实是一个“非常之人”。这么重大的政治决策，他不是通过什么御前会议，而是绕过百官，直接跟董仲舒你来我往、写几篇文章来商量，最后下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按照身份，董仲舒当时只不过是一介“贤良”，相当于智囊团中的首席专家而已。实际上，汉武帝虽然欣赏董仲舒的决策，却没有重用他为官。不过也好，因为董仲舒没有做大官，所以成就了他的大学问，《春秋繁露》就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

三、董仲舒思想的政治图景

汉代思想家王充说过，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智在公卿之上”。鼎足之位就是公卿的位置，董仲舒尽管没有三公九卿那样显赫的政治地位，但他的智慧却高于他们。

关于董仲舒的思想，可以从《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中得到了解。我这里主要讲三点：天人感应、屈民申君、三纲之道。

1、天人感应

我们现在对“天人感应”这一套有些反感，认为它是政治神学，是封建迷信。但是，思想只有放在特定的时空才会有意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其实是儒家与阴阳家的一个综合，它的基础是“天人同类”：“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

这是说父母能够生育孩子，却不能使整个人类诞生，只有天才有这个作用，所以天是人的曾祖父。从形体上看，人的脑袋就像圆圆的天，人的眼睛就像明亮的太阳月亮。天有366天，人有366块骨节。人的四肢好比四季，人的五脏好比天的五行。

“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这段话无须翻译。人类的道德如仁义礼智信、情感如喜怒哀乐都与天的某个部分对应。这叫“天人相副”。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核心是“灾异说”和“祥瑞说”，通过它们来论证君权神授，同时对天子的行为进行监督。“天”这个概念，孔子提到了“天命”，孟子提到了“知性知天”，他们主要将天看成道德之天。荀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董仲舒则用阴阳家的思想来大谈灾异之变：“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

灾和异是有区别的。天地之间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小的异常叫做“灾”，大的异常叫做“异”。灾比异先出现，如果执政者犯了小错，上天会用灾来警告他，警告不听，就用更严重的异来警告，弄不好，天子得下“罪己诏”。相反的情况是，如果天子工作做得好，上天也会看在眼里，会显现“祥瑞”来表扬。

因为这个灾异说，董仲舒差点丢掉脑袋。当他的对策获得汉武帝赏识以后，被安排在汉武帝的哥哥、江都王刘非身边做丞相。汉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天在起作用，于是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想让他做出相应整改措施。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想杀了董仲舒。后面怜惜他的才能，又下诏赦免，但他的江都王相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要知道，汉代的灾异说、谶纬说，还有一些搞易经预测的，尽管很流行，但都是高危职业，稍有不慎，小则丢饭碗，大则掉脑袋。

其实，汉武帝本人非常迷信祥瑞说，这可以从他频繁改年号看出来。他一共用了11个年号，如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等等。一般的皇帝一辈子都用一个年号。有一年，朔旦与冬至重逢于同一天内，而且还又回归了同一时刻，汉武帝为纪念这一天示祥瑞，以“元朔”作为第三个年号。元朔六年十月，汉武帝在一次狩猎时获得一只“一角而足有五蹄”的兽，于是改年号为“元狩”。“元鼎”是因为汉武帝有一年得到了一座宝鼎，为了纪念这座鼎便改了年号。

董仲舒对祥瑞与灾异的定义是“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其实就是同类相感。皇帝允许你讲天人感应，但一般都喜欢报喜不报忧，你董仲舒可以多说点祥瑞，别拿些什么灾异现象大做文章。有人认为，天人感应说有神化君权的功能，也有监督君权为所欲为的功能，其实，神化君权是实，监督天子是虚，天子是不允许你随便提意见的。

顺便补充一个看法：现在有很多人直接将“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或保护自然环境。这其实是有差别的。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到“天人合一”是北宋的理学家张载，他的原话是：“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张载所说的“诚”与“明”源于《中庸》，他这里说圣人因天性自明而真诚，普通人人通过真诚的努力达到对天性的明了，天人合一指的是达到廓然大公、超凡入圣的境界。张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道德境界。而董仲舒的原话是“天人一也”，基本的意思包括天人同类、天人相副、天人一体，他强调的是天人感应。张载是道德之天，董仲舒是人格之天。我们今天说的“天人合一”应该是引申义，与它的本来意义有出入，但要防止望文生义。

2、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儒学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一般讲“正名”、“以德配位”，至于如何树立君权，缺乏具体意见。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正名而已，就是各司其位。孟子侧重于君臣平等，甚至提出“民贵君轻，社稷次之”。荀子开始强调君权，法家尤其强调君主的绝对地位。董仲舒比法家更进一步，他找到了“天”这个依据，论证君权神授：“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屈民而伸君”，就是要求人民、尤其是文武大臣都必须臣服于皇帝，以皇帝为核心。这是董仲舒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和吴楚七国叛乱进行历史总结后的解决方案。君主集权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董仲舒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屈民而伸君”实际上就是政治“大一统”，是遏制中央相权和地方豪强坐大的政治理论。

至于“屈君而伸天”，表面上有借天以限制皇帝胡作非为的意味，但实际上不会起作用，它的真正作用是赋予君主统治的合理性：“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

这里讲的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百姓又受命于天子，天子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与天对应。虽然“天子”这个词不是董仲舒的最先发明，《诗经》里面就有“明明天子，令闻不已”，但董仲舒的天人一体说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天子的权威，比秦始皇称“皇帝”更具威胁力。在这个地方，儒家、法家、阴阳家三家完全合流。因此，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也更具欺骗性，董仲舒比他的前辈更懂得包装，不亏为一位政治的“包装大师”。

3、三纲之道的奠基

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三纲五常”是封建糟粕，这是值得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会有专题讨论。其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受质疑。三纲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其实这个思想在荀子和韩非子那里就已经有了雏形。董仲舒的贡献是用天道说三纲：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可以从天道中推出，董仲舒给出的理由是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他说，自然界里面，万物生长靠太阳，有阳就有物，阳衰物也衰。这个有点道理。根据阴阳学说，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意思就明显了：“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按这个说法，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高下、主从、生养关系是很天经地义的。到了东汉白虎观会议，正式确立“三纲六纪”：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表述在白虎观会议上正式确立。就它的内容的形成过程来看，荀子和韩非子做了理论的铺垫，董仲舒做了理论的奠基，汉章帝在白虎观会议中予以钦定。

四、儒学的官方化

董仲舒的建议被采纳后，儒学正式成为官学，这一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既然儒学的政治地位确立了，应该有相应的举措来维持其权威。主要有两个重要举措：

一个是在中央设立太学。太学主要是培养官宦子弟，那些有政治身份的子弟和少数平民的优秀子弟被推荐在太学学习，而他们基础的教材便是儒家的经典。

二是设立五经博士。“博士”这个名称在秦始皇就有，它不是学位。五经博士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研究来保证儒学的传承。博士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授。博士门下的弟子叫做“博士弟子”，汉代设立若干博士再加一些“博士弟子”。我们现在大学的文凭有本科、硕士和博士，其中的博士这个头衔不知道是谁翻译出来的，估计是望文生义，因为古代的“博士”恰恰不是一个学位而是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的教授职称，与学位没有一点关系。汉代的儒学：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这里的“教授”是一个动词，就是每一经典的博士根据自己的理解、按照自家研究成果来教授他的弟子。正因为那些经学家各以家法教授，所以弟子不能背离老师的思想，古人是特别强调师徒传承的，不能背叛师门。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在中国不同，按照经学的传统，只能改为：“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这就是中国特色。

西汉的五经博士分了七家，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一共有十四家。其中，《易经》有四家；《尚书》有三家；《诗经》有三家；《礼记》有两家；《春秋》有两家，共十四家博士。

从汉代到唐代，我们称之为“经学时代”。对于经学的研究，郑玄和孔颖达是两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东汉的郑玄开创了郑学，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三礼的注释上。唐代的孔颖达是孔子的第32代孙，代表作是《五经正义》。汉唐的经学，从学术上说，都是“照着说”，宋明理学才是“接着说”。因为儒家的经典都是“圣人”的著作，是国家意识形态，所以注经的人出于对经典的尊敬，谁也不敢过多发挥，主要是搞“训诂”，对经典中的字义、句逗等等进行注解，不可以“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只能看成是“字字珠玑，普遍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唐经学是“继承有余，创造不足”。

好了。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董仲舒，顺便提到了汉唐经学。关于董仲舒的思想内容，比较繁杂，他的“天人之学”，实际上是一次大综合，是以儒家为本位，主要融和了阴阳家、法家、道家的某些因素。对于董仲舒和他思想，只有回到汉武帝时代政治、思想大一统的场景，才会有同情的理解。至于他的天人感应，确实有些牵强附会，带有神学目的论的色彩，但他的那个时代流行这些东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还相当迷信，天人感应还很有市场。董仲舒所做的，其实就是一场“命题作文”，他在为汉武帝做政治代言。我们今天不会相信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所说的种种政治谎言，其实古人也未必完全相信。汉唐的经学家们也未必信董仲舒，那些五经博士专家们“各以家法教授”，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到了唐代中期，韩愈开始强调儒家的“道统”，第一个站出来说董仲舒不是纯粹的儒家，将他清除出儒家的道统之列，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好，我们下次学习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