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财经讯 6月16-18日，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财经承办、青花郎独家战略合作的“2022凤凰网财经（夏季）云峰会”召开，本届峰会以“明日的世界”为主题，盛邀近60位海内外政商学界顶级嘉宾，解读大变局下的世界与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在主题演讲中表示，美元继续一统天下已经不可能，储备多元化之下，一强多币或将是趋势。

李扬表示，如今全球化的格局变了，受此影响，国际货币体系也会发生变化。总的来看，美元一统天下已经不再可能。上世纪末欧元启动，就是对美元霸权地位的挑战。自那时起，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就比较明显。但是，应当看到，美元强固的国际地位是由多重因素支撑着的，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尚难改变。所以，一强多币恐怕是一个趋势。此外，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各国央行之间货币互换安排非常普遍，这也是个趋势，同样也会对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冲击。

以下是李扬演讲视频完整版：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扬：尊敬的凤凰网财经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2022凤凰网财经（夏季）云峰会，今天我参加讨论的部分是国际形势。现在国际形势高度复杂，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我只能选择比较重要的两个国际问题参与讨论：第一个是美联储加息，以及由它引发的美国货币金融的政策变化对国际的影响。第二个是俄乌冲突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会影响到国际货币体系。

先看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人们讨论的很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同时大家预测年内可能还会有七次加息。美联储的议息会是简称，它指的是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这是讨论货币政策的会。这个会一年8次，现在已经召开3次了，还有5次，所以对于未来如何发展，大家有颇多的猜测。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同业拆借利率是0.75%到1%，优惠贷款利率是1%，应当说都还不高，如果加息的话，空间还是很大的。关于美联储加息的政策效应以及它的导向，为什么要加息，比较多的讨论集中在美国的通货膨胀上，这肯定是对的，美国的通货膨胀最近几个月来达到了几十年来的高点。

但现在有几个问题，一是通货膨胀如果说是货币因素造成的，那就应当由货币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看，这个判断恐怕太偏颇了，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显然不只是货币因素，甚至不主要是货币因素。这样来看，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应当有别的考量，比如这些政策要有多频繁，要在多大的程度上，对于通货膨胀应当承担多少责任，这些都需要认真分析。更重要的是，如果加息缩表，货币信贷供应减少，量价上都紧缩，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大家知道，宏观政策不管有多少种解释，亦不论有多少目标，把经济搞上去始终是主要目标。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会仅仅关注通胀，完全不顾其他目标。同时，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还有其他政策，现在看起来供应方面的因素比较多。

对于加息和缩表，美联储很多官员的表述中，除了应对通胀之外，还特别强调了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以及利率“回归中性”的意义。从上世纪末开始，美国经济一直处于下行甚至危机过程中，为了应对衰退，联储一直采取“超常规”货币政策。在利率方面，从上世纪末开始，美国就进入低利率格局，07/08危机更实行超低利率，将息口降至0～0.25%，而且延续数年。2012年以后，利率回升了一段时期，但遇到新冠疫情后，重又回到0～0.25%的超低水平，而且又是3年之久。伴随着超低利率，美国的货币信贷供应也是超常增长，从而造成联储资产负债表“无节操”地扩张，于2022年5月底达到8.94万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利率、货币和信贷，都是保证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在过去20余年中处于不正常状态，固然事出有因，但长期的影响肯定是弊大于利，所以，如果判断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货币、金融的环境回归正常便属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回归正常”和“中性”的表述，实际上表达了一些联储官员对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基本到位的判断。当然，联储官员判断调整到位，主要依赖的是若干实体经济指标，如就业率、劳动生产率、工资率、设备利用率等等，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我曾经在美联储做过访问研究，并同联储经济学家们有不少交往。我发现，联储确实有很多非常大型、先进、复杂的模型在运行，但是，模型运算的结果只是决策参考，真正做决策的时候，大家考虑的更多的还是实体经济因素的状况，特别是就业状况，以及在某种就业水平下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对比关系，如果就业率水平是可接受的，且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率，则采取政策或调整政策便无必要。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必须更多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有外溢性影响，只是大小有别。美国的影响最大，因为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商品和劳务都是美元定价，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有不可忽视的外溢性影响。

假定美联储是在扩表，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息，对全球的影响大致上来说好的影响比较多。美联储实施扩表，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就会增加，利率就会下降，本币就会升值，美元就会贬值；本国的资产价格，包括股市、房地产市场价格就会上升。虽然输入性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但综合起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有利影响多一些。

相反，如果美联储缩表、加息，那么就会产生资金外流，资金流回美国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就会上升，货币可能会贬值，资产价格下降，股市下跌，房地产市场也会下跌，通货紧缩，发展成本上升，发展动力会下降。总的来说，美联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利的。

面对这样巨大的冲击，中国货币政策的空间肯定是被压缩的，大致上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一个是资本流动，从数字来看，四月末外币存款同比下降了0.7%，四月份减少了488亿美元，同比多减少了966亿美元，数额很大。四月份出口顺差是511.2亿美元，吸引外资是153.8亿美元，这两个数字都是增加外汇储备的因素。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反而减少了680亿美元。当然，外汇储备减少有技术性因素，即人民币贬值。大家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是用美元汇算的，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欧元、日元等外币储备都换成美元，然后加总起来。如此一来，美元的价值变化就会影响到外汇储备的总体表现。这当然能够解释一部分原因，但是，其他一些原因，如资本外流等，事实上也不可忽视。

第二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前段时间到6.8，现在稳定在6.7左右。我从来不认为人民币汇率涨跌会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那是因为，一国货币相对他国货币究竟是贬值还是升值，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货币汇率变动后，对一国经济的利弊得失也是多方面的，综合效果并不易判断清楚。一般而言，短期看，一国货币贬值是有利于该国出口的，但是，长期而言，货币贬值，会使该国贸易条件恶化，总体说是不利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第三是利率受到上升压力。使得问题复杂的是，鉴于国内经济的状况，目前我们的货币政策恰恰需要减息，这就形成了深刻矛盾。如何在这国内外双重压力下搞好内外均衡，是一个巨大挑战。

下面讨论第二个问题—俄乌战争，我的标题是俄乌战争改变世界格局，这其实蕴含着我的一个判断，即俄乌战争是一个标志，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首先，李扬表示，俄乌冲突对增长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恰如世界银行报告所说，“俄乌冲突加剧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世界银行报告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2.19。今年以来，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先后做过三次预测。年初的第一次是4.1%；四月份的第二次是3.2%，已经调降不少；六月份的第三次是2.9%，下调幅度之大、频度之频繁，前所未有。由此可见，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李扬指出，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从5.1下降到2.6，新兴市场国家从6.6到3.4，这些下降率都非常高。中国的增长率预测是5.1，可能比印度、越南略低一些，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打仗是烧钱的事，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作为研究者，需要关注一个短期的现象的背后会有怎样的长期影响，长期影响可以用一个判断来概括，就是全球治理格局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作为研究者，需要关注一个短期的现象的背后会有怎样的长期影响，长期影响可以用一个判断来概括，就是全球治理格局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俄乌冲突后，世界发生了很多现象令人吃惊，正是这些现象使得人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从此不同了。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欧洲的传统中立国家，比如瑞士、芬兰等立即放弃中立，宣布加入NATO，这是异乎寻常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么多国家都卷入了，但瑞士等国都选择了中立，并且确实保持了中立。这一次，它们不再选择中立，而且立刻选择加入NATO，这是值得关注的变化。

第二，德国、日本等传统工业强国，作为二战的发起者、战败者，突然扭转态度，特别是改变了对军备的态度。德国迅速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以上，日本则比较明确地提出“拥核”。

第三，值得关注是英国的动态。英国在俄乌战争中的活跃程度出人意料。在历史上，这种活跃由来已久。在过去200年历史中，英国几次出手都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比如说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英国遏制了俄罗斯的扩张势头。1904年的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全俄罗斯的面貌。1946年二战结束后，丘吉尔一篇著名演讲之后，铁幕形成，两大体系形成。2022年，也就是今年4月16号，英国同波兰等六国发布了《基辅公告》，被视作“小北约”。英国的出手原因当然需要探究；历史告诉我们，英国出手总有结果，我们必须密切关注。

第四，今年5月12号到13号的美国-东盟峰会。东盟过去一直是10+3框架，即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也就是亚洲国家开会。这次是美国把这10个国家号召到美国开会，而且通过了《共同愿景声明》，声称形成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同样是异乎寻常的。这是我们周边的事，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事，涉及的都是我们周边利害攸关的国家。

第五是印太经济框架。5月23号，美国总统在日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中国周边的国家大都加入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如此等等，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已经延续多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形成结果，世界发生了巨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次的全球巨变中，我们看到：第一，经济因素并不是第一位的考量。过去一二十年中，我们已经形成一个思维定式，认为不论国内国外，经济都是第一位的，给钱就行，把利益给够就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俄乌冲突中，欧洲许多国家的举措，表明了宁愿不要利益也要断绝关系的一种状况。第二，价值观的认同，国家安全的考虑，文明的冲突，可能是世界格局变化的基本因素。

这样看，未来的格局，是全球化和区域化还是集团化，值得思索。我本人倾向于认为是区域化，乃至集团化。“我个人一直是坚定的全球化主义者，但是，面对不断恶化的俄乌局势，我已基本放弃了全球化仍将继续的判断，因为我发现，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各类因素已经基本上丧失了。”

很多人认为全球化理所当然，其实不是。回顾历史，二战以来共有80年里，其中50年是分裂的，另外30年才是全球化。我曾在一本名为《失衡与再平衡》的书中，将二战结束到上世纪90年代那一段的世界经济格局概括为“半球化”。什么是半球化呢？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以苏联为首，东欧、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即“华沙条约组织”。华约是实体，是有机构的；它有银行、有通行的货币即卢布、有国家间的经济分工。当时，苏联将中国安排的分工为主要从事农副业生产，然后，一车皮一车皮的农副产品拉到苏联去，换回我们所需的工业品。当时，我们的毛主席就不满这种“分工体系”，与苏联抗争，中苏不和，这是重要原因。

另一个阵营就是现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其除了增加一些原东欧国家和若干从苏联分裂出去的国家，北约的变化不大。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2年的世界，将近50年，两大阵营对立，“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苏联东欧集团1991年解体后，东欧投奔了北约，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抛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道路。整体巨变之下，才有了真正的全球化。中国抓住了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以全球化为特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了自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今，这个格局变了，2019年甚至之前，就已经发生变化，俄乌战争无非使得这一点更加显化。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面对的或将是区域化、集团化的格局。

这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可以巧用我们同几个战略集团的关系，利用我们业已形成的独特优势，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发展自己。

如今全球化的格局变了，受此影响，国际货币体系也会发生变化。总的来看，美元一统天下已经不再可能。上世纪末欧元启动，就是对美元霸权地位的挑战。自那时起，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就比较明显。但是，应当看到，美元强固的国际地位是由多重因素支撑着的，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尚难改变。所以，一强多币恐怕是一个趋势。此外，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各国央行之间货币互换安排非常普遍，这也是个趋势，同样也会对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冲击。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有一个事态，值得注意，就是俄罗斯用卢布为石油和天然气定价。我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它指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之一，就是依托实体产品的流动来重新布局。但是，它对俄乌战争的作用被渲染了，因为卢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份额太小，对于整个体系没有太大影响。这对于中国的意义就是：沿着产业链、价值链来展开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我们未来的选择。

李扬表示，要沿着产业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理顺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理顺我国同多数国家的贸易关系。目前，我国虽然总体上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在结构上，我们只对少数国家和地区顺差，特别美国顺差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多数国家，特别是对欧洲、日本、韩国、东盟十国，甚至我国台湾省，基本上都是逆差。贸易逆差特别是长期逆差的结果，就是对方对我国的人民币并无需求，人民币便无法通过产业链、价值链走出国门，这样，人民币国际化便缺乏实体经济支撑。所以，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要调整对外贸易结构，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主持人：您刚才在讲话里提到，美联储一些官员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有意回归正常，美国经济也在恢复，那您觉得美联储能否在降低通胀的同时又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呢？

李扬：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很大，我相信可能全世界都不能回答，因为现在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疫情、俄乌冲突、气候变化都存在不确定性，有存在这么多不确定性，经济是不是能够恢复呢？其实也挺难说。但是总的看来，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总体来说经过了近20年的低迷，结构性的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是在朝着恢复的方向走，但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又不能不理睬。一开始像美联储、欧央行是采取不理睬的态度，那是应对短期冲击。结果发现短期冲击长期化了，再加上俄乌战争持续了较长时间，需要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主持人：那您觉得美联储今年会有几次50几点的大幅加息呢？华尔街大部分同行都认为九月将是美股的一个转折点。

李扬：我认为它（加息）下半年有可能就会停止，要看俄乌战争的情况，一年八次的会议已经开了三次，现在大家都在预测九月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九月之后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到哪个时候，来自石油、天然气和谷物的供给侧冲击，将渐趋平缓。我觉得这个分析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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